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以來,香港以國際大都會開放、自由、多元的社會特色,是各國各色人等的活動舞台,並從中獲得好處,包括中共。現在卻要禁止外國勢力入內。
●香港歷來是萬商雲集、間諜逍遙
的自由之港。中環一景。
香港自九七年回歸以來,北京對落實基本法中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的政策和承諾,不但沒有「成功實現」,反而由於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推出越來越左的政策,將任何和中央的政策持不同看法或者反對意見的人視作「敵我矛盾」,定性為由「亡我之心不死的境外敵對勢力所支持和鼓動的敵人」和「一小撮反中亂港份子」,為了「陰謀篡奪對香港的管治權」。造成港人和中央政府漸行漸遠,一種原來在回歸後大致上的和諧關係,逐漸演變得越趨疏遠甚至於岌岌可危起來,這就是我們今天面對的嚴峻的事實。
葬送一國兩制的是什麼人?
在香港,北京依靠和信任的首先主要是那些「中聯辦」的官員,還有就是那些香港的官僚政客,財閥富豪等人物。而這些香港的上層人物為了自己的政經利益和特權得以保障並蔭及他們的後代,不惜誇大「敵情」來誤導中央對於香港社會的正確評估,他們處處迎合北京的政策需要,強詞奪理,癲倒黑白,混淆是非,頻頻對幾乎所有關乎香港的事務和涉及香港的利益作出不負責任的表態和聲明,以此來表現他們對「愛國(黨)愛港」的忠誠,並取得北京的信任和支持。而實際上他們言不由衷,往往當面一套背後一套,以即時的實際利益為目的,香港的前途和中央政府的信譽他們完全可以不顧,況且這些人大多已經取得外國籍,形勢一旦有變隨時可以一走了之而沒有後顧之憂!
幾乎可以斷言,最後情勢的發展將會證明就是由這些人,成功地葬送了香港「一國兩制」的前途! 過去的十幾年來,他們倒行逆駛的種種真實個案,使得廣大香港同胞開始懷疑和不信任北京的政策,特別是中央政府對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誠意產生疑慮,同時和中央的對立的情緒乃至於對立的行動越趨嚴重。
有見於此,一群由律師,會計師,工程師,大學教授,學者和大學及高中的學生,甚至神職人員出於對香港前途的關心和憂慮,對香港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認真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誠意的懷疑和失望,發起被稱為「最後的鬥爭」的「佔領中環」行動,(即是在香港的繁華金融區——中環進行集體靜坐,要求落實真正意義上的普選的抗議活動)用被迫作出的抗爭來表達對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不滿,而這樣的情勢已經發展到了接近危機的程度。不僅是香港警方,甚至是聲言不干預香港社會內部事務的解放軍駐港部隊,也從進行所謂「軍事演習」的暗示,到公開揚言將會對「破壞香港社會的穩定和繁榮的行動進行干預」。
北京高層應深切檢討對香港的認知
平心而論,一向被稱為「會下金蛋的鵝」的好端端的香港,從英國殖民統治下回歸祖國原是一件大好事,怎麼能設想才過了十幾年竟然淪落到如此地步:抗議行動,遊行示威幾乎無日無之,由於北京不顧香港各界的反對一意孤行所扶植的三屆特首,一屆不如一屆,到了今天,被謔稱為「689」的梁振英,即諷刺他雖經中央全方位動員,逐個「做工作」,結果只獲得一千二百名選舉委員會成員中之六百八十九票微弱多數「當選」特首,而他的民意調查竟然到過不足百分之三十的地步。另外,特區政府的官員特別是司局級官員,由於受到保護,只要「政治正確」被上級認可,犯任何錯誤無論是公職或私德,都能受到掩蓋、包庇而毋需問責!明明違法,證據確實也毋需辭職下台或者避過刑事起訴!結果,法治的制度和政府的管治權威和公眾信任度受到空前的挑戰而每況愈下。這就是今天香港社會不容否定的實際情況!
因此,非常值得中央政府深思的事,至少有三點:
(1)檢討對香港政策與策略的制定是否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
(2)從中央「港澳辦」到駐港「中聯辦」官員執行政策有無偏離?
(3)對於不斷發展的香港社會基本情況和民意的評估是否正確?
