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曉波得獎後，姨夫勸我出國，這也是北京一些高官的建議，但在沒有出入境自由的今天，若中國大陸對我是一座監獄，我寧可將這牢底坐穿。

　　四月一日，中共中央第四地方巡視組進駐上海，張文岳組長宣佈：巡視組的主要任務是對上海市級領導班子主要成員進行監督檢查並受理來信、來訪......我即投了檢舉信並提出罷免韓正市長的訴求。此刻全國已在大搜捕，將艾未未等一百多位異見人士拘押。許多朋友擔心我的安危，但我仍然每天在家讀《聖經》，養鳥弄花、曬太陽、聽音樂和寫文章，至今當局還是使盡種種軟硬兼施手段欲將我趕出大陸。對異見人士的這輪打壓，你不走，就要關，將我等長期軟禁也許是特例。

　　四月十日，新華社述評《不許以「農村大拆」養「城市大建」》，這與我十年前的主張有何不同？當天中國國務院新聞辦發表《二○一○年美國的人權記錄》，以對抗美國國務院八日發表的《二○一○年各國人權報告》。同日在揚州高調舉行江澤民的「養父」江上青烈士百年誕辰座談會，二公子江綿康代讀江澤民的「新作」，劉延東出席並講話，以示江的餘威尚在。同一天官方宣佈四千萬事業單位人員在未來十年中轉制，看來中共已養不起這隻龐大的准公務員隊伍。四月三日民政部承認「有二千萬烈士為中共革命建設事業獻出寶貴生命，列入烈士名錄僅約一百八十萬人」，中共利用他人，過河拆橋的本性已暴露無遺。四月八日到十日，吳邦國在重慶肯定了薄熙來的「打黑除惡」，觀看了「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的匯報演出。

　　一九九四年魏京生第一次出獄後，北京公安機關還給了他三次「傳喚證」和十八個月的「監視居住證」，至今我只收到八十次《刑事傳喚通知書》，從未收到《監視居住通知書》。當海外記者問上海市政府時，新聞發言人居然稱：「上海並不可能發生此類事」，當局不僅無法，而且越來越無賴......

中共巡視組與周正毅案

　　二○○五年一月十四日，我在上海提籃橋監獄服刑，在新聞廣播中得知中央巡視組到上海，立即向獄警提出要紙寫投訴信，沒想到一小時後予以批准並免去當天的勞動。獄方稱：經研究非常重視給予方便慢慢寫......第一封信我一口氣寫了九頁紙，檢舉黃菊、陳良宇、韓正等不擇手段炒賣土地，挪用養老金、失業保險金、醫療保障金，推高房價，在拆遷中造成數百起冤案和非正常死亡，東八塊是其中一例......在牛皮紙的大信封上寫了：                

   「敬請上海市提籃橋監獄長轉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檢察院駐監獄檢察室再轉中共中央上海巡視組負責人收」。在信封正反面寫上：我是上海律師因揭發上海首富周正毅，受到中共上海市委主要負責人的迫害！獄號：三三六一九和提籃橋監獄一監區一分監區的地址。當時在信中並沒有用「社保基金」這個詞，直至二○○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宣佈陳良宇因挪用社保基金被「雙規」......

　　投訴信剛遞交，獄方就不讓寫第二封了。我在獄中天天「大喊大叫」，一天下午十三時許，突然衝進一個犯人方海將我痛打一頓，將我的頭部朝床角上猛撞，頓時右眼眉骨大出血，將上衣、床單染紅，頓時幾個犯人將我衣服扒下並將床單換掉，兩小時後獄醫才來......緊接著將我關禁閉室，經我堅持向檢察官投訴才允許寫第二封十六頁紙的投訴信。一名檢察官拿了筆記本對我說，上封信已送上去了，送給誰？不得告知......

　　二○○六年六月五日，我出獄當天接受了美國之音等四家媒體採訪，認為我的案百分之百與周正毅有關。次日又將獄中寫了二十五封投訴信及受到酷刑情況予以公開，不滿四個月陳良宇就倒台了。中紀委副書記干以勝答記者問時談到，今年（二○○六年）六月，中紀委收到巡視組的材料，發現陳良宇問題......

