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初的斯德哥爾摩已經融雪，海水歡欣地拍打海岸，喧響如同古老的樂曲。正是詩人特朗斯特羅默筆下描繪的北歐早春風景。

●茉莉（後）在詩人特朗斯特羅默斯德哥爾摩南部的家中做採訪。

被譽為瑞典「國寶」的特朗斯特羅默（簡稱特翁），住在斯德哥爾摩南部的一座舊式公寓的四樓上。這個依山面海的社區比較清靜，是瑞典藝術家們聚居的地方。八十三歲的老詩人自一九九○年中風後，右半身癱瘓，說話有語言障礙。從這個公寓的窗戶上，可以看到遼遠的天空與波羅的海、白色的輪船。這宜人的風景給病殘的詩人帶來極大的安慰。 

垂垂老矣的詩人坐在客廳裡向我們微笑。他白髮滿頭，高鼻，淡藍色的眼睛溫和而鎮靜。我想起他筆下常常出現的鷹的形象：一隻孤獨的禿鷹，獨立絕崖，目光敏銳。 

黑色和綠色分野的獨特研究

在特翁獲得二○一一年諾貝爾文學獎前後，我曾在《開放》等港台報刊上發表過三篇文章，譯介特翁的詩歌。去年，傅正明在台灣出版專著《夢境跳傘——特朗斯特羅默的詩歌境界》他把該書的內容簡介和部分章節譯成瑞典文，寄給特翁。特翁的太太莫妮卡寄來聖誕卡，表達謝意。轉告特翁覺得這是一本很有趣的書，「他欣賞自己被描繪為半是黑暗半是綠色的詩人。」三月初，我們應莫妮卡之邀登門拜訪。 

自五十年代出版第一本詩集以來，特翁便獲得很高的聲譽，被公認為是歐洲重要的象徵主義和超現實主義詩人。特翁詩歌的譯介不少，但卻少有理論研究專著。傅正明專著的獨特之處在於，他依據瑞典文原文，參考借鑒色彩詩學、原型批評、詩的神學和東西方比較文化等，以獨特眼光，分析詩人黑色和綠色為兩大主調的詩歌境界，追蹤他半是基督徒半是禪修者的精神求索。 

這是特翁夫婦很好奇的地方。當我們見面時，莫妮卡又代表特翁向傅正明發問：「作為一位中國學者，你怎麼會對西方文學有這樣深入的研究？」我告訴他們，傅正明在北大讀碩士時，專業是「文藝美學」，側重於西方美學，曾翻譯過古希臘的文學專著。因此，旅居瑞典二十年的傅正明對歐洲文學比較熟悉。

全家曾長期過著清貧簡樸生活

我們在客廳坐下。特翁看看我，又看看莫妮卡，對我們不約而同地穿了式樣相同的素雅碎花開衫，笑了起來。說：「Mycket bra！ （很好！）」他只能說簡單的瑞典文，更多談話需要太太代言。熱情、優雅的莫妮卡，原來的職業是護士。瑞典有些女性像南丁格爾一樣選擇護士職業為他人服務。自一九五八年和特翁結婚，莫妮卡就成了詩人的第一讀者和批評家。 

特翁夫婦曾長期過著清貧簡樸的生活。他們家的經濟狀況常常捉襟見肘，每到月底發工資前，莫妮卡總要搜索全家每一件衣服的口袋，把找到的硬幣零錢湊起來購買食物及日用品。然而，他們在精神上卻非常富有。到一九九○年秋特翁因腦溢血中風，半邊癱瘓和失語症，莫妮卡辭職專事照顧特翁。此後她不但要打理家務，還必須走上前台，成為特翁的代言人。

喜鵲、茶杯、書櫃與藍房子

和我們對話時，莫妮卡不時靠近特翁，注視他的表情及其手勢，解讀他的想法，然後轉達他的觀點。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婚姻，使這對夫婦「心有靈犀一點通」，莫妮卡總是能夠清晰準確地為特翁代言。 

傅正明在和特翁對話中，提到他詩歌中多次出現的一種鳥，瑞典文叫skata，有人譯成「喜鵲」。但傅正明認為， skata在北歐神話中是死亡王國女王身邊的鳥，是悲哀、危難和疾病的象徵。不是中國象徵吉祥的喜鵲而是「凶鵲」。最後顧及其象徵意義，選擇了「寒鵲」的譯名。莫妮卡給我們泡茶的杯子，是來自中國的明黃色花瓷小杯。恰好傅正明在其專著中，把特翁詩歌的結構稱為「茶杯裡的宇宙」，一個看重當下日常生活近乎「茶飯禪」的宇宙。 

傅正明有一個特別的心願：想看看特翁的書櫃。他認為看一個詩人的書櫃，最能瞭解該詩人所繼承的文化傳統和詩歌源流。於是莫妮卡讓傅正明在客廳和書房的各個書櫃間打量。特翁有一首題為《書櫃》的散文詩。他說書櫃是從死者的屋子里弄來的，他放入沉重的新書，如同放進深淵。他想像書櫃如一棟大樓，那裡掛著死者的肖像。奇妙的是，「一個早晨玻璃內側結滿霧氣。死者的肖像在夜間開始呼吸起來」。在特翁的詩歌中有一種「死者的視角」，那些死者大多是二戰的犧牲品，傅正明稱之為藏傳佛教所說的中陰身的視角，把死亡視為另一生命的開始。 

