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馬屁文佞智商低
作者: 裴毅然

大陸傳真

更新於︰2014-05-08 Print Friendly and PDF

中共每每搞事,總有一批御用文人和幫閒文人出來捧場。但這幫無恥之徒,往往都是只習鑽營,不諳學問,智商又低的冒牌學者,常常誤國又害人。


●中共很多政策竟是出自秘書、
筆桿子之手。赫赫有名如三個
代表理論便是王滬寧之作。

文佞媚權,一九四九年後的大陸,湧同一篇篇歌共頌德的諛文,不斷冒出一茬茬溜鬚拍馬的文佞。可惜這些文佞只習鑽營,不諳學問,智商又低,硬充學者,常常文不對題,拍歪馬屁,拎著肉麻當有趣,攤開爛瘡當乳酪,時不時整出「反彈琵琶」的倒幫忙。更可憐那些「領袖」,感覺不到這些濫文的「反作用力」。

八三年「嚴打」出於鄧的幾句話

人民日報社主辦的《國家人文歷史》(半月刊),二○一三年第十六期一篇吹捧鄧小平的〈「嚴打」政策是如何出臺的〉。文章用一九八三~八七年「嚴打」說事兒,吹捧鄧小平治國有方云云。文革後,大陸治安持續惡化,經濟凋敝,就業困難,兩千餘萬返城知青、進城農青「待業」。僅北京就有四十萬青年待業,平均二點七戶就有一位待業青年。思想苦悶、悲觀失望、無事生非。文革的政治暴力此時轉向刑事暴力,惡性刑案頻發。

一九七九年九月九日下午,上海「控江路事件」,流氓們當街扒掉一名婦女襯衫、胸罩、褲子,肆意凌辱。警方出動大批人馬,直至午夜才平息事態。一九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某男因失業失戀於北京火車站自殺式爆炸,九死八十一傷⋯⋯據公安部統計,一九八○年全國立案七十五萬多起,其中大案五萬多起;一九八一年增至八十九萬多起,大案六萬七千餘起;一九八二年七十四萬多起,大案六萬四千起。一九八三年頭幾個月刑案猛升。

一九八三年二月八日,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在無錫向鄧小平匯報:「現在城市裡女工晚上不敢上班,好人怕壞人,這樣下去不得了!」是年七月十九日,鄧小平在家召見主管政法的彭真與公安部長劉復之,念了一段公安部報告:

要求對各種犯罪分子和流氓團伙的骨幹分子、收容審查一批、勞教一批、拘留一批、逮捕法辦一批,對嚴重犯罪分子堅決依法從重從快懲處;同時,注意不一刀切⋯⋯

鄧小平沒再念下去:「這樣四平八穩,解決不了問題嘛。毛病就在於你們後面講的『同時注意不一刀切』,穩穩當當的,就不能解決問題。」鄧接著對劉復之說:「為什麼不可以組織一次、二次、三次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戰役?每個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內組織幾次戰役,一次戰役打擊他一大批,就這麼幹下去。⋯⋯於是,一九八三年八月中共政治局下發「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強調從重從快從嚴處理刑犯。九月,全國人大常委配套決定,為「嚴打」完成司法程式。如此配合「從快」,上訴期限由刑訴法規定的十天縮至三天。

暴露小平迷信獨裁不懂法治

此文意在歌頌鄧小平果斷決策,重典治亂世,「嚴打」有功。可馬屁拍得很不是地方,「嚴打」恰恰暴露鄧小平對現代法治一竅不通,情緒化處理暴力刑案,還在沿襲毛時代的運動方式治國,露了鄧底。法學家指出:一九八三~八七年的運動式「嚴打」,政法一體,「政」大於「法 」,重刑過度,罪刑失衡、司法不公,嚴重損害法治,無以形成良性司法機制。

「嚴打」批判西方的「輕刑化」,抱持封建司法觀,用高壓恐赫去「堵」,沒有化解刑案高發成因的「疏」,違反現代理性,後果極其嚴重,實為鄧氏治國敗筆之一。文佞們因自己也不知道何為現代法理,以自己無知去吹捧鄧氏的無知。

嚴打要求「從重從嚴從快」,各地公檢法便追求數字化以邀功,冤殺一大批。這場輕人權、重刑典的當代司法事件,本該掖遮雪藏,偏偏諛士與大陸媒體把關者不明就裡,硬將爛屎當美景,好像鄧小平幹什麼都「偉光正」。此外,鄧小平作為最高政治領導人,直接插手司法,家裡辦公,垂簾聽政,而且還是關係全國刑典的重大國事,越權出圈,程序本身就有大問題。再則,「嚴打」只有短期震懾之效,治表不治本,只能說明眼光低窄。

一九八七年前後,鄧多次對外賓說:三權分立,互相制約,這種體制沒有效率,辦不成事:

