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指出1898年六月的戊戌變法和1989年的學運的許多相似之處，一樣的形勢一樣的失敗，都有過於激進的失策。但其改革的精神不滅，永遠值得發揚。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學運和隨之的政變屠殺，爆發於紅朝，至今二十五年，中外人民年年在紀念。同一個六月，1898年的戊戌維新和隨之的政變流血，演繹於大清，至今一百一十六年，學者專家反復在探索。

兩場事變，時間相隔有年，朝代更是迥異，但對比研究，它們居然是如此之相像。此本質使然也。俱往矣，戊戌和「六四」，但其中的教訓至今值得總結和汲取；永存矣，戊戌和「六四」，其改革的思想和精神不滅，永遠值得繼承和發揚。

形勢相似選擇目標一樣失當

晚清的戊戌維新，發生在1898年的6月11日（光緒正式發佈《明定國是詔》）。僅僅經過一百○三天，到9月21日，慈禧就囚禁光緒，再度訓政，並立馬斬殺了譚嗣同等六君子，維新以流血政變告終。

其實，結局或可完全不是如此慘烈。十九世紀末的清皇朝，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除了大清皇朝自己的腐敗，甲午的慘敗和接著的割地賠款，使不僅是民間和有些頭腦的封疆大吏（例如李鴻章、張之洞），甚至清政府的最高層（如帝師翁同龢和恭親王奕昕）乃至慈禧太后都認識到國運的衰敗和社稷的危殆，從而都在不同層次上對變法有所認識和贊同。形勢對於維新變法是極為有利的。

當時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就是得到中樞批准的維新之舉，甚至直到光緒倒向康梁，拔擢譚嗣同等四京卿前，慈禧也明確表示不反對光緒搞維新。即便是康梁，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等都曾表示出很大的支持，不僅予以經濟支持，李鴻章不僅捐款，自己還申請加入康有為的強學會（狂妄的康有為還予以拒絕），張之洞曾支持康有為的強學會和梁啟超的《時務報》。當此形勢，如果康梁和譚嗣同等能充分利用這些有利條件，提出的改革方案能有理有利有節，並團結贊同維新的疆臣大吏，應該說，維新完全有可能步步推進，流血政變完全可能不發生，從而中國後來的演變很可能完全不同。

遺憾的是，康梁沒有這樣的智慧，一開始就提出了極端的主張，擅改紀年，甚至公然提出 「斷髮改元易服」，還叫囂「殺幾個大員」來強推新政。這就在力量懸殊的殘酷現實下，把維新推到了滿漢矛盾、推翻滿清政權的風尖浪口，末了甚至完全喪失理智、矛頭直指慈禧。如此，老太后怎麼會不堅決予以鎮壓？而其實，「大清」還是中國，慈禧還是光緒的糾結完全可以至少暫時不必理會，穩步掃除障礙、漸次推動各方面的新政才是當務之急。試看僅僅三年之後劉坤一張之洞的《江楚會奏三摺》，提出的各項改革措施無論在廣度和力度上都要比戊戌維新大得多，但就是因為避開了大清朝的「四項基本原則」（尊重滿清政權），而得到慈禧的首肯。

回顧胡趙新政的歷史，其時，毛的文革使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共和國」同樣風雨飄搖。繼起的鄧小平因而不得不祭起「改革開放」的法寶。特別是在趙紫陽當政後，雖然趙不得不屈從鄧的「四項基本原則」，但他顯然已經有了迂迴穩步、推進政改的思想和策略。紅朝「體制內」支持改革的大佬也不乏其人。這一形勢，正與當年的戊戌時代一模一樣，極為有利於改革維新。而另一方面， 鄧式「中學為體」的「四項基本原則」的強勢，又決非學生和國民所能匹敵。這也與光緒不能對抗慈禧一模一樣。

在這樣的形勢下，如果「六四」運動能暫時繞開力所不能及的、抵觸「四項基本原則」的政治目標（包括要求鄧小平下臺），暫時把抗爭的目標嚴格局限於例如反價格雙軌制（甚至避開「官倒」的字眼）反腐敗（不點名鄧氏的康華公司等等），並團結贊同改革的「體制內」一切力量，就可能步步為營，有所成效。如此，中共未必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再演「菜市口」（天安門、木樨地等）囚禁「光緒帝」（趙紫陽）。趙的下臺，使改革、包括未來可能的政改戛然而止並急速倒退，這正如戊戌政變其實是為義和團的興起和八國聯軍的蹂躪創造了機遇一樣。「六四」英靈的鮮血竟暫時換來了完全相反的結果，實在是可歎！