莫妮卡說，特翁更多的藏書位於斯德哥爾摩附近的一個小島上的藍房子裡，這座消夏的別墅是特翁的外祖父留下來的。在童年的特翁眼裡，做領航員的外祖父是帶領人們「穿過島嶼與海水的奇異迷宮」的人。那座藍房子凝聚著特翁家族的歷史與少年的回憶，是詩人的一座精神殿堂。

他的靈魂比王維更為廣袤深邃

由於特翁的詩歌大都舒緩平靜，與大自然和日常生活有一種和諧的關係，不像現代西方詩人那樣焦慮與憤怒，因此，他被某些中國詩人稱為「瑞典的王維」。中國詩人把特翁視為「純詩人」，因此熱衷於談論特翁詩歌中奇異而瑰麗的意象，卻不太理解特翁詩歌裡深邃的政治意義和歷史哲學。

其實，特翁詩歌與中國唐代王維的詩歌只有部分相似的地方，例如，他們所描寫的自然風景極富詩情畫意，辭秀調雅，但二者形似而神不似。王維雖然在寫詩技巧上有很高的成就，但作為隱逸詩人，他在思想上並無太多可取之處。王維消極遁世，有不少阿諛奉承的唱和詩和直接宣揚佛理的作品。

根據傅正明的分析，特翁雖然像王維一樣，也有「中年頗好道，晚家南山陲」的一面，但他始終不是那個「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的人。特翁手上的「灼熱的石頭」，在晚期的詩歌中仍然溫熱。

筆者認為，特翁與王維的根本區別就在於，這位北歐詩人的靈魂更為廣袤深邃。作為一位心理學家，一位富於啟蒙思想的哲人，他把世界視為一個謎團，立志要「感受它，破譯它」。他的詩歌中包含了一些人生重大命題，例如死亡、歷史和回憶。

有瑞典評論家稱特翁為一個「緩慢變化中的宇宙」。這個宇宙就像他詩中的參天橡樹，「面對九月大海墨綠的要塞╱伸出宏闊的花冠」。他將在生活中觀察到的萬事萬物，例如日月星辰、風雨天地、動物植物，以哲思溶化凝練成鑽石般精美的詩歌。

他的植物園有納粹焚屍爐的殘磚

獲知我們是來自中國一九八九那場血與火的悲劇之後的流亡者，莫妮卡和特翁深表理解與同情。我告訴他們，特翁最讓我感動的一首詩是《關於歷史》。在那首詩裡，特翁描寫陰暗的大樓只有一扇窗戶亮著——人們看見德雷福斯的面孔。我說，你的那首詩描繪的也是我們的歷史、我們的命運。我告訴他們，特翁在中國讀者中最為人知的一首詩是《黑色的山》：

巴士拐了又一個急彎，掙脫了陰冷的山影

車頭向著太陽呼嘯而上

我們擁擠在車內。獨裁者的畫像被扔在

皺巴巴的報紙裡。

只有我們這些走過八十年代的中國人，才能體會此詩激起的興奮之情。那時我們正從黑山的陰影中走出來，把暴君的照片丟棄在廢紙裡，向著光明奔去。 

我問莫妮卡，特翁本人及其詩歌是否具有政治性，莫妮卡的回答是肯定的。她說特翁整個家族都是關心政治的，在二戰時期他們反對納粹。在回憶錄《記憶看著我》中，特翁談到他青少年時代的「政治」本能是衝著戰爭和納粹去的，他用文字表達了對瑞典親德分子的反感和厭惡。特翁還曾到布拉格的猶太公墓拜謁亡靈。在一次訪談中，他強調說：「作為人，絕不能被遣送到一個永恆的奧斯維辛。」

傅正明在他專著的序詩中致特翁：「超現實的植物園圍牆上╱有奧斯維辛焚屍爐的殘磚。」他認為，包括米沃什、辛波絲卡和特朗斯特羅默在內的一代歐洲戰後詩人，常以無辜犧牲品的視角來回顧歷史，觀察現實。避免後奧斯維辛寫詩的野蠻性，是他們寫詩的警號和禁令。特翁的一本詩集題為《為生者和死者》，他為受難的生者和無辜的死者寫作的詩歌，是一種精神救贖。 

特翁用左手在傅正明的專著上緩慢地簽下自己的名字，我們便告辭了。那位曾經在光芒四射的大海上盤旋的禿鷹，此時安靜地蜷曲在客廳沙發裡，揮揮左手，目送我們離去。我知道，這是第一次見面也可能是最後一次，因為我們不願多打擾這位遲暮老人的安寧。中國詩人杜甫曾說：「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而這位瑞典詩人也吟誦道：「禿鷹收翅化為一顆星辰。」那麼，在夜間星辰閃亮之際，我們會再次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