一名執刑的憲兵成了柏楊文物館有血有肉的館員，這戲劇性的一幕，讓我感慨萬千。綠島的監獄更名為人權園區，柏楊也等來了恢復名譽的證書。

●柏楊與愛妻、詩人張香華。

二○○六年，柏楊去世前夕，將一批手稿和文物捐贈給在北京的中國現代文學館。由此，在台灣引發了一場「如何留住柏楊」的大討論。

不久之後，一群有心人開始在台南大學的腹地整建「柏楊文物館」，蒐集並展出其手稿和資料，重現其生活與寫作情境。次年，該館隆重開幕。

離開台南的前夜，我在瑪莎羅芙特咖啡館有一場演講。結束時，一名成大的同學用柏楊的一句話送給我：「大陸可戀，台灣可愛，有自由的地方，就是家園。」一九八八年十月，柏楊重返離別四十年的中國，將一路的觀察和思考寫成《家園》一書，這句話是該書的點睛之筆。而我與柏楊的著述的相遇，已經二十多年了。

我少年時代重要的思想啟蒙者

每個人的少年時代，都會有幾本書對其價值觀的形成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若要列舉對少年時代的我影響最大的幾本書，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是不會漏掉的一本。

八十年代中期，也許中共認為柏楊批判的對像是其宿敵國民黨，遂允許《醜陋的中國人》出版問世。這不是一本嚴謹的學術論述，而是雜文、演講的彙編。但正是這本書點燃了我對自由和正義的渴望。在用「題海戰術」迎接高考的間歇裡，我在這本書上勾勾畫畫，幾乎讀到了倒背如流的地步。

然後，到了「六四」屠殺之後肅殺的九十年代，中共的宣傳部門突然意識到，柏楊批判對象不僅是彼岸的國民黨，更是古今中外所有的獨裁政權——當然也包括共產黨在內。柏楊的文字中蘊含的啟蒙力量，多少跟一九八九年的學生運動的興起有關聯。於是，一九九一年，上海市黨的機關報《解放日報》集中火力批判柏楊的「歷史虛無主義」，河南輝縣的柏楊塑像隨即被拆除。

又過了十多年，情勢有所緩和，中共再度向柏楊拋出橄欖枝，柏楊的更多著作陸續在中國出版。柏楊晚年決定將自己的四十七箱珍貴資料捐贈給中國現代文學館——他卻不知道，包括中國現代文學館在內所有中國的「文學研究機構」，都缺乏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二○○○年，該館奉中宣部之命，非法剝奪了我的工作權。

我沒有踏入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大門，卻有幸來到位於台南大學藝術特區的柏楊文物館。該館設有四個展出空間。「柏楊大事記」部分，除了詳細介紹柏楊的生平之外，同時列出台灣、中國、世界的大事，讓參觀者更清楚地瞭解其時代背景與感受戰亂的無情。「柏楊藝術中心」部分，展示學界、藝文界贈予柏楊的書畫作品。最吸引我的是二樓的「柏楊文字空間」部分，呈現柏楊坐牢時綠島監牢的面貌，及晚年「柏楊居」所在的臺北花園新城書房和客廳的場景。

桌椅、抱枕、地毯等都是柏楊使用過的實物。柏楊的長子郭本城在《背影：我的父親柏楊》一書中說：「我就最喜歡客廳沙發上的抱枕，上面繡著『柏楊』二字，還有台南大學同學們許多的文創作品，尤其是紙製的柏楊公仔，真是惟妙惟肖，令人感情悸動不已，如果你喜歡，可以特別定製一個，帶回家擺在書櫃裡，你每次抬頭，都會看到柏老慈祥的笑容，一定會讓你思路有如泉湧。」大器晚成的柏楊，中年以後思如泉湧、著作等身。到了晚年，他仍保持了最可貴的品質：天真。天真讓他不斷受到傷害和欺騙，卻也成為他寫作的最大動力。

●柏楊80 年代曾接受本刊主編訪問。
在台北與金鐘（左）留影。

從火燒島歸來，他已百煉成鋼

柏楊的一生，戰亂與冤獄佔一半以上時間。回首來時路，他無怨無悔：「我並不認為我是天下最受苦的人，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比我更受苦，這是民族的災難，時代的災難，而不是某一個人的災難。⋯⋯我比更多的中國人要幸運得多，這使我充滿感恩之情。」他的人格有一顯著的特點即為感恩，這是基督徒最為寶貴的品質。

如同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領袖陳獨秀一樣，柏楊將監獄當作研究室。「政治犯監獄，是出懦夫的地方，也是出勇士的地方；是出呆子的地方，也是出智者的地方；是出瘋人的地方，也是出英雄的地方；是出廢鐵的地方，也是出金鋼的地方。一個人的內在品質和基本教養，坐牢的時候，會毫無遮攔地呈現出來。」柏楊文物館中有一個房間複製了柏楊當年的監牢，不過，直到我後來來到綠島的綠洲山莊，找到那間柏楊被單獨關押的房間，才真正感受到囚徒生涯的艱難。

一般的囚徒都很害怕被單獨關押，柏楊卻甘之如飴。單身的囚牢，正適宜於安靜寫作。在綠洲山莊的那些日子，柏楊始終遵守此一守則：鐵窗外面的事不去想！他把整個監獄歲月投入到寫作之中，先後完成了三部史書：《中國歷史年表》、《中國帝王皇后親王公主世系錄》，以及《中國人史綱》。這三本書成為他以一人之力翻譯《資治通鑒》的前奏。

