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一位山東鄆城的北大優異學生，因病陷身家鄉五十年代大饑荒中，逃出死亡黑潮，闖關東求生，在冰天雪地流亡乞討一年，嚐盡人間艱辛活下來。二○○三年寫成此稿，十年未得發表，乃求助於他的小同鄉、學弟六四學生領袖王丹。王丹認為此文真實反映中國大饑荒的社會實況，作者去年已過世。特推薦予本刊。

●中國1958~1962 年的大饑荒，餓死三千餘萬
人的原因之一是，很多地方不准逃荒，強迫就
地死亡。山東有人闖關東求生，也十分艱辛。

作為一名北京大學數學系的學生，沒有等到畢業，我便加入到了盲流大軍。上個世紀，從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大饑荒席捲長城內外，大江南北。一場嚴重的災難，幾千萬人被餓死；我沒有成為這幾千萬中的一員，已算幸運；但在那千里雪飄、萬里冰封的東北大地上，孤身漂流了近一年，也嘗盡了流浪的艱難和辛酸。當時，只有一個信念：活下去，一定要活下去！因為家中我還有老母、妻子和幼子。在許許多多好心人的憐憫、同情和幫助下，我終於從饑餓的大軍中走了出來。回憶那場經歷，猶如一場噩夢。如今在年近八十、重病纏身的時候，我艱難地把它寫出來。雖僅是個人的一段經歷，卻也折射出那個災難深重時代的某些特徵，供人思考。

北大三年級不幸退學遭遇大飢荒

我的家在山東鄆城，與水滸英雄宋江是老鄉。我生長在農村，家境還算殷實。祖父上過私塾，讀四書，念五經，在農村也算是個知識份子。是我們那十里八鄉知名的算盤高手。從剛剛懂事時起，我就跟著他學打珠算。七歲時就會打「九歸片」。讀中學時，我的數學成績在班裡是很突出的。同學們都戲稱我為「博士」，親切地叫我「老博」。一九五五年，我以第一志願順利地考取了北京大學數學系。能在這座數學的殿堂裡學習、深造，我如魚得水，感到十分的愜意。我對未來，充滿期待。

可是，正當我以飽滿的熱情、全副的精力投入學習時，不料，「後院」起火了。

我在九歲時，由父母做主，給我訂了婚。十二歲那年，家裡將比我大八歲、年已二十歲、纏著小腳的女子娶進了門。我沒有反抗，也不懂得反抗。雙方的父母都沒有把子女的感情放在心上。而是儘早地給家中「招聘」一名勞動力。因為我是獨生子，父母缺少幹活的幫手。我根本不懂得什麼夫妻之情；她這個二十歲的新娘子也完全不可能愛上一個十二歲的毛孩子。結婚後不久，我便離開家，到一百多里以外的菏澤去讀中學，每年只能在寒假和暑假時回家。我到北大讀書，回家的次數就更少了。她多少有點文化，在村上比較活躍，也算是個風流女子。嫁給了我這個嘛事不懂的「小女婿」，她心中的孤寂、痛苦也可想而知。因為我長期不在家，她便時常住在娘家。久而久之，她便同一位醫生來往頻繁，關係曖昧，在村裡鬧得沸沸揚揚。得知這一資訊，我思想上展開了激烈的鬥爭：離婚吧，當時已經有了兒子，我已經是北京大學的學生，進了北京，怕人罵我「休妻」，是「陳世美」；不離吧，又如何能過得下去呢？真是釀成了一個既不能過、又無法離的尷尬局面。因此，我非常苦惱，實在難以承受，患上了神經衰弱症。後來，我與妻子還是離了婚，兒子判給了她。

