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暑中讀完裴毅然先生這本好沉重的書——不僅是書的篇幅「重」，更是其內容之「沉」，我長長吐了一口氣：此書的出版，正當其時！

中國當下思想文化存在著不同傾向的激盪。裴毅然先生這本書不僅是對時代所提出的重大問題作出自己的回應，更是作者坐下來踏踏實實進行研究的成果，其用功之力、思考之深，表明這是一個學者的回應，它的觀點，建立在學術研究的基礎上。

我尤其欣賞的是作者採用的「個案研究」方法，而且選擇「延安一代知識份子」作為研究對象，這顯示了一種銳利的學術眼光。延安一代，誠如作者所說，上承五四一代，大革命一代，下啟解放一代及紅衛兵一代；拎起這一代，可以把握與揭示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歷史運行軌跡全景。更為重要的是，延安這一代還在深刻影響中國現實，中共黨內毛派與民主派的主要骨幹都是延安一代。

選擇延安一代：重大的研究課題

本書最大的特點是史料翔實，這也是作者的自覺追求：「儘量還原史實，以據立論，重在對具體歷史情境的剖析」。這本是學術研究的基本要求，但在當下中國學界卻成了問題。這也是本書所揭示的歷史的積弊：「為實現自己頭腦中的概念，而無視具體現實，尤其是無視革命造成的現實」；立場在先，觀念在先，判斷在先，而且不需要事實的支援，甚至不顧及基本歷史事實，睜了眼睛說瞎話。我讀本書，最為感佩的，就是作者敢於面對史實的膽識。這需要勇氣、良知、學術與歷史責任感。

「將歷史苦難轉化為精神資源」，既是本書著力點，也顯示了作者思考的深度與功力，同時給當下爭論以啟發。如延安一代的最大悲劇——「從這道門進入，卻走到了另一個房間」。用作者的話來說，「尋找中失去了尋找的東西，在努力中失去了努力的價值」。這其實也是所有面對這段歷史的人們（包括研究者），都必須認真思考的：延安一代所獻身的中國革命除了強烈的「烏托邦」色彩，還帶著專制主義的血腥味。如作者所說，「一切非理性的所謂『抒情詩』上都有導向專制與恐怖的可能」。而且終點的專制主義並非對烏托邦主義的反叛，而恰恰是其邏輯的與歷史展開的必然結果。這也就是說，專制主義的後果正孕育於起點的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烏托邦主義之中。

作者用大量史實、銳利分析，真實而具體地揭示了那些真誠革命者，在什麼地方、通過怎樣的思想、邏輯落入陷阱。例如，以建立「至善至美」的「地上天堂」為目標，將彼岸理想此岸化，導致現實地獄化；追求思想至善至美、絕對真理，最終導致馬克思主義絕對化與宗教化，同時也使自身發生異化；將鬥爭、矛盾、反抗、運動絕對化，鼓吹「階級鬥爭」、「鬥爭哲學」，也必然誘發人的嗜殺性，導致災難性後果，同時也將自身變成「終身生活在鬥爭思維和仇恨之中」的「政治動物」等等。這樣一些追根溯源的分析，都是從事實出發，但又不是對事實的簡單描述，乃是高於事實，更具有理論高度與深度。

紅衛兵一代對延安一代的反叛

本書自然也有可能引起爭論的方面。作者對歷史與現實的批判立場十分鮮明，行文中常常忍不住跳出來發表許多含有主觀感情的尖銳議論，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說，有學者批評本書「感情色彩強烈，太重褒貶，文學筆調，缺乏學術性」。儘管我也認為作者對自己的主觀情感如有所抑制，或許更好；但卻願意為作者作一點辯護。

本書某種程度上是「當代人寫當代史」，也就是說，作者所要研究的這段歷史，直接影響自己人生道路與命運，有著太多刻骨銘心的記憶和生命體驗。因此，在研究與描述這段歷史時，很難做到「純客觀」，這樣的主體投入式研究，或許有它的局限，但同時又具有特殊的價值。讀者讀到的不僅是研究對象的歷史，也包括研究者自身的歷史，連同它的局限也都是一種歷史現象。

這一點，作者也是高度自覺的。他一再強調自己「紅衛兵一代」「知青一代」的身份，強調「紅衛兵無論價值理念，文化構成，思維方式，行為範式，都出自延安一代的母體」。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本書寫的是「紅衛兵一代眼裡的延安一代」，更準確地說，是一位幡然醒悟的紅衛兵對曾經是自己「精神之父」延安一代的反思和反叛。這大概是本書的真正意義和價值所在。

本書多次提及一些延安人至今還局部或全面堅持當年選擇和紅色觀念，作者歸之于這些歷史當事人缺乏反省和覺悟，迷途而不知返的局限，這就有點簡單化。應該作更複雜的分析。作者錯過了這樣的機會，有點可惜。

從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角度，各代人都難免懷有弒父情結，包括延安一代對五四一代的「弒父」，但將必要的反思反叛推向極端，就會成為一個陷阱。因此，我讀完本書，不免產生疑惑：難道延安一代除了慘烈的教訓，就沒有給後代人留下任何精神財富嗎？他們的精神價值，僅存在於晚年反思懺悔顯示的「真」嗎？作者也承認，延安一代人的特點是：「正直坦率，嫉惡如仇，不尚虛假，情緒激烈，並過於理想的看待革命」。在我看來，在今天這個理想喪失，激情不再，彌漫著虛假、市儈之氣的社會裡，延安一代精神氣質在經過反思以後，可以轉化為新的精神資源。

歷史經驗：對任何烏托邦保持警惕

本書給我一個強烈印象：處處充滿「大徹大悟，回頭是岸」，而這恰恰是我最為擔憂的。因為，這恰恰是延安一代曾經落入的一個陷阱。本書引述了丁玲批判王實味的發言，大談丁玲當年的「大徹大悟，回頭是岸」，結果走到最初追求的反面，從理想主義、烏托邦主義走向專制主義。也就是說，本書對延安一代精神迷誤的批判、經驗教訓的總結，不僅要警示世人，也應該警示作者自己。其實，作者在本書的《跋》裡就談到了「自己也難以避免像空氣一樣進入我體內的紅色思維，」，反思、批判者與被反思、批判者之間，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存在著類似的思維方式，正深刻反映兩代人之間的「生命糾纏」。也反映了這段革命歷史的複雜性。

作者引述一位著名學者的一個觀點：應該在「保守」與「激進」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在我看來，這一命題具有普遍意義。我們應該在一切方面——民主、自由與平等之間，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之間，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都保持一定的張力。也就是說，不同的思想傾向，都是正常的。問題是，既不能把自己的選擇絕對化、終極化，也不能把不同於己的選擇妖魔化，而且還要善於從中吸取合理的資源。這需要一種博大寬容的胸襟。這種張力，有益於思考和研究的獨立性、批判性和創造性，是一切真正知識份子的立命之本。

寫到這裡，我突然想起捷克思想家、前總統哈威爾的一個警告。我們知道，哈威爾也有過從理想主義的共產黨人到批判自己參與建構的體制、推動民主改革的經歷，和本書所討論的延安一代的思想發展有類似之處。哈威爾在談到自己這一代「歷史經驗」時，提醒說：時刻不要忘記我們曾被「一種透明的烏托邦所捕獲」，因此我們必須「懷疑所有的烏托邦」，懷疑所有「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產物」。應該說，缺乏這樣的懷疑和警惕，正是延安一代發生精神迷誤的重要原因，後人應該永遠引以為戒。

二○一○年八月十四至十八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