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冉雲飛花費數年心血研究四川五四時代文化界聞人吳虞。透過其日記與文章解剖中國新派知識份子的心理特質，關照今日現實。

●  中國現代派畫家四大金剛之一岳敏君的油畫《處決》，以調侃手法影射六四屠殺和中國人性。此畫在2007年蘇富比歐洲拍賣會以293萬歐元成交，創中國現代畫最高價。（本刊資料）

　　我寫過一篇題為《中國病人》的文章，評論古龍的武俠小說。在我看來，古龍筆下的那些大俠們，無一例外都是與所處的大環境格格不入的「病人」。其實古龍本人何嘗不是一個病人呢？而當我讀到冉雲飛著的《吳虞和他生活的民國時代》一書的時候，「中國病人」這個題目再次浮現心頭。冉雲飛說，他寫這本書是要以一個人（吳虞）為中心、一套一百一十五萬字的日記（《吳虞日記》）為底本、兩個地方（成都和北京）為舞台、一群人物（蔡元培、胡適、郁達夫、巴金等民國著名知識份子）為線索，鮮活而個案性地展示民國時代的生活、文化諸方面，並以此觀照中國當代社會的病症。

　　先來看吳虞其人其事：吳虞，字又陵、幼陵，一八七二年生於四川新繁，戊戌變法前後追尋新學，「不顧恥笑，搜訪棄藏，情稽深覽，十年如一日」。後留學日本學習法政。一九一○年，吳虞著文揭露其父的醜行，被鄉親視為「名教罪人」。此驚世駭俗之舉，活脫脫就是魯迅《狂人日記》裡的主人公。如果仔細探究吳虞的一生，才知道《狂人日記》中描述的狂人精神狀態並非誇張和想像，《狂人日記》乃是對那個王綱解紐、光明與黑暗貼身搏鬥的時代的知識份子心靈苦難的真實寫照。吳虞所遭受的迫害、所承擔的壓力，以及自身的心靈扭曲，甚至超過了那個吃人兼被吃的「狂人」。

吳虞文章與狂人日記交相輝映

　　一九一八年，新文化運動正處於堅冰突破階段。遠在西南一隅的吳虞致書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痛批儒教「阻礙文化之發展，以揚專制之餘焰」。一九一九年，吳虞在《新青年》雜誌發表《吃人與禮教》一文，震動文壇。他認為中國歷史的本質是「吃人」，這與魯迅在《狂人日記》中的控訴異曲同工。這篇文章與《狂人日記》，可謂珠聯壁合、交相輝映，堪稱「五四」時期如閃電雷鳴般的奇文。由此吳虞被譽為「中國思想界的一個清道夫」。胡適在為《吳虞文錄》所作的序言中，也稱贊他是「四川省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這句話後來被誤傳為「打倒孔家店」，又發展為全盤反傳統主義的濫觴。文學史家嚴家炎教授曾撰文指出，胡適評吳虞之語，只有「打」而沒有「倒」，「五四當時並沒有打倒孔家店的口號，現在人們都那麼說，但是我查遍了《新青年》，沒有。」

　　當時的北大是全中國獨一無二的文化與學術平台，站在這個平台上，聲音才能傳得廣遠。一九二一年，吳虞北上任教於北京大學。胡適在一九二一年五月十日的日記中記載了與吳虞第一次見面的情形：「陳惺農邀在中央公園吃午飯，會見吳又陵先生（虞）。這人是十年前的激烈分子，在成都不為眾人所容，後來《新青年》出版守舊的空氣稍變，他才漸漸的受人歡迎......此次是北大邀他來教國文的。今日我第一次見他。」此後，吳虞在北大任教四年，這是其一生中最為得意的一段時間。

　　冉雲飛讀書之多、之雜，當代少有人能與之相比。而《吳虞和他生活的民國時代》一書，則是其讀書之「深」、之「專」的充分展現。書評人棠湖居劍客在《良史與病夫》一文中指出：「所謂良史者，乃尊重客觀真實，少有主觀妄斷，任巨細儼然而絕不筆削春秋，使清濁有序而不會移花接木。」冉雲飛細讀吳虞的日記，發現此人是狂人、是畸人、是病人。吳虞生活在新舊兩個時代和中西兩種文明的斷層與擠壓之中，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他一生的行事為人充滿了背謬與矛盾，始終沒有建立起一套自己身體力行、貫徹始終的信仰與價值觀。