在柏楊的手稿中，最吸引我的是他的獄中家書。在柏楊汗牛充棟的著述中，《柏楊說故事》和《柏楊在火燒島》是由「獄中家書」彙集而成，它們的「第一讀者」是其愛女佳佳。柏楊很喜歡給女兒講故事，他入獄之後，無法像過去那樣每晚給女兒說故事，便在信中描述一隻小白兔的故事，前後將近一年。當書正式出版時，已是二十年以後了，當年八歲的佳佳已近而立之年。

柏楊的一生都在為自由和尊嚴而戰。當昔日的綠島監獄前面樹立起人權紀念碑之時，柏楊應邀在開幕典禮上致詞時，他說：「人權，不單純的只是政治上的爭取、法律上的訴訟，而是一種思想的獨立，和人格的尊重，必需把人權觀念內化為我們作為一個人的基本的素質，落實在平常的生活之中。」在這番樸實無華的講話背後，凝聚了白色恐怖時代政治受難者們的理想。

彼岸的中國，毛澤東有「利用小說反黨」的欲加之罪，一句話就製造了牽涉上千人的文字獄，就連習近平的父親、當時貴為國務院副總理的習仲勳亦成為階下囚；而此岸的台灣，蔣氏父子則有「利用漫畫誹謗領袖」的欲加之罪，一組漫畫讓作為編輯的柏楊幾乎成為刀下之鬼。柏楊在回憶錄中詳細描述了特務施加酷刑的經過。在那不見天日的地方，「男子剝衣坐冰塊，女兒祼體跨麻繩」。特務們就像參加一場嗜血的嘉年華會，儘情儘興、毫不顧忌地羞辱與凌辱眼前奄奄一息的脆弱獵物，就像一隻饑餓的獅子，血盆大口裡的尖牙，咬緊羔羊左右猛甩，直到羔羊斷氣，再扯下四肢狼吞虎嚥。

柏楊揭露了特務劉展華對其施加酷刑的過程：「我正要爬起來，更猛烈的一腳又踢中我的右膝，我似乎聽到骨折的聲音，兩膝劇烈的痛使我哀號。我在地上滾動，又是兇猛的一腳，踢中我的心口。我號叫著爬到牆角，像一條就要死在亂棒之下的喪家之狗。我儘量彎曲膝蓋，抱到胸前，但又一腳正踢中我的右耳，我急抱住頭，忍不住大聲哀號。」台灣解嚴之後，像劉展華之流的窮兇極惡的特務，不僅未受法律制裁，反倒榮升法務部政風司司長。若非剛正不阿的法務部部長陳定南將其逼退，說不定他還會繼續高升。對此，柏楊一針見血地指出：「我相信這些人在社會上，一定會是一個溫柔敦厚的朋友，可是無限權力和潛在的獸性，使他們變形。」這就是漢娜·鄂蘭所說的「平庸之惡」。

從警總憲兵到柏楊文物館館員

參觀完畢正要離開的時候，一位外貌短小精悍的館員叫住我們，請我們到旁邊的辦公室喝杯水。他告訴我們，文物館的所在地是日治時代台南師範大學的教師宿舍，該建築本身就是古跡。由於空間有限，好多書籍和資料無法展出。近期不得不關閉了一處空間，因為發現有白蟻的蹤跡——對博物館來說，白蟻是致命的敵人。

這位館員似乎意猶未盡，猶豫了一下，終於開了口：「你們知道我從前是做什麼的嗎？我是警總的憲兵。」他向我們講述了一個故事：前段時間，有一位昔日的憲兵來此參觀。當年，從台灣送政治犯去綠島，這名憲兵便在綠島負責接收事宜，一度還是管柏楊的獄卒。後來，這位憲兵與柏楊成了朋友，從柏楊那裡學到很多文學和歷史的知識。

這樣良心未泯的獄卒少之又少。在專制體制之下，大部分特務和憲兵都泯滅了人性。情治人員都是國家公務員，也都是嗜血的刑求專家，享治外法權，錯殺人無罪，即使是自編自演、製造的冤獄，造成人民家破人亡也免費。事後，反而能成為國家最優秀的公務員。柏楊著作中出現的這些暴虐而殘忍的特務的名字，不應當被忘卻：劉展華、李尊賢、劉昭祥、高義遵⋯⋯

而這位館員透露說，解嚴之後，警總的很多頭目都明白自己的罪過，內心受到責備。有不少人晚年居住在榮民之家，體弱多病，孤獨無依，很可憐、很痛苦。他們先是選擇性地失憶，拒絕講述當年幹過的壞事；結果，逐漸全部失憶，甚至成為老年癡呆症患者。

「與那些老長官相比，我是幸福的。」這位名叫林伯鴻的官員說。退役後，他本來可以從事收入和地位都更高的工作，偏偏選擇到柏楊文物館來當一名普通館員，因為這份工作讓他心安理得。他說，他一生中最大的遺憾就是：在警總撤銷之前，長官下令燒毀檔案材料，他明知不對，卻不得不服從此命令，他們一群人花了幾天幾夜才將檔案焚毀完畢。如果這批材料保存下來，包括柏楊案在內的諸多冤獄，將有更多的資訊大白於天下。

一名機器人般的憲兵成了柏楊文物館內有血有肉的館員，這戲劇性的一幕，讓我感慨萬千。綠島的監獄更名為人權園區，柏楊也等來了恢復名譽的證書。然而，人們不能有絲毫的倦怠和鬆懈，因為台灣的轉型正義並未全部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