認真仔細的檢討,並應在香港社會的各個階層中廣泛徵求意見。因為沒有一個偉大的思想,正確的政策,光明的前途,能夠在像今天香港這樣與政府離心離德,甚至對立對抗的社會中實現的。
中共誤區:境外敵對勢力的破壞
中央政府尤其必須反省的是,不能沿用毛時代階級鬥爭的習慣:尋找敵人,製造敵人,打擊敵人。不能動不動要求「與中央保持一致」,而不允許指出問題,提出看法,甚至不顧後果強行推動既定政策,完全不考慮「政治就是妥協的藝術」,拒絕作出妥協,以求共識。聽到不同聲音就是「逢中必反」的敵人,而從來不反躬自問這些「敵人們」為什麼要和北京作對?
關於「境外敵對勢力破壞」的問題,也是北京對港政策一大心結和誤區。
首先,當局應該明白,香港至少在戰後,已是逐漸繁榮的一個國際大都會,所謂金融中心、交通中心、信息中心、購物天堂⋯⋯無不具有鮮明的國際性質,不僅萬商雲集,也是各國政治、外交、情報人員交往活動的舞台,包括中共在內,二十世紀以來,都從香港這種開放、自由、多元的社會特色中獲得不少的方便與好處。現在,香港雖然已經屬於中國主權之下,但是,明文規定一國兩制,繼續保持回歸前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那麼,香港這種國際活動,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等在內,就自然是合理合法的正常的事,是香港保持活力與競爭力的必需。否則,要香港「嚴防敵特」,把關自守,無異於死路一條。
這其中也必然包含不同的價值取向的活動。例如最近香港的佔領中環運動,有人邀請台灣兩位「太陽花學運」領袖來香港訪問,就被特區政府拒絕入境。理由是基本法規定「不允許外國人在香港從事政治活動」。——很多人對此是不以為然的。市民說,太小器了。兩個台灣學生能夠對香港有多大影響,未免把我們香港人太低估了。我們回想,每年維園六四燭光晚會都有幾萬人、十幾萬人參加,而且堅持25年,難道是什麼國外勢力可以操縱得了的嗎?
如果真有破壞社會安全的外來勢力進入香港,也請將查獲的證據公佈出來示眾,以此喚醒同胞。北京一直在暗示美英等駐香港的外交官,對於所謂香港問題一再「說三道四」,「橫加干涉」,但是從來沒有具體陰謀和破壞表現的揭露。甚至又說用金錢收買「反中亂港」份子,也沒有具體指證。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香港的犯罪,從來沒有「反中亂港」這一條。在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社會,不可能以意識形態標準入罪。
北京要向英國和聯合國作出交代
香港今天,中港關係的緊張,和香港人對雙普選的渴望,情勢已經來到關鍵時刻。我們不希望發生不幸事件,因為香港今天的地位,是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決定的,而且也向聯合國作了報備。因此,北京作為香港的主權所有者,應該遵循國際慣例,向關於香港問題的協議的簽署方英國,以及送交國際備案的聯合國作出解釋和交待如下:
(1)究竟出現了什麼特別的情況和危機,已經威脅到香港社會的正常發展與和平秩序,影響到香港的法定地位和香港居民的權利?
(2)如果要取消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應享有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的國家承諾,其理據在哪裡?
(3)既然絕大多數的香港同胞是「愛國愛港」的,為什麼不能保障他們實現真正平等、公平的選舉,以體現高度自治、港人治港?
最近香港佔中公投已經表達了強大的民意呼聲,北京的強硬對策還沒有軟化的跡象。他們不惜封官許願作出種種政經承諾,收買拉攏,動員了一切香港的左派和其外圍組織,擺出不惜玉石俱焚,不惜提早結束「港人治港」,不惜給台灣人民和國際間一個極其負面的影響也要壓制和阻止「佔中」到底!請留意;這個由社會的中產階級發起,並為不少市民和學生所響應的佔中的反對派們,能做的只是靜坐抗議而已,沒有任何的暴力抗爭!他們甚至聲言不會抗拒拘捕,也不會對法庭的判決上訴!可見他們的行為是何等的文明、光明磊落。完全是一次「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活動!
北京領導人對香港人民自己普選出的特首不放心,根本原因就是不習慣社會和國家存在他掌控不了的自由的政治取向,他們要保守中央的絕對「權威」。他們更害怕的是,對香港「讓步」,此例一開,全國紛紛效尤,要求循香港方式實行普選(特別是那幾個邊疆自治區:新疆,西藏,內蒙,廣西)。那豈不是天下大亂!
因此,我們只有望上蒼給中國人智慧,使中國人的香港和香港的中國人,順利,和平,理性的度過這場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