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每每搞事，總有一批御用文人和幫閒文人出來捧場。但這幫無恥之徒，往往都是只習鑽營，不諳學問，智商又低的冒牌學者，常常誤國又害人。

●中共很多政策竟是出自秘書、
筆桿子之手。赫赫有名如三個
代表理論便是王滬寧之作。

文佞媚權，一九四九年後的大陸，湧同一篇篇歌共頌德的諛文，不斷冒出一茬茬溜鬚拍馬的文佞。可惜這些文佞只習鑽營，不諳學問，智商又低，硬充學者，常常文不對題，拍歪馬屁，拎著肉麻當有趣，攤開爛瘡當乳酪，時不時整出「反彈琵琶」的倒幫忙。更可憐那些「領袖」，感覺不到這些濫文的「反作用力」。

八三年「嚴打」出於鄧的幾句話

人民日報社主辦的《國家人文歷史》（半月刊），二○一三年第十六期一篇吹捧鄧小平的〈「嚴打」政策是如何出臺的〉。文章用一九八三~八七年「嚴打」說事兒，吹捧鄧小平治國有方云云。文革後，大陸治安持續惡化，經濟凋敝，就業困難，兩千餘萬返城知青、進城農青「待業」。僅北京就有四十萬青年待業，平均二點七戶就有一位待業青年。思想苦悶、悲觀失望、無事生非。文革的政治暴力此時轉向刑事暴力，惡性刑案頻發。

一九七九年九月九日下午，上海「控江路事件」，流氓們當街扒掉一名婦女襯衫、胸罩、褲子，肆意凌辱。警方出動大批人馬，直至午夜才平息事態。一九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某男因失業失戀於北京火車站自殺式爆炸，九死八十一傷⋯⋯據公安部統計，一九八○年全國立案七十五萬多起，其中大案五萬多起；一九八一年增至八十九萬多起，大案六萬七千餘起；一九八二年七十四萬多起，大案六萬四千起。一九八三年頭幾個月刑案猛升。

一九八三年二月八日，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在無錫向鄧小平匯報：「現在城市裡女工晚上不敢上班，好人怕壞人，這樣下去不得了！」是年七月十九日，鄧小平在家召見主管政法的彭真與公安部長劉復之，念了一段公安部報告：

要求對各種犯罪分子和流氓團伙的骨幹分子、收容審查一批、勞教一批、拘留一批、逮捕法辦一批，對嚴重犯罪分子堅決依法從重從快懲處；同時，注意不一刀切⋯⋯

鄧小平沒再念下去：「這樣四平八穩，解決不了問題嘛。毛病就在於你們後面講的『同時注意不一刀切』，穩穩當當的，就不能解決問題。」鄧接著對劉復之說：「為什麼不可以組織一次、二次、三次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戰役？每個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內組織幾次戰役，一次戰役打擊他一大批，就這麼幹下去。⋯⋯於是，一九八三年八月中共政治局下發「關於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強調從重從快從嚴處理刑犯。九月，全國人大常委配套決定，為「嚴打」完成司法程式。如此配合「從快」，上訴期限由刑訴法規定的十天縮至三天。

暴露小平迷信獨裁不懂法治

此文意在歌頌鄧小平果斷決策，重典治亂世，「嚴打」有功。可馬屁拍得很不是地方，「嚴打」恰恰暴露鄧小平對現代法治一竅不通，情緒化處理暴力刑案，還在沿襲毛時代的運動方式治國，露了鄧底。法學家指出：一九八三~八七年的運動式「嚴打」，政法一體，「政」大於「法 」，重刑過度，罪刑失衡、司法不公，嚴重損害法治，無以形成良性司法機制。

「嚴打」批判西方的「輕刑化」，抱持封建司法觀，用高壓恐赫去「堵」，沒有化解刑案高發成因的「疏」，違反現代理性，後果極其嚴重，實為鄧氏治國敗筆之一。文佞們因自己也不知道何為現代法理，以自己無知去吹捧鄧氏的無知。

嚴打要求「從重從嚴從快」，各地公檢法便追求數字化以邀功，冤殺一大批。這場輕人權、重刑典的當代司法事件，本該掖遮雪藏，偏偏諛士與大陸媒體把關者不明就裡，硬將爛屎當美景，好像鄧小平幹什麼都「偉光正」。此外，鄧小平作為最高政治領導人，直接插手司法，家裡辦公，垂簾聽政，而且還是關係全國刑典的重大國事，越權出圈，程序本身就有大問題。再則，「嚴打」只有短期震懾之效，治表不治本，只能說明眼光低窄。

一九八七年前後，鄧多次對外賓說：三權分立，互相制約，這種體制沒有效率，辦不成事：

社會主義國家有一個最大的優勢，凡是一件事，只要一下決心，一作出決議，不受牽制，就能夠立即執行，不像議會民主經過那麼多複雜，那麼多反復，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就這方面總的說，我們效率是高的，決定了就馬上執行。我講的是總的效率，這方面是我們的優勢，我們要保持這個優勢。

