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太陽花學運終於在二十四天後宣告結束，一場震動國際的學潮，發生在一個民主國家，不免有不少研究課題留下來。也許，對於中國人來說，最重要的是她的有始有終、進退有據。學生領袖林飛帆引用一個經濟學字眼解釋他們最後的安排：「退場機制」。退場機制原意是體制較弱的組織退出市場，以改善市場服務與效能的一套規則。無疑，這個原理具有廣泛的外延、引申價值。

中國有很多人生哲理，都符合這個原則。知所進退，是做事決策最重要的智慧；避短揚長，是最可貴的自知之明。謀國之士，得意時憂其民；失意時憂其君。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退一步海闊天空……無不顯示人們對成敗禍福、生死善惡的理性思辨和對客觀現實複雜性的認知。兵家在戰場上的進攻與退卻，更是軍事學院的必備課。在政治範疇，涉及權力、法治、革命、暴動、行政等廣泛的命題，進退機制更是所有政治人員施展長才或魔法的手段……總之，只有具備成熟的二元理念的人，才能領導一場有益於社會的群眾運動，鼓動風潮，叱吒風雲，而有別於所謂暴民的盲動與失控。這次台灣學運的和平有序，令人欣慰。

於此，我們自然會聯想到八九北京學運的成敗。二十五年來已經有了許許多多的回憶與反思。中國與台灣社會制度的不同是眾目睽睽的。現在或許從台北學運中看到一個當年北京學生們的不足，那就是在撤離廣場上的爭執，最後由柴玲、李錄的激進派佔據上風。他們那「頭可斷，血可流，人民的廣場不可丟！」一類口號的狂熱偏執（完全是從共產黨的、文革的口號中移植過來），被中共的暴力鎮壓所掩蓋。無論對鎮壓的譴責多麼正當，但血的事實畢竟極其嚴酷：隨後的六四屠殺及體制內改革派全軍覆沒，以致政治改革倒退何止二十多年。換言之，假如學生能夠在六四前甚至更早一點撤離廣場，結局會怎樣？

當然，只是責備學生是不公平的。八九年的中國學生完全沒有台灣已有數十年社會運動傳統的沉積可資利用，而一個有足夠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階層，也遠未成型。往事已矣，二十五年，在信息時代不是一個可以忽略的時間。今天我們應該做的是，站在新的高度去回顧歷史，尋求教訓，就像一場戰爭過後，承認自己有哪些戰略戰術的失敗，而不是停留在對敵方的譴責上。因為事實上，對方比過去更為強大而兇狠無情，並不受外力所改變。一旦歷史再度發出召喚，新的一代將無可選擇，他們將要解決如山積般的難題，要在共產黨專制的廢墟上，決定中國的命運。他們最大的資源就是前輩的經驗。包括這次太陽花學運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