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幼兒教育家的悲劇人生
作者: 蔡詠梅

大陸傳真

更新於︰2014-08-10 Print Friendly and PDF

一生致力於陶行知理想的幼兒教育家、中共黨員孫銘勳,在中共上台後備受迫害,打成右派,冤死於一九六一年。女兒孫丹年在香港中文大學演講,痛陳父母的悲慘命運。


●孫丹年女士在中文大學中國研
究中心講述她父母的故事。

一年時間我在中大中國研究中心共聽過三場演講,巧合的是,三位主講者都是中共川東地下黨的後人,父母當年抱持拋頭顱灑熱血的赤誠,為共產黨打天下出生入死,但江山打下來,狡兔死走狗烹,全部落難打入另冊。最新一場是重慶來的孫丹年女士,五月講述父母親一生對中國教育的貢獻,以及後來慘遭中共迫害的悲劇。

被郭沫若稱之為當代孔子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生前有位大弟子孫銘勳,雖然已過世半個世紀,但至今在他家鄉貴州,仍然是鼎鼎大名,google網上一查有六七千條訊息。百度稱他是中國早期幼兒教育家,但對其經歷敘述非常簡單,僅說他一九三五年入黨,在上海、貴州等地從事地下工作。解放後,任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部研究員、西南師範學校副教授,一九六一年逝世。

孫銘勳:橫跨國共推行幼兒教育

這位陶行知大弟子就是孫丹年的父親,他真實的一生絕非百度百科所說那樣簡單平順,他是在經歷無窮磨難、屈辱和血淚後含冤而死。伴隨父母飽經人生冷暖,已過花甲之年的孫丹年女士回顧父母一生,語速平緩而冷靜,但聽者唏噓,我也一度紅了眼眶。

孫銘勳是貴州安順平壩縣人,生於一九○五年,貴陽師範學校畢業後。因思想苦悶,一九二八年到首都南京謀生,被陶行知創辦的「試驗鄉村師範學校」吸引,從此跟隨陶行知在中國開辦平民教育,選擇了幼稚教育作為他的專業。他參與了陶行知創辦的第一所鄉村幼稚園——南京燕子磯幼稚園的工作。其後跟隨陶行知,參加創建曉莊幼稚園、邁皋橋幼稚園、新安小學及新安幼稚園、上海勞工幼兒團、廣西平南幼稚師範班等。為了把農村孩子培養成現代社會的公民,孫銘勳設計的課程教育這些孩子從小具有關心政治、發表見解、行使權力的能力。孫還在幼稚教育理論下功夫,和同道創辦鄉村幼稚教育研究會,在一九三六年之前孫銘勳已出版幼兒教育理論研究著作八部,成為國內知名的幼稚教育家。

孫丹年說,專注幼兒教育的孫銘勳對政治並沒有很大的熱情,但是在國共分裂後陶行知因為親共反蔣致曉莊師範被蔣介石查封,十四名師生被殺害,陶行知遭到通緝流亡日本,孫銘勳也入獄四個月,這才使他捲入國共之爭,投身政治。一九三五年在廣西南寧辦幼稚師範班時,被當地的中共地下黨發展為黨員。一度與中共失去聯繫。一九三六年到張學良的東北軍控制的延安,進膚施師範學校教書。西安事變爆發,東北軍退出延安,紅軍開進延安城,孫銘勳找到紅軍土地部長王觀瀾,很快重新入黨,被邊區政府教育廳長徐特立聘為延安邊區政府的教育委員。

一九三七年夏天,經過請示博古和王觀瀾同意,由黨組織派回上海,在陶行知手下工作。七七事變爆發,孫銘勳隨陶行知同國民政府西遷重慶。陶行知創辦了著名的育才學校。皖南事變爆發,孫銘勳由中共組織安排撤到蘭州,在嘉峪關,創辦了「玉門油礦職工子弟校嘉峪關分校」。一九四四年又被黨組織派回貴州從事地下工作。孫在老家平壩縣擔任平壩中學校長。

抗戰勝利孫銘勳回到重慶,育才學校的主體遷往上海,留下七十七個孤兒,中共指示孫銘勳主持重慶育才分部。一九四七年國共和談徹底破裂,公開的中共組織全部撤離。孫丹年說,一九四八年重慶地下黨發行的油印小報《挺進報》被破獲,川東地下黨組織垮掉,只剩下個別黨員孤軍作戰,孫銘勳也在其中。他將重慶育才分部撐持下來,還新招收一百多個學生,使育才恢復到原來規模,並一直堅持到中共上台。今天改回舊名的重慶育才中學是重慶最優秀的中學校。


●孫丹年為父親寫的傳記《陶門弟子教育家孫銘勳》。

批判武訓運動成首當其衝的靶子

身為左翼教育家的孫銘勳本質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和那個時代許多理想主義的知識分子一樣,加入中共革命實際是一場誤會。抗戰時期中共許諾將建立民主自由中國,說得天花亂墜。孫銘勳這類的熱血書生信以為真,結果好人上了賊船,最後都不免受到清洗,結局相當悲慘。孫丹年說,中共新政權建立時,他父親欣喜若狂,他自己也是這個政權的一分子,天真地認為內戰結束,政治理想實現了,中共應該建設一個和平的、充滿愛的環境了,他要努力去實現陶行知先生未竟的生活教育理想。因此他拒絕當官,不接受黨組織分配任重慶市教育局副局長,要繼續做他的重慶育才中學校長,以實踐他的教育理念。他沒有想到,陶行知的教育理念和自己的命運即將遭到滅頂之災。