我姨夫給中共高層當翻譯

　　二○○七年八月上旬，警方找我談了六小時，稱：「你的問題太特殊，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範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我們也沒有辦法」。此時我才知「攻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才是公安部「政治保衛任務」的底線，但在執行中各地將當地中共黨委委員甚至候補委員、離退休委員都列「保衛黨國」的職責範圍。上海當局提出，只要不是美國「中國人權」組織邀請，給予出境方便......

　　二○○九年十二月，一部《環境外交官手記》終於在北京出版，作者夏坤堡比我大八歲，是我的小姨夫，從小是我家共同患難的鄰居。書中記述了他與江澤民、李鵬和多位副總理，外長以及鄧楠的關係。曾被聯合國聘為高官，先後與南安秘書長和四任副秘書長共事。我入獄期間，他在北京任聯合國一個駐華機構的總代表。                           

　　作者在序篇《留蘇預備生》中的第三頁寫到：「我家原住在上海梵皇渡路一條弄堂內的石庫門房子三層閣樓上，面積僅為十平方米左右，既無廚房，也無廁所，搬到曹楊新村以前全家七口，吃喝拉撒全部在那個空間。」              

　　我的母親和夏的父親在同一家紡織廠工作，我家八口人住在石庫門房的二樓朝南十四平方米內，同樣沒有廚房和廁所。就在該房原用作防雨防曬的三角頂下，兩家人共同搭了一個三層閣，朝南十平方米是我和哥哥、祖母、母親的妹妹居住，中間用纖維板間隔，朝北十平方米就居住夏家。作者的哥哥畢業於上海交大和北京鋼鐵學院，是徐匡迪同級不同班的校友，畢業後回上海工作和我母親的妹妹結婚。作者一九六五年畢業於外交學院，中共預備黨員到外交部新聞司工作，得益於中蘇關係的破裂，早於前外長李肇星進入外交部三年。                       

　　在《鄧楠請我當翻譯》一章中寫到，「一九八七年我任命為外事處處長，工作十分忙碌，除給曲（格平）局長和國家領導人，其他翻譯任務我一般不接受了。九月以後一天，我正在辦公室工作，電話鈴響了。鄧楠（鄧小平女兒）方圓臉，留著短髮，穿著西服套裝，顯得莊重大方，還沒等我回答，她就說：「你來給我們翻譯，太感謝你了......」         

　　姨夫一九九六年由李鵬總理親署委任狀，擔任中國常駐聯合國環境署副代表，（首位代表是環保局曲格平局長）。一九九九年到二零零四年被安南秘書長聘為聯合國高官。書中與我相關的一段是作者和芮杏文的關係。芮任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部長期間，夏任該部的外事辦副主任。一九八五年芮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任市長。夏與芮已無工作關係，但每到上海芮都邀夏到家私訪。一九八六年芮被趙紫陽看中，經鄧小平批准調中央書記處書記，年底發生學潮，導致胡耀邦辭職。一九八七年四月江澤民在福州路市政府禮堂，接見了包括我在內的進駐各大冶金企業工作組的組長。我拿出一張芮和姨夫合影的彩照，江澤民的眼睛突大放異彩，朝天看了一下問我這是誰？我說是姨夫，江就拍了一下身旁的市法制辦主任盧瑩輝的肩膀說：「誰說街道工廠的工人不能當律師？」，當時《律師暫行條例》規定：「律師是國家法律工作者」，只有國家幹部才能轉正為律師，我的律師生涯也許和這次會面有關。                        

　　一九五八年姨夫一家（七口人）搬到曹楊一村一一一號二樓是十八平方米的一室半的房子居住，得益於姨夫的父親是中共黨員、勞動模範（紡織廠的鍋爐工），以後大姨夫和我母親的妹妹結婚居住在此，離江澤民的家約三百米遠......

