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收回克里米亞的邏輯源於不滿蘇聯瓦解後的歐洲新秩序：部分俄羅斯人與俄分離。類似一戰後德國被分割。現在烏克蘭的反俄親西方使和解已無可能。

●3 月16 日克里米亞舉行公投後的歡
呼，九成票主張脫離烏克蘭加入俄羅
斯。西方國家予以抵制，稱公投無效。

克里米亞公投獨立，提醒我們雖然是二十一世紀了，但很大程度上我們仍然生活在二十世紀的陰影下。

俄羅斯的所作所為，讓我想起一次大戰後的德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那個崛起的德意志第三帝國，以它的子民散佈在東歐和中歐一些國家，加上一些在歷史和文化上確實和德意志民族有密切聯繫的地區被從德國劃出去為引子，不斷挑起領土爭端，最後在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達到了目的。德國的理論是：一次大戰後的凡爾賽國際體系是不公正的，德國是它的主要犧牲品。這個體系強加給德國後，在很多地方造成了國土和人民相分離的狀態，德國有理由要求恢復自己的權益。

克里米亞早已劃歸烏克蘭領土 

今天普京也是這個邏輯：建立在蘇聯瓦解基礎上的歐洲新秩序是不公正的，這個新秩序犧牲了俄羅斯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利益，不但不顧俄國的地緣戰略利益和安全，而且無視那些被強行分到非俄羅斯主權國家去的俄羅斯人民的的意志和福祉。俄國今天收回克里米亞，就是部分恢復自己喪失的權益，因為克里米亞是俄羅斯歷史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普京把赫魯曉夫時期將克里米亞從俄羅斯劃歸烏克蘭加盟共和國的決定拿出來，說成是蘇聯領導人當年的錯誤，所以今天克里米亞重歸俄國也是糾正蘇聯時代的錯誤。這個說法似是而非。如果承認了這個說法，那世界上不知有多少個國家的領土和疆界要重新劃分。何況，國際關係的常識是一個國家政府自己犯下的錯誤只能自己認帳，不能讓其他國家來買單。不要說當年烏克蘭是蘇聯的一部分，就算是一個外國，你割讓給它的土地也就是它的了。當普京說這個話的時候，我想他是忘了俄國遠東地區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是怎麼來的。

普京在俄羅斯議會發表的講話中，承認蘇聯時期非俄羅斯族遭受了苦難，言下之意是他理解非俄羅斯民族在蘇聯瓦解時的離心傾向。但總起來看，在那個場合下他實際上是在對非俄羅斯族說：你們不要老是控訴，那個時代犯的錯誤中也有讓俄羅斯族吃了大虧的，例如克里米亞。今天你們都獨立了，但俄羅斯也要爭回一點本來就屬於自己的東西。

國際新秩序建立總有一定的犧牲 

當然，無論是希特勒當年的說法還是今天普京的說法，都不是毫無道理的。任何國際新秩序的建立，都不可能是一個各方滿意的結果，總是有犧牲品的，這是國際關係史的一個基本事實。我們不能因為希特勒後來的侵略擴張就否認凡爾賽體系對於德國的不公正之處，但更重要的還是看這個新秩序是不是總體上比那個舊秩序合理。

凡爾賽體系瓦解了德國、奧匈和土耳其三大帝國，給予中歐和東南歐很多民族以自決權，讓它們建立自己的國家。同樣，後冷戰的國際秩序再次給了這些地區的很多民族以自決權，讓它們或是獨立建國（蘇聯的前加盟共和國），或是真正收回和擁有自己的主權（蘇聯的東歐衛星國）。總起來看，這兩大體系至少在歐洲範圍內廢除了以大欺小的舊秩序，基本滿足了多數國家和民族的要求。

那麼，這是不是說當年的德國和今天的俄國的某些要求就可以完全被視為是歷史進步的犧牲品而可以置之不理呢？當然不是。如果沒有國內黨派和意識形態之爭的過度影響，沒有國際力量的插手，克里米亞這塊地方的歷史文化和這裡佔多數的俄羅斯族群這個特殊問題，本來可以由俄烏兩國在現有兩國關係和國際法的框架內尋求某種解決方案。克里米亞主權屬於烏克蘭，但和俄羅斯保持某種特殊關係，可以考慮某種特區方案，例如這裡的俄羅斯居民可以擁有俄羅斯永久居民權，烏克蘭允許俄國使用克里米亞在黑海地區的港口等等。

烏克蘭親西方劇變與  俄無法妥協

但是從政治可能性上說，這樣的解決方案只有在俄烏兩國維持友好關係、烏克蘭在俄國和西方之間維持一定的平衡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實現。現在的問題是，烏克蘭政治劇變已經使得這種可能性消失了。烏克蘭完全倒向西方，反俄成為新政權的一張底牌，這個政治劇變是俄羅斯無法容忍的。但俄羅斯的對策卻讓人想起了上個世紀德國和蘇聯擴張主義的故伎：利用自己的地緣戰略優勢解決族群和領土糾紛，在短時間內造成既定事實。不要忘了，蘇聯當年吞併波羅的海三國也是操縱它們的「蘇維埃」提出加入蘇聯，然後莫斯科笑納的；而德國對奧地利和捷克的吞併也都不是赤裸裸的軍事佔領，而是某種「民意」或者應這些國家政府的「要求」的結果。

我認為，俄羅斯在克里米亞有特殊利益，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就和當年德國在奧地利和捷克有特殊利益一樣。這個特殊利益是特定的國際關係體系的結果，這個體系的某些方面不是不能改變。但是當年的希特勒和今天的普京解決這兩個問題的方式都是訴諸（或者偽造）「民意」掩蓋的強權。希特勒是完全不接受這個新的國際體系，他心裡有一個完全不同的歐洲新秩序。而普京心裡一定也完全不認同蘇聯瓦解後的歐洲新秩序，至於在多大程度上他能夠實現他所設想的那個秩序，這取決於多大程度上他能夠整合俄國國內民族主義和專制主義的勢力，以及國際社會多大程度上對這種公然用強權改變領土主權現狀的行為用行動而非言辭做出回應。

（程映紅：美國德拉瓦大學教授。十年前曾為本刊撰寫專欄《紅潮史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