中共打江山時代非常推崇陶行知,把他說成是聖人,冠以「人民教育家」之偉大稱號,其實是為了統一戰線的需要,以爭取知識分子,孤立國民政府,一旦上台就開始清除陶行知的資產階級教育思想。因為陶行知已去世,而且中共過去把陶行知抬得太高,不便公開批陶行知,就把陶行知推崇的清末平民教育家武訓作為替代的靶子,在全國發動批判武訓運動,不願意配合新政權蘇聯式教育路線的陶行知忠實弟子孫銘勳於是首當其衝。

一九五一年大規模批判武訓運動在全國展開後,陶行知創辦的重慶育才中學被指深受武訓精神影響,當時的報紙公開指責校長孫銘勳抗拒批判武訓,致使對《武訓傳》的討論在該校無法開展。為了壓服孫銘勳,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派工作組進駐育才,組長是鄧小平的弟弟鄧墾,給予孫銘勳「黨內當眾警告處分」。

孫丹年說,市委宣傳部第二個工作組派到育才時,正是中共在全國開展清匪反霸的鎮反運動,全國一片紅色恐怖。重慶每天都在殺人,最多一天就殺了六十多人。今天她翻看當年的報紙,仍看得心驚膽戰。這時的育才中學已成階級鬥爭的戰場,氣氛相當恐怖,孫銘勳被隔離關押,工作組發動學生們揭發檢舉她父親,公開集體盡情羞辱他。並動員孫銘勳的同事、朋友寫文章對孫銘勳展開大批判。半年時間重慶報刊發表了三十多篇批孫的文章,多數指名道姓。

反右再遭劫難而死,禍連妻女

孫銘勳飽受輿論絞殺之時,另一個更大的打擊到來。陶行知創辦,孫銘勳傾注了極大心血的育才學校被分解,部分撤銷,部分合併到他校,餘下初中部改名重慶市第十三初級中學,後再改名重慶市第二十中學。育才學校不再存在。心血付諸流水,理想破滅,人格受辱,前途渺茫,孫銘勳活不下去了。一九五二年三月六日,他用剪刀剪破了自己脖子上的動脈血管,鮮血噴湧,驚動了監視他的守衛,送到醫院搶救後救活。由於共產黨員自殺就是叛黨,孫銘勳被中共逐出了黨的隊伍。

一九五三年孫被調到西南師範學院教授幼兒教育,過了稍微風平浪靜的幾年,但到一九五七年反右,因為在全校教師大會上奮起為陶行知辯誣,劃為右派,再遭滅頂之災,三年後含恨去世,這時女兒孫丹年只有九歲。孫銘勳因死得到解脫,但他的妻兒還得繼續挨苦下去。

孫丹年的母親鄺忠齡是父親孫銘勳的學生,為一位優秀的小學教師,因為不願意與右派丈夫離婚,自己也在次年被劃為右派,被罰在西南師範的勞教隊幹活。丈夫去世後,全家被趕出西師宿舍。帶著兩個女兒的鄺忠齡走投無路。最後嫁給一個一字不識的貧農。孫丹年和姐姐也隨母親改嫁到農村。她說,繼父心地很善良,由於與她母親結婚,被貧下中農協會除名,使他非常痛苦。繼父一九七五年病逝。

孫丹年講述父母的苦難,沒有提到她個人的經歷和感受,但可以想像,在殘酷的毛澤東時代,一個父母皆右派的黑五類少女,要承受如何的貧窮困苦和屈辱磨難,在她心靈中會留下如何巨大的創傷。不過在她平靜的敘述中,還是能夠感受到深藏在她內心那若隱若現的精神創痛。

女兒孫丹年為中美合作所恢復名譽

暴君毛澤東死亡,文革終止,孫丹年一家的苦難才結束,她和妹妹從農村考上大學,一家人重新過上正常人的生活。孫丹年後來成為作家,出版過文學作品和數百萬字的史料作品,包括一部將中共當局扭曲的歷史再扭轉過來的歷史著作《中美合作所與太平洋戰爭》。位於重慶歌樂山的中美合作所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美兩國軍事情報合作抗日機構,對中國抗日貢獻良多,抗戰結束後即解散,並沒有介入後期的國共內戰,但中共上台後通過一系列偽造的文學作品和電影《在烈火中永生》《紅岩》等,將中美合作所歪曲醜化為鎮壓中共革命者的「法西斯集中營」,煽動中國人民對美國的仇恨。

重慶歷史學家何蜀對孫丹年這部著作評價很高。他說,孫丹年這本書從史實上澄清真相,恢復了中美合作所歷史的本來面目。他指出孫丹年曾任歌樂山烈士陵園編研室主任,瞭解原渣滓洞、白公館兩個看守所及受到牽連的中美合作所的歷史,還認真查閱了相關的大量資料,特別是敵特檔案,在那些幾乎無人問津的「故紙堆」中長時間潛心反復閱讀,作了大量的筆記,從而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建立在堅實的史料基礎上。

孫丹年還用餘生為父親寫了一部傳記《陶門弟子教育家孫銘勳》,發掘了父親一生對中國教育事業的貢獻,而這些貢獻本來經當局的歪曲和抹殺已被歷史淡忘,並回溯了父親為了自己的教育理想而受難的下半生,為父親的冤屈討回了歷史公道。孫丹年在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演說結束後,前中心副主任熊景明女士不禁感慨地說,生女當如孫丹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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