由於多年的折磨，我的神經衰弱症日益嚴重，再也無法繼續學業，醫生建議我休學靜養，於是，一九五八年，即上三年級的時候，我便回到家鄉休養。

那年，風調雨順，莊稼長勢非常好。農民喜氣洋洋。但大躍進浮誇風、瞎指揮風、共產風等歪風邪氣迅速刮遍大地。各種各樣的「高產衛星」全都吹出來了：畝產千斤甚至上萬斤者亦有之。接著全民大煉鋼鐵興起來了，全民大辦水利也興起來了，全民大辦之風，熱火朝天。共產風颳得昏天黑地。農民的土地、牲畜連房屋、樹木、農具以及鍋碗瓢盆等等，也都統統充公。公社要辦一所紅專中學，領導上讓我到這所所謂的學校去當老師。村裡的勞力幾乎被調光了，只剩下了老人和婦女；有時連中青年婦女也調走了，秋收的季節，許多莊稼也就沒有收穫上來而爛在地裡。百年不遇的好年景，由於胡折騰，豐產沒有豐收，實在令人心疼！還號召「鼓足幹勁生產，放開肚皮吃飯」。處處開伙做飯，全部吃飯免費，等到秋後分配時，已經是所剩無幾了。但是，上邊就按浮誇的天文數字徵糧。把社員的口糧壓了再壓，一點保命糧也被掏空。結果，饑荒開始了；進入一九六○年，大饑荒就迅速地蔓延開來，一發不可收拾；不僅餓死人的事屢屢發生。我那個村的一戶人家有三個孩子，竟然把最小的孩子弄死吃了。全村人得知這個消息，除了搖頭歎息，也都無可奈何。

面對這種情況，沒等病症痊癒，我便提前回到北京大學。在這全國上下都鬧糧荒的歲月，北大也不能倖免。學生的糧食定量被削減。男同學定量是每人每月三十二斤，女同學是二十八斤半。每人每月三兩油，半斤肉，蔬菜也很少，這樣的糧食定量就非常不夠了。有些同學開始浮腫。這時候，大搞教育革命，學生以及教職人員都要進工廠，到農村，去從事體力勞動。我們數學系被分配到長辛店機車車輛廠，與工人「三同」，我們沒有技術，只能幹笨重的體力活。我幹搬運鐵塊推車的活，勞動量很大；一天干下來，很累很累。說是和工人「同吃」，也是假的，工人的糧食定量是每月四十八斤，有的五十斤；我們學生仍是三十二斤，幹了近三個月，大部分同學的身體都垮了，百分之九十的同學出現浮腫。我們被召回學校。大部分同學慢慢恢復了健康；只有我，病情一直沒有好轉。浮腫一直不能消失；又發現肝臟腫大，整天躺在宿舍裡，不能上課。我決定申請退學。當時，我們都很年輕，根本就沒考慮到退學的後果。數學系馬馬虎虎給辦了退學手續。無論如何都沒有想到，退學決定竟然改變了我的一生。

饑腸轆轆闖關東尋找生路    

一九六一年冬，我挑著入學時的簡單行李，滿含熱淚，離開了北京大學，懷著迷茫的心情，乘上南下的火車，回到我的故鄉—山東鄆城小民屯。滾滾車輪碾碎了我在數學殿堂裡修煉成才的夢想。

冬天，家鄉原野一片荒涼；我的家中更是冷冷清清。我病退回來，家裡有母親、我以及我的第二任妻子。妻子用她勤勞的雙手維持著一家人的生活。她用家中的舊棉花，紡成線，織成布，換幾個錢，艱難度日。原來離婚時判給前妻的兒子，如今繼父為了節省點口糧，便把他趕了回來。我們家又增加了一張吃飯的嘴，日子就更加艱難了。整個社會上，大家都吃不飽飯，各機關、工廠、商店、學校等等，都在精簡人員；想找個工作，完全沒有了可能。一家四口，生活無以為繼。每當揭不開鍋時，就到鄰居家借個一升半升。這終究不是辦法。無奈之中，便將一座舊房子賣掉了，得了七百元錢。就這樣，維持了全家一年的生活。

後來，村裡開辦民辦中學。我是一位教師，，但民辦教師沒有工資，只在生產隊記工，每個季度的報酬大體上是十至二十元。這時，農業生產漸漸恢復，公社便號召社員養豬；我就和同事馬老師，利用業餘時間到外地去販豬仔，回來銷售，賺個差價，貼補家用。哪知豬仔沒買來，就被上級認定我們是投機倒把，搞資本主義。中學便把我開除了。