這套「鄧論」，他講過多次。甚至說「我看美國搞不過蘇聯，蘇聯政治局開個會就能把這件事辦成（按：出兵阿富汗），美國能辦到嗎？」鄧小平居然將美國的三權分立說成美國有三個政府，不知道誰能拍板，三權之間相互扯皮，想辦一件事很難。殊不知集權制的獨裁雖然決策「效率高」，但在整體優率上（集智與糾誤），則奇低。如毛搞文革，中共高層都知道毛錯了，「偉大領袖」發瘋了，但只能乾等著毛伸腿，幾百萬人白白犧牲。才能結束！一權獨大，何以制衡？小平同志如此低水準理解民主與三權分立，當然不可能再去推進民主。至於「美國搞不過蘇聯」，歷史已有結論，無需我說。

嚴打冤死多大抓流氓賤踏人權

為體現從重從快從嚴，「嚴打」造成大量輕罪重判。當時有「偷一元錢判死刑」、一男青年為女友拍了一些穿著暴露的照片，判死刑，女友也判徒刑。一九八三年，一王姓女子與十多名男子發生性關係，以流氓罪判處死刑，她留下一段很值得複述的話：「性自由是我選擇的一種生活方式，我的這種行為現在也許是超前的，但二十年以後人們就不會這樣看了。」

西安婦女馬燕秦因組織舞會與性關係較亂，抓審三百余人，成了轟動三秦的大案。馬燕秦與另兩名舞會組織者被判死刑，三名死緩、兩名無期。這還是躲過「嚴打」高峰時的「寬大判決」，若在高峰時，至少要斃十餘人。

一九八二年影星遲志強在南京拍戲，與一幫高幹子弟跳貼面舞、看小電影，自願「一夜情」，嚴打開展後，鄰居舉報，因無受害人，南京公安局本請單位領回教育一下就算了，但被《中國青年報》報導成「強姦」、「輪姦」，南京公安局、北京公安部等紛紛接到「民憤」電話，遲志強最後領刑四年。一顆青年影星就此隕落。遲的兩位獄友，一位偷窺女廁，死緩；一位摟抱女青年，猥褻罪四年。

一九八三年，蚌埠青年李和嫖妓不給錢，判刑五年；「嚴打」開始後改判十五年，佈告貼得滿街；這小子不服上訴，趕上第二批「嚴打」，數量不夠，改判死刑。北京一小夥大街上見洋妞與人撕打扯開上衣，上去摸了一把，槍斃。一女孩夏夜院裡洗澡，同齡男孩路過，因院牆較低隨便伸頭看了一眼，女孩大叫「流氓」，男孩定「流氓罪」槍斃。瀘州納溪王小伙與同伴打賭，親了過路女孩的嘴，槍斃。多年後，王小伙家屬獲賠二百元。七歲女孩與兩位小男生有性關係，冠以「流氓團伙」罪名，判刑十五年，還遊了街。嚴打胡判，甚至有人路邊撒一泡尿，被判刑。

遮面怕真實都為一黨專政找依據

用超越法律的高壓進行「嚴打」，當然只能短期治表。第一次持續三年半的「嚴打」過後，一九八四年前八月，全國刑案與上年同比下降31%，犯罪率接近一九四九年以來最低。此後，還搞過三次「嚴打」——1996年、2000~2001年、2010年。但每次「嚴打」過後，刑案猛烈回升，1988年刑案上升到87萬餘件、1998年升至198萬、1999年224萬、2000年363萬、2001年445萬件。

近年，中共御用文人千方百計論證民主的缺陷，論證民主憲政不合國情，乃西方歧途，試圖以否定西方民主導出中國可以不要民主的結論，至少現階段「還不需要」。如《人民日報》二○一三年六月十八日刊載〈中國超常增長的文明動力〉，將走資本主義道路所獲得的經濟增長論證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優勢」。甚至借西人之口：「一部分西方精英因此看到西式民主並非經濟持續繁榮的必由之路，開始反思和修改其價值觀」。如此顛倒黑白，當然只能說明中國改革開放的道路還相當漫長。

還在持用如此一戳即倒的拙劣邏輯，除了用權力壟斷真理，倚仗暴力護航——不讓論敵出聲，難道還能為今天的「革命人民」認同接受麼？如此顯豁藏心，這回可是誰都明白了——都是為「無產階級專政」尋找合法性。

今天，國人至少明白一點：有關中國未來的「最佳藥方」，只能通過博弈在實踐中獲得，一種不讓質疑的「真理」，絕不可能是真理。誰都不可能包打天下，誰的藥方都無權免檢。苦難的中國，一個世紀才「買」回這一點從苦難中得來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