社會主義國家有一個最大的優勢,凡是一件事,只要一下決心,一作出決議,不受牽制,就能夠立即執行,不像議會民主經過那麼多複雜,那麼多反復,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就這方面總的說,我們效率是高的,決定了就馬上執行。我講的是總的效率,這方面是我們的優勢,我們要保持這個優勢。

這套「鄧論」,他講過多次。甚至說「我看美國搞不過蘇聯,蘇聯政治局開個會就能把這件事辦成(按:出兵阿富汗),美國能辦到嗎?」鄧小平居然將美國的三權分立說成美國有三個政府,不知道誰能拍板,三權之間相互扯皮,想辦一件事很難。殊不知集權制的獨裁雖然決策「效率高」,但在整體優率上(集智與糾誤),則奇低。如毛搞文革,中共高層都知道毛錯了,「偉大領袖」發瘋了,但只能乾等著毛伸腿,幾百萬人白白犧牲。才能結束!一權獨大,何以制衡?小平同志如此低水準理解民主與三權分立,當然不可能再去推進民主。至於「美國搞不過蘇聯」,歷史已有結論,無需我說。

嚴打冤死多大抓流氓賤踏人權

為體現從重從快從嚴,「嚴打」造成大量輕罪重判。當時有「偷一元錢判死刑」、一男青年為女友拍了一些穿著暴露的照片,判死刑,女友也判徒刑。一九八三年,一王姓女子與十多名男子發生性關係,以流氓罪判處死刑,她留下一段很值得複述的話:「性自由是我選擇的一種生活方式,我的這種行為現在也許是超前的,但二十年以後人們就不會這樣看了。」

西安婦女馬燕秦因組織舞會與性關係較亂,抓審三百余人,成了轟動三秦的大案。馬燕秦與另兩名舞會組織者被判死刑,三名死緩、兩名無期。這還是躲過「嚴打」高峰時的「寬大判決」,若在高峰時,至少要斃十餘人。

一九八二年影星遲志強在南京拍戲,與一幫高幹子弟跳貼面舞、看小電影,自願「一夜情」,嚴打開展後,鄰居舉報,因無受害人,南京公安局本請單位領回教育一下就算了,但被《中國青年報》報導成「強姦」、「輪姦」,南京公安局、北京公安部等紛紛接到「民憤」電話,遲志強最後領刑四年。一顆青年影星就此隕落。遲的兩位獄友,一位偷窺女廁,死緩;一位摟抱女青年,猥褻罪四年。

一九八三年,蚌埠青年李和嫖妓不給錢,判刑五年;「嚴打」開始後改判十五年,佈告貼得滿街;這小子不服上訴,趕上第二批「嚴打」,數量不夠,改判死刑。北京一小夥大街上見洋妞與人撕打扯開上衣,上去摸了一把,槍斃。一女孩夏夜院裡洗澡,同齡男孩路過,因院牆較低隨便伸頭看了一眼,女孩大叫「流氓」,男孩定「流氓罪」槍斃。瀘州納溪王小伙與同伴打賭,親了過路女孩的嘴,槍斃。多年後,王小伙家屬獲賠二百元。七歲女孩與兩位小男生有性關係,冠以「流氓團伙」罪名,判刑十五年,還遊了街。嚴打胡判,甚至有人路邊撒一泡尿,被判刑。

遮面怕真實都為一黨專政找依據

用超越法律的高壓進行「嚴打」,當然只能短期治表。第一次持續三年半的「嚴打」過後,一九八四年前八月,全國刑案與上年同比下降31%,犯罪率接近一九四九年以來最低。此後,還搞過三次「嚴打」——1996年、2000~2001年、2010年。但每次「嚴打」過後,刑案猛烈回升,1988年刑案上升到87萬餘件、1998年升至198萬、1999年224萬、2000年363萬、2001年445萬件。

近年,中共御用文人千方百計論證民主的缺陷,論證民主憲政不合國情,乃西方歧途,試圖以否定西方民主導出中國可以不要民主的結論,至少現階段「還不需要」。如《人民日報》二○一三年六月十八日刊載〈中國超常增長的文明動力〉,將走資本主義道路所獲得的經濟增長論證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優勢」。甚至借西人之口:「一部分西方精英因此看到西式民主並非經濟持續繁榮的必由之路,開始反思和修改其價值觀」。如此顛倒黑白,當然只能說明中國改革開放的道路還相當漫長。

還在持用如此一戳即倒的拙劣邏輯,除了用權力壟斷真理,倚仗暴力護航——不讓論敵出聲,難道還能為今天的「革命人民」認同接受麼?如此顯豁藏心,這回可是誰都明白了——都是為「無產階級專政」尋找合法性。

今天,國人至少明白一點:有關中國未來的「最佳藥方」,只能通過博弈在實踐中獲得,一種不讓質疑的「真理」,絕不可能是真理。誰都不可能包打天下,誰的藥方都無權免檢。苦難的中國,一個世紀才「買」回這一點從苦難中得來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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