於是，我又回到了原來的生產隊。這一年，年景很不好。我們一家四口才分到三十斤麥子。秋收之後，情況更糟，只領來五斤高粱穗子。上有老母，下有幼子；我心如刀絞。思慮再三，我決定去闖關東。

闖關東，是我們魯西南人祖祖輩輩的求生之路。每每遇到天災或戰亂，這裡的百姓便拖兒帶女，扶老攜幼，有的挑擔，有的推車，舉家去東北逃荒。在漫漫的流亡路上，多少人倒在了半途中；也有幸運的，到了東北，通過艱苦奮鬥，安下家來。畢竟東北大地，地廣人稀，有著扶危濟困的傳統。那方黑土可以養人。

一九六四年，秋去冬來。我和同村的一位十七歲少年，背上一床破棉被，一條舊床單，懷揣三十元錢，走上了通往關東的艱難之路。準備投奔一位同鄉。

一路上，我們碰到了許許多多闖關東的人。都想去地廣人稀的地方，極左路線的統治稍微薄弱一點的地方，尋找一絲生機。於是，在六十年代，東北北大荒的土地上興起了盲流潮。我這個來自山東的北大學子穿行在盲流大軍中，似乎也沒有很多的感慨；思緒也像這初冬的東北大地一樣，早就冰封麻木了。

我們乘火車首先到了安達，也就是如今的大慶油田所在地。在車站等待換車時，我的小伙伴被一個中年男子騙走⋯⋯剩下了我一個人，該到哪里去呢？經過一番搜腸刮肚的回憶，我決定投靠我的一個親戚；他在拜泉縣。有民謠說：「拉不完的拜泉，填不滿的安達。」形容拜泉生產的糧食多，皇天不負苦心人。幾經周折，我終於在拜泉找到了我的那位親戚。不管怎樣，人家還是收留了我。但我找不到活幹。想幫人割葦子，換二十斤小米。可這是苦活、險活。沒有同伴幹不了，我只得告別親戚，繼續尋找生路。

從拜泉出發，經過伊安縣，來到了林甸。一路行走，一邊討飯。東北人很豪爽，也很熱情。每天到吃飯的時候，有過路人登門，主人會很熱情地迎出來，什麼也不問，便把客人讓進屋，說：「上炕吧，暖和暖和！」東北因氣候寒冷，家家都有一個大炕；睡覺，吃飯，待客，都在炕上。然後，便遞給你一支煙。因為來人往往都在野外走了很長時間，凍得已經不能張口說話，待抽完一支煙後才能緩過來。接著，便給你端上飯來。若是傍晚，主人便會留你住下。一家老小同睡在一個大炕上，陌生的客人也不例外。我走了好幾天，天天都是這樣。

為了一口飯在東北四處流浪 

在林甸，我找到了另外一位親戚，住了兩天，歇了歇腳，又踏上流浪之路。前路茫茫，不知去何方，也不知去找誰；腳下有路，卻無處可投。說起來，應該感謝東北的父老鄉親，是他們給了像我這樣來自關內的盲流大軍以生存的可能。我一路走，一路討飯。不知走了幾天，來到了龍江縣。經別人指點，我來到一座山東人新建的村莊；更令我驚喜的是，村民全都是來自鄆城的老鄉。見到老鄉，分外親切，就像一個長久在外流浪的孩子找到了家。還有叫我意想不到的是：在這個村子裡我見到了五六年就移民過來的一位遠房嫂子。她很熱情地把我接到她家。這時，天已經很冷了，又臨近年關，我不能繼續往前走了，便在這裡落下了腳。

我成了鄆城村的臨時居民。

東北的冬天，季節很長，天氣很冷。農民都不下地幹活；年輕人呆著沒事幹，我便教他們唱歌，很受他們歡迎。但唱歌總不能當飯吃呀！於是，村黨支部書記出面，到各家各戶去搜集點糧食給我，大約有幾十斤玉米。我借人家的鍋，自己做飯吃。不管怎麼樣，總算結束了「吃百家飯」的生活，安了一個暫時的「家」，過上了自己的日子。我成了這個村的文化人；但大家都不知道我曾經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公社讓我去幫助他們出壁報，畫刊頭。記得有一期刊頭，我畫了一個年輕人騎在馬上，戴著一朵大紅花。大家都交口稱讚。

