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曾任職香港亞洲周刊的王建民先生，在深圳辦了兩個政論雜誌，最近突然被公安查抄、刑拘。作者是王建民的朋友，特以友之子的身份寫出此文。

雖然，我才一歲半，出生在香港，但我已經知道了我的爸爸叫王建民，他是美國人，但血管裡流著中國人的血，所以，他熱愛這個國家，不僅常年住在深圳，而且在香港工作，如果他是純粹的生意人，倒點魚鱉蝦蟹什麼的，就沒有問題，偏偏他還想推動中國的民主與法制，故此，他辦了兩本雜誌，一本叫《臉譜》，一本叫《新維月刊》，它可不是我們小朋友喜歡讀的小人書，它是專給大人們看的，當然講大人話啦，國內的大人們經常撒謊，但有的香港人喜歡講真話，這就成了登在雜誌上帶刺的文字，於是，就發生了我們家的小故事，這可把我嚇壞了，我有點害怕，但心裡憋得慌，我還是想講給大人們聽聽。

六一兒童節前夕，爸爸被帶走了

2014年5月31日，也就是「六一」兒童節前一天凌晨的三四點鐘，深圳的夜是不寧靜的，大街小巷燈火閃爍，不時地有汽車掠過，但此時此刻，我們全家人都睡著了，我躺在美麗的媽媽和瀟灑的爸爸中間，爸爸用一隻手還放在我的腿上，和全國人民一樣，我們都在做著「中國夢」，這個夢是美好的，在高樓大廈的森林裡，流淌著汽車的河，白色的牛奶湧起金色的波浪，安徒生童話裡的小房子，不用花錢人人有份，每個人見面都帶著笑容，笑得大鵬灣的文化村翩翩起舞，有個阿姨給了我一束鮮花，它是紅色，紅得像血，與別的花唯一的不同是，它會唱歌，它一邊唱，一邊朝我走來，忽然，一隻大灰狼跑來，把鮮花撕碎丟在地下，我嚇得哭起來，一家人都醒了。我們聽到急促的敲門聲。

我鑽進媽媽的懷抱裡，感受爸爸的身體在移動，哥哥姐姐都爬起來望著大門，我的外公趕忙穿上衣服走到門前，爸爸也跟了過去，問他們是何人，門外的人說是深圳市公安局的，於是，我們家前所未有的噩夢開始了。

幾個公安大人出示了拘捕證，不僅對家裡進行了底朝上的查抄，拿走了電腦，U盤和一些雜誌，書籍，而且還把我們全家人都帶到了派出所，連我這個一歲半的小寶貝也不放過，我才這麼小，我去你大人的地方去幹什麼啊？兩個哥姐也是呀，我們都圓睜著驚恐不安的眼睛，打量這群身穿制服的大人，他們面對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卻像對待全副武裝的敵人，憑什麼讓我們小孩目睹這嚇人的場面，是為了叫我們長大後，心裡對公安留下恐懼和仇恨嗎，為什麼不能策略地，溫柔一些，他們大人沒有寶寶嗎，他們沒有家庭嗎，他們的孩子不需要「父親節」嗎，即使爸爸真有事，完全可以找一個我們不在的場合做點調查，讓我們幼小的心靈保留「中國夢」，何必要這樣精心策劃而瘋狂表演呢？我聽外公講過「文革」的故事，這怎麼就像「文革」重演呢，這與「習大大」講的「中國夢」不是一個味啊。

說爸非法經營，其實是因言獲罪

接下來，對媽媽和外公都開具了取保候審單子，讓他們帶我們孩子回家，但爸爸卻被刑拘後，送到深圳第二看守所去了，從此，我也許就很難看到爸爸了，因為中國內地不是香港，沒有獨立的司法系統，哪個當官的想抓人，就像大人們用罐頭瓶子，抓一隻蟋蟀玩一樣，爸爸就是一隻蟋蟀，別看在香港叫得歡，深圳公安當官的大人，想抓他易如反掌。也許因為他是美國人，考慮到領事糾紛的問題，現場沒有打他罵他，已經是夠客氣的了，不過，我才一歲半，當面抓走了我爸爸，我可是嚇破了膽，我想，爸爸是這個世界上的大好人，做事清清白白的，可能押一段時間就放了，但不論如何，今年6月15日的「父親節」，我是沒戲了，媽媽為了救爸爸，四處奔波，請律師啊，到看守所送錢啊，向親朋好友求救啊，等等，總之，大家都沒心情過「父親節」了，我連一塊糖也沒得到，我第一次嚐到了沒有爸爸的「父親節」的滋味。