不出國：一個中國律師的使命

　　一九六○年夏的父親領了二千元退職金，響應中共號召回常熟老家當農民。姨夫有一位妹妹，比我大六歲，從小像「小姐姐」一樣抱我，帶著我玩。我父母文化不高，從小我就在姨夫們的輔導下學習。姨夫們畢業於普通高中，而我在一九六三年考入上海最著名的華東師大第二附中，這所六年制的完中現屬聯合國出資的中學，不亞於台北的愛國建設中學，馬英九畢業於台北的這所最好學校。馬英九和我同齡，出生在香港。我父母在香港有親屬，祖父鄭俅與國民黨高層關係遠超與馬英九的父親。一九四九年五月解放軍進入上海前父親作為一位工商業者，當時輕信了中共的宣傳，沒有遷移香港。

　　一九六六年七月文革初的一天上午十時許，父親起先拉哥哥上閣樓沒有叫我，我很好奇地上樓只見父親從箱內拿出四卷本的家譜。祖父去世時，國民黨在中山縣設立祠堂為續作的家譜，分別有孫逸仙博士、汪精衛、李宗仁、宋教仁、于右任、蔣中正、白崇禧、吳鐵城、吳國楨（上海市長）等政要的題詞，父親讓我和哥一起將題詞一一撕毀。文革後，在廣州一位親屬家又找到這四卷家譜的副本。      

　　二○○六年四月的一天下午，我接到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上海市委組織部部長陳以同的電話，首先祝賀我將成為民革上海市委聯合第一支部的成員，但詢問我的檔案在那裡？二個月後的六月六日晚，我就入獄了......我從未選擇過要從政的路，但我們這代維權律師素質並不低，可遺憾的是不僅生不逢時，更是生不適地。歷史將證明，中國大陸走向民主只是時間問題。

　　我的小姨夫有一對兒女，表弟長期任《中國青年報》副總編，現已升任中共核心宣傳部門，離胡錦濤的秀才班子不遠了。他跟我戲言：「若十年前，中央有人採信你的意見，你不是坐在這裡，是坐在中南海，中央研究室......」。表妹在海外就讀後，曾在北京一家金融機構任高管，因不適應北京的氣候，與日本同學結婚後定居美國。表妹多次邀我到美國散散心，建議我不要在不適合的氣候中生活下去......

　　出獄後姨夫給我兩句肺腑之語：「養好身體，寫好書，你也只有和（江派）比壽命。」；劉曉波獲諾貝爾獎後，又送給我一句：「我在美國也見到六四過去的人，生活的也蠻不錯，你也可考慮到那裡。」六四之後，芮杏文因緊跟趙紫陽而被撤職靠邊站，姨夫離開北京到聯合國任職也屬不錯的歸宿。他送我的話，也是北京一些高官的建議，但在沒有出入境自由的今天，若中國大陸對我是一座監獄，我寧可將這牢底坐穿。

　　美國駐華大使洪博培在台灣當過兩年的傳教士，離職前的演講中希望更多的中國學子到美國實現美國夢。即任大使駱家輝與我同齡，畢業於法學院擔任過律師事務所的中國部主任。他表示到任後要到中國家庭教會參加禱告。普京小我兩歲，畢業於聖彼得堡大學法學院。香港立法會何俊仁律師小我一歲。毛澤東五十五歲進入北京，畢業於莫斯科大學法學院的戈爾巴喬夫五十五歲任蘇共總書記。農學和法學雙博士的李登輝是一位基督徒，他首先解除被軟禁了五十五年並已九十一歲的基督徒張學良，力勸張學良不要回大陸......

　　四月上旬國務院派出八個督察組到上海等十六個省區，督察控制房價、保障房開工等「命令」的執行，結果六百零八個城市房價繼續高漲。據國土資源部《中國財政年鑒》（二○○五年到二○一○），二○○四年土地出讓收入五千四百九十八億，占地方本級收入比重為百分之四十九；後升至二萬九千三百億比重為百分之七十一。現在看來三年不炒地，地方政府垮台，五年不炒地，中央政府自動垮台。兩會以來重慶、上海等地發生數千和上萬人要求罷免市長、人大主任和法院院長的請願，這也許是高層還將我繼續長期軟禁的緣故。一九八九年波蘭有個圓桌會議，波蘭走向了光明。有一天中國大陸舉行圓桌會議，我等律師能作為代表參與，歷史給了我們機遇和責任。

　　中共作為執政黨的權力本屬國民，但國民從未有志願將生命、自由、財產、平等、批評和監督的權力交給中共政府，這是中國大陸人民永遠不會讓出的權力，這是真正的天賦人權，執政黨和政府的權力永遠是有限的。習近平日前提出：「對待人民賦予權力上，始終保持敬畏之心」，那麼就應拿出行動來，尊重和保護中國大陸人民批評和監督共產黨──這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