在漫長的農閒時期，村裡也有些人生法找點活幹，便出去打草賺錢。他們讓我也跟著一塊去。打草回來，我用打草賺下的錢買了一雙棉鞋，還割了幾斤豬肉，高高興興地到嫂子家去過年。沒想到年關又給我了一個混飯吃的機會。我給會計家寫了副春聯，這件事傳開了，許多家都請我去寫；給誰家寫，誰家就請我吃頓飯。

開春以後，我們組成了一個生產隊，劃了一片荒地，準備開荒種地。村領導很支持，還借給我們一些糧食，以臨時充饑；沒有住處，便給找了一處廢舊的房子；沒有火炕，我們就睡地鋪。條件雖然很艱苦，但大家還是很高興。指望春天到了，肯定會有收穫的。不料，好景不長。幹了不到一個月，公社便下命令，取消了我們自發的生產隊。我們只得散伙，重新踏上流浪之路。不過，我總算有了鄆城村這片「根據地」，這裡有我嫂子一家人；當我在外邊走投無路時，還可以回來的。

我們六個鄆城老鄉結成一夥，到處去找工作；只要給碗飯吃，什麼活都幹。曾經和過泥漿，壘過牆頭，蓋過房子。因為找活的人很多，找活就越來越困難。我們六個人一商量，就乘船渡過一條河，到了內蒙古。蒙古人說話，哇哇啦啦；連說帶比劃，勉強可以交流。但他們的飯，實在吃不習慣；天天喝羊奶，也享受不了這份「福」。可幹的活也不多。我們便又回到龍江縣。這時已是一九六五年春天。我們住在一個打魚人的窩棚裡；沒有糧食，便天天撈魚，用清水一煮，放一點鹽，一日三餐，靠魚充饑。因為沒有糧食，總覺得沒有吃飽。只能又去沿村乞討。堂堂六個壯漢靠自己的雙手，竟然掙不到一頓飽飯！

討飯不能成群結隊；不然，人家會懷疑你們是搶劫團夥。於是，我們便分成兩人一組；我和小馬是一組。開春以來，關內來的人越來越多；不少人家便失去了往日的熱情，不招待我們。我們想出一個辦法，裝成是串親戚的行路人，想「找」頓飯吃。人家一聽，很同情，便開了門，請上了炕。一頓飯就這樣解決了。大家就用這個小花招，解決了不小的困難。

在流浪過程中，同伴們，小馬除外，起初並不知道我曾是北大的學生。有一次，我們在一家打工，主人家有一個馬蹄錶，每天快走兩個小時，他準備拿到城裡去修。我說：「拿過來我看看。」主人說：「修好了，送你一盒煙。」我把錶打開一看，原來是油絲錯位，一撥拉就好了。主人很驚奇；大家才知道，我原來是一名大學生。大學生不僅會修鐘錶，扳手腕也是能手。每天晚上，玩扳手腕。個個都扳不過我。原因是我利用了力學原理；身體的各部位要協調配合，要使用爆發力。當大家知道我曾是北大的學生時，便情不自禁地問我，為什麼不去讀書，教書，而來到這個地方吃苦；我說出了原委，他們也只能搖搖頭，感歎兩聲。

在東北打工無著，實在難於安身，我便計畫回山東老家。聽說我要返鄉，鄆城村的一些鄉親還捨不得我走。第四生產隊認為我為人老實，幹活賣力，又有文化，便決定吸收我為正式社員。大隊黨支部請求公社批准。眼看我就要在這裡安家落戶了，不料，公社斷然否決了鄆城村的請求。因為我給毛主席寫過信。