離開戒急用忍漸次推進的正道

欲速不達，這是事物發展的普遍規律。權衡力量對比，理清幹枝脈絡，分清輕重緩急，戒急用忍，才得漸次推進。這也是鬥爭應採取的策略，更何況對於經濟政治大變革這樣翻天覆地的大事。如果說商鞅車裂、半山放逐（王安石）、江陵鞭屍（張居正），改革者太多的是沒有好下場，則不考慮策略，沒有最大限度地減少阻力，就是他們最大的失誤。即以戊戌而言，僅以裁撤冗員、甚至乾脆把光祿寺、鴻臚寺一鍋端，也不對那些滿漢「老革命老幹部」安排任何出路，就已是十足的愚蠢。如此行為，怎能不把那些大佬全都推向了維新的反面，徒增改革的阻力？至於在總共只有一百○三天的時間裡，維新的事項竟達三百餘，一日之內頒布的維新諭旨甚至多達十餘件，如此躁急，連目還不能暇給，又如何貫徹？這豈不等同兒戲！僅此一端可見康梁的輕率和實際從政能力的缺乏，完全無法擔起改革的重任。

對照「六四」，實事求是說，一方面，固然不能責怪那些熱血青年；但另一方面，可悲的是，他們的不成熟和躁急同樣存在，更沒有吸取戊戌的教訓。在當時的力量懸殊之下，採用與殘暴的共產政權直接對抗（可憐他們被 「爹親娘親不如黨親」 的洗腦搞得一團漿糊腦子）的靜坐絕食方式，還天真地要求與強大的中共「平等對話」，就只能是自我毀滅一途了。正如趙紫陽後來在《改革歷程》中所說，學生的激烈恰好為李鵬提供了藉口，促成了鄧氏的大開殺戒。

如果當年他們策略一點，例如不去「佔領天安門」，遊行也有個節制；不爭一日之短長，而求漸次的寸進累積，如此等等，至少有可能，中共會難以欲加之罪而悍然舉起屠刀。熱血青年不應該是炮灰，留得青山在，才不怕沒柴燒。遺憾啊，當時的社會賢達大多也只支援學生的正義，而沒考慮到指導與保護學生。自然，這也必定是由於多數成年人也沒有想到鄧小平竟如此殺人不眨眼，「小平您好」的夢囈尚未清醒。而「六四」的一個偉大意義，就是從此以鮮血喚醒了億萬民眾，認清了鄧皇帝的無比兇殘。

要學會退場機制避免無謂犧牲

2014年5月號《開放》發表的金鐘先生《退場機制》一文，讀來真是一位長者智慧的和良心的金石之論。誠如金鐘所言，知所進退，是做事決策最重要的智慧；避短揚長是最可貴的自知之明。台灣的太陽花學運在歷時二十四天後光榮退場，充分表現出學運領袖林飛帆的成熟。退場機制是太陽花學運的逗號而不是句號。學生決定轉守為攻出關播種，待到全台幹起來，花兒朵朵開。

可悲啊，戊戌的譚嗣同和「六四」的熱血學子都不懂得退場機制。譚嗣同死到臨頭明明有機會出走，卻「獨自橫刀向天笑」，無端引頸就戮。勇則勇矣，但愚也愚極，想來還真有人會用饅頭蘸著他的鮮血，吞下去治肺癆。國家和社會損失了一位有德有才、未來也必定會成熟的英才。

可悲啊，「六四」居然沒有汲取戊戌的教訓。趙紫陽親臨廣場，流露的全是真情實意，話也說到了無法再明白的程度，同時表明了他寄希望於青年學生的願望，但柴玲等堅持「頭可斷血可流，人民的廣場不可丟」，真也是同樣的勇則勇矣，愚也愚極。終於，數百條年輕的生命白白犧牲在廣場（最小的僅只有九歲）。

鮮血不會白流六四鮮花終將盛開

戊戌和「六四」的進程如此相像，其結果和前途當然必定是同途同歸。

歷史上，戊戌政變滋生出載漪和剛毅的坐大，晚清政局越發不可收拾，並從根本上催生和扶植了義和團的暴民運動，終於激起八國聯軍的干涉。但另一方面，譚嗣同等六君子的鮮血畢竟沒有白白流。維新思想越益深入人心，面對政局和社會的危機，在前述劉坤一、張之洞和袁世凱等的強力推動下，維新思想終於再次勃發，其聲勢之浩大，最終居然發生質的嬗變而催響了武昌新軍的槍聲，戊戌烈士的鮮血終於澆灌出辛亥革命燦爛鮮花。

「六四」的鮮血也同樣不會白白流！同戊戌政變一樣，反動派得逞一時之猖狂，「六四政變」滋生出貪腐在大陸的遍地橫行，中共貪腐集團坐大，整個社會錢浪滔滔、人慾橫流，越益潰敗，政變的惡果暴露無遺。但同時，暴虐者在步步退縮，從「暴亂」、「動亂」、「風波」以至「事件」，並且盡可能連「事件」也不提，他們的靈魂無日不恐懼。而另一方面，反腐敗，爭民主的呼聲卻越益響亮。劉曉波、許志永、浦志強等的鬥士，前赴後繼，生生不息。待到風雲際會之時，「六四」的鮮花同樣會盛開，直至最後孕育出民主憲政的新時代。

而紀念「六四」，總結「六四」，宣傳「六四」， 就是要催發 「六四」的種子更早地花朵盛開，碩果累累。六四的英靈，其笑逐顏開！（作者係大陸退休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