別看我才一歲半，在大人們的眼裡，什麼也不知道，你們猜錯了，人的靈魂是不死的，是永恆的，每一個新誕生的小寶寶都是大人死後變的，所以，我知道很多很多的事情，首先，拘捕爸爸的藉口是「非法經營」，其實是「因言獲罪」，他如果做生意就沒事，他倒楣就「倒」在雜誌上，雜誌是什麼？是言論自由的視窗，它搭起一個園地，刊登了某些大人不願看的東西，比如，貪官倒臺的內幕啊，言論或維權人士的抗爭啊，民主法制的評論啊，追求國家進步的夢想啊，等等，這些都是大陸當官的最忌恨的，他們可能觀察，等待了很久，早在我們家門前安裝了監控設備，早就監聽了電話，爸爸做的一切都記錄在案，就等某一天，時機成熟了再抓他，後來，等到了「六四」25周年前後，因為周邊國際形勢緊張，內地社會治安不好，新疆的恐怖活動頻繁，於是，驚慌不安的大官們一個令，早已對爸爸恨之入骨的深圳小官們，就不客氣地動手了。

爸爸也真是粗心人，他總是那麼善良而輕信，總是對自己充滿信心，他認為雜誌的觀點不偏激，只是善意地評論社會現象，只是講點人們喜歡讀的小故事，既不會被取締，更不會被抓捕，就在出事前的一周，有一天上午九點多鐘，我假裝睡著了，聽到那個因言獲罪，坐過五年多大牢的姜維平大大，打電話對爸爸說，現在國內的政治局勢風雲突變，很多人被抓了，你也要小心啊，共產黨不可能允許你在國內四處走動，卻在香港辦雜誌批評他，當官的和你翻臉，只需要三分鐘，你還不相信，真別說，這「姜大大」坐牢有了悟性，算得很準啊，那時，如果爸爸聽他的，跑到香港來，是不是「父親節」就一切如故。

賣雜誌拉點廣告，為了養家糊口啊

如今，說啥也沒有了，爸爸既然被抓進去了，出來就比較困難，從公安精心設計的抓捕時機和方式看，他們不會輕易放過他，但從深圳公安局主動發出的微博看，說什麼「根據群眾舉報」，又留有迴旋和放行的餘地，但願不是中南海的大人們下令抓的，因為爸爸辦的雜誌《臉譜》和《新維月刊》刊登了不少姜維平大大寫的批評薄熙來的文章，這些文字是幫了「打薄派」的啊，難道過河就拆橋，卸磨就殺驢嗎，再說，爸爸的雜誌宗旨也不錯，它是在幫助黨內的改革派，抵制保守派的，從來不造謠，不誣衊，不誹謗，而是鼓吹改良和漸進式民主，這有什麼罪呢，就賣了一點雜誌，拉了一點小廣告，養家糊口嘛，這算啥事啊。

自從爸爸被抓走之後，我沒一天不哭的，才一歲半，我就失眠了，我有很久的記憶，萬千往事湧上腦海，我想起關於「習大大」的故事，他爸爸習仲勳是怎麼倒楣的？不就是因為一本小說《劉志丹》嗎，這和《臉譜》是一碼事啊，結果習父叫人整的，坐了很多年的牢不說，晚年在深圳差點傻了，而且，小近平等孩子也受到了牽連，進了幾次看守所或少管所，總之，文字獄的苦，他是吃透了；更富有戲劇性的是，他爸爸最後的人生悲劇，就是在深圳結束的，所以，我真的想不通，深圳公安怎麼敢吃了豹子膽，重演文革的故事。我童心不改，堅信爸爸是地方下令抓的，「習大大」不知道，我想問，他知道了如何解釋「中國夢」，如何讓人們評價他啊。於是，我想了這麼多，還使勁地哭，哭的整個深圳都在晃動，我希望中南海的大人們都能聽見，我希望爸爸早點回家。

不好意思，因為我太小，不會寫字，就讓姜維平大大代筆了，請原諒。

（2014年6月15日「父親節」於多倫多喜來登大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