斗膽寫信寄北京，被拒居留    

那是在一九六四年的冬天，我在鄆城村暫時落下了腳，生活稍微安定了些，思想卻波動了起來；心裡邊翻江倒海，思索了很多問題。

我第一次休學返鄉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在農村的實施過程，有刻骨銘心地感受。後來復學回到北大，我曾多次想到中南海去，向毛主席反應農村的情況。我總認為，農村的問題都是基層幹部無法無天、胡作非為的結果；黨中央、毛主席可能還不知道。但是，當時我還不敢去反應。如今，我的眼界寬了，見識廣了，又一無所有；剩下的就只有勇氣和膽量。於是，我便橫下一條心，決定給毛主席寫信，反應農村的情況。但是，我還有所顧忌，也有點智慧；我擔心信寄不到毛主席身邊，還可能引出大麻煩來。因此，我決定寫第一封信，投石問路，不反應任何問題；待毛主席那裡有了回復，我再寫第二封信匯報情況。不料掛號信發出的第三天，公社就派人把我叫去，追問我到底要向毛主席匯報什麼情況；我當然不能實說，而以我的學籍問題來搪塞。他們也無可奈何。但認定我是不安定因素，是危險分子；於是，鄆城村要求留下我的申請就被他們堅決地否定了。

因為給毛主席寫信，我失掉了在鄆城村第四生產隊的居留權。當時能在東北定居，就意味著全家有飯吃了。這可是生死攸關的大事呀！這比中國人拿到美國的綠卡還重要千百倍。雖然如此，但我絕不後悔。從公社回來後，我寫了兩句詩來表達我當時的心情。

李鬼李判繼踵過，

雄鷹貞雁縛雙翼。

李鬼李判之流的小人如過江之鯽，接踵而至；而似雄鷹貞雁的君子則被捆住了手腳，難於動彈，怎能不令人心寒！

押解之下重回山東故鄉

一九六五年的春夏之交，在關東流浪了九個月之後，我兩手空空地踏上了回家之路。我乘車從龍江縣前往齊齊哈爾，在中途一個叫佛爾基的小車站上，被車站巡警收容了。他們認定我是盲流份子，要強行遣送返鄉。沒有辦任何手續，就把我送進了收容所。

這裡被收容的人很多。每個人都得在這裡幹活，一直幹到所得報酬足夠遣返的花費為止。我很幸運，第二天便被趕上了去山東的火車。

我沒有直接回家，而是買了張到濟南的火車票，去看望我的同學李傳明。原來他已下放到濟南汽車修配廠，一邊勞動，一邊給工人講政治課。當我找到他時，兩人對視許久；他根本沒有想到，站在他面前的這個蓬頭垢面的討飯花子，竟是他中學和大學十餘年的同窗好友。那一瞬間，我們真是百感交集。我在他那裡住了幾天。洗了洗澡，理了理髮；還殲滅了滿身的蝨子。

一九六六年春天，經生產大隊推薦和考試，我到鄆城棉紡二廠做會計，每月三十元工資。生活總算穩定下來。不料，一場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在全國掀起，我們那個偏僻的小縣城也不能平靜。鬼使神差，我當上了造反派的頭頭。其實，我帶頭造反，也並非偶然。那時，我是迷信毛主席的，認為他老人家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一準沒錯，我們就應該緊跟；總認為，所有問題都是基層幹部無法無天，胡作非為，不聽毛主席的話所造成，就應該整一整他們。我領著我們廠的戰鬥隊押上廠裡的當權派去遊街、批鬥。鬧騰了一陣子，到一九六七年，造反派中的臨時工全部被解雇，我則留下來寫檢查。寫了幾天檢查，廠方沒有向我說明原因，便派人把我押解回村，交給生產隊處置。

直到八十年代，在同窗好友葉學明和韓承潢的鼎力幫助下，我先後在北京的大興和山西的沁縣教書。十多年來，我教學認真，愛護學生，多次被評為全校、全縣、全地區的模範教師。一九九六年，作為國家的正式教師，從沁縣師範退休，現在故鄉頤養天年。

回顧這三十多年，我從北大學子到山東盲流；從農村社員到中專教師，歷盡了坎坷，嘗盡了苦難，體味了人民大眾的酸甜苦辣。對於這段經歷，我會永遠銘記在心；今天把它寫出來，也許能為人們認識那個時代提供一點幫助。

（王丹注：劉緒昌老師此稿寫於二○○三年二月
山東鄆城，二○一三年十二月在山東鄆城病逝。
按：王丹家鄉鄄城與鄆城相鄰。此文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