研究中國知識份子的雙重性

　　冉雲飛認為吳虞是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新舊雜陳的典型範本，從他身上既可以看到追求民主自由的要求，也有專制噩夢的糾纏；既有求真問學的韌勁，也有馮唐易老的即時放棄；既鼓勵太太寫關於婦女革命的檄文，但時常與人販子打交道，買小妾買僕人、喝花酒；看書博雜，從亞當．斯密到諸子百家，並從來未在西學上有所闡發，也很少專寫申論民主自由的文章；留學日本習政法，但教的卻是諸子文及國文，正其所謂學與教是「劃然懸絕」；他並不真正精通經商之道，日記裡卻滿是賺錢和花錢的記載；他痛恨中國的傳統學校要求學生讀四書五經，便讓女兒讀成都的華美教會學校，沒有想到卻造成了女兒與他無法填補的代溝；他「革」父親的命，又被女兒所「革」；他批評父親的專制，對女兒也是多所苛責。所以，他既是專制的批判者與受害者，又是生活裡面專制的維護者。

　　在巨人林立的五四人物當中，吳虞的學術成就和影響力充其量只是個二流人物，冉雲飛為何要花費多年的心血為其立傳呢？公允地說冉雲飛在當代的中國文壇和學界的地位，早已超越了吳虞在當年的中國文壇和學界的地位。那麼，作為一流的公共知識份子的冉雲飛，反倒去研究作為二流的公共知識份子的吳虞，是不是有點得不償失呢？冉雲飛在該書的《自序》和最後一篇《吳虞心理學分析》中說，他希望從這個學者病人身上，找出文化和制度的病根。他又說研究病人或許因為我們自己本身也是個病人！他寫道：「我發覺他既是中國社會的病人，也是中國社會之病的參與者，清理者、治療者......或許正因為自己也是個病人──或許病的方式、角度可能與他不同──才能更深刻的體會到他作為一個中國社會病人的痛苦。」冉雲飛既是在寫吳虞，也是在寫自己；既是在梳理歷史，更是在剖析現實。

　　吳虞有強烈的「敵人」意識，在日記中對許多親人和朋友，甚至幫助和關心過他的人都不乏負面評價。冉雲飛並不迴避吳虞生命中那些最陰暗的角落，但也不「站著說話不腰疼」地作苛刻之論。他說：「我研究吳虞的學侶交往與人際關係，體會他道德上的焦慮、自戀的人格、防衛過度、缺乏安全感的許多做法，有一種自以為難得的悲憫與體認。」

民初的社會分裂給了學人自由

　　所以與其說冉雲飛是一名良史，不如說他更是一位良醫，正如書評人棠湖居主人所論：「體認甚麼？在今天這個禮崩樂壞的時代，特權橫行，唯利是圖，道德抵押，公義惶惶，一個稍有視界的人，幾乎不可能沒有這樣的道德焦慮，防衛過度和缺乏安全感。」更為嚴峻的現實是：環顧如今的海內外，不少批評統治當局的人士，其血液裡卻滲透著專制的毒素。他們在反對獨裁的時候使用的文化資源，往往取之於獨裁體制本身。他們中的許多人，在公共領域中義正詞嚴，滿口民主自由；在私人領域中卻是暴君作風，是不負責任的丈夫、父親或兒子。在這個意義上，冉雲飛選擇寫文化和學術成就並非一流的吳虞，乃是以之為鏡鑒，警醒當下的同道們：若不刮骨療傷，便盜不來民主自由的火種。一個滿眼皆敵人的人，不可能是一個理性而寬容的現代公民。

　　吳虞的若干言行都不為同代人之諒解。就連思想開明的維新派人士汪康年，在其筆記中也對吳虞有此惡評：「近報載四川新繁縣吳虞，曾留日學法政，畢業回省，充各學堂法政教習。一日忽發傳單，歷數其父過失眾人大駭。經諮議局糾舉，又經川坤周鳳翔等稟控，經護督王公傷檢察廳起訴究辦。風俗之墮落至此豈不可歎！」當時川督王人文對吳虞發出通緝令，要求地方當局將其「就地正法」。幸而辛亥革命爆發滿清政權崩潰，吳虞方才倖免於難。

　　進入民國之後，吳虞的生存處境大為改觀，因為分裂的局面使得統治者無暇全面控制文化領域和民眾之日常生活。在中國歷史上，士大夫的精神自由與普通百姓的生活幸福指數，從來都是分裂時代大大優於大一統時代。所以並不是說民國知識份子比今天的知識份子更有才華、活力和創造力，而是民國的外部環境優於今天的外部環境。對此冉雲飛指出，「格於政府權力比較弱小，武力未能全國統一，沒有形成那種大一統的意識形態灌輸格局，反而成就了學生讀書學習，教授講課研究上的相對自由」，而教學的相對自由，就是思想的相對自由。這一點冉雲飛和我們都要羨慕吳虞了──我們未能生活在那個時代，我們注定了病得更重，也注定了需要經過更漫長的時間和更艱苦的努力才能從精神的殘疾中康復過來。

二○一一年四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