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害的香港傳媒人，除六七暴動的林彬外，三十年代已有報人疑因得罪政敵而死於冷槍，到了中共上台還有六名香港記者在廣州被處決。

●被中共槍決的港報記者，前排右起，鄧孝平、趙非、
羅金泉、後排右起、陳廣平、葉雲笙、駱樹藩。

香港《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二月廿六日被兇徒連斬六刀重傷後不足一個月，正在籌備出版的《香港晨報》，兩名高層又於三月十九日在街頭被四名持鐵通男子毆打受傷，傳媒界再掀腥風血雨，令人憂憤。傳媒人涉及錯綜複雜的社會事務，往往因擇善固執而成為惡勢力襲擊的對象。遭兇徒殺害致死的香港傳媒人，現時較為人熟悉的是死於六七暴動期間的商業電台主持人林彬，其實早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已有香港報人疑因得罪政敵而死於冷槍之下，到了一九五○年，還有六名香港報章記者在廣州被中共處決。

三十年代開始有暗殺記者事件

香港自一八五○年代有中文報章以來，首名因撰稿而被兇徒槍擊的新聞工作者，是《天南日報》社長羅偉疆（1895—1973），他畢業於廣東法政專門學校，曾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向來反對割據自大的軍閥和共產黨。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八日晚，羅在中環擺花街被兇徒連開多槍狙擊，兇徒因子彈用盡而持械逃走，羅僅肩部受傷。事後兇手雖被緝獲，但他也不知主謀是誰。

至於首名遭槍擊身亡的香港報人，是《工商晚報》總編輯黎工佽。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下午一時許，他從中環報社下班，途經利源東街一號時，一名扮成苦力的男子從他背後連開兩槍，擊中他的腿和腹，兇徒事後逃去無蹤。黎送院時仍清醒，但延至十九日傷重不治，終年四十四歲。他臨終表示：待人接物並無私怨，請報中同事繼續努力。

黎工佽是廣西寧明縣人，原名恭慈，字藕齋，筆名春冰。畢業於陸軍將校講習所兵工科，曾任龍州縣縣長，亦為著名嶺南派畫家。早年致力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事業，後移居香港，為一九一九年創辦的《香港晨報》撰寫時評，大力抨擊當時的廣東軍閥。後轉職一九二五年創辦的《工商日報》，表現出色，一九三○年《工商晚報》開辦後升任總編輯，遇刺時還兼任《工商日報》的港聞編輯、及一份有「小報王」之稱的《探海燈》督印人，以及西南中學教員。在他遇刺前的十一天，已曾在深水埗街頭遭兇徒槍擊，因槍枝失靈，只被槍柄打傷頭部，自此他便隨身帶備自衛手槍，可惜仍難逃一劫。

一九三三年他在香港參與創辦的《探海燈》（「海」字是指中國的「宦海」），每三天出版一次，以報導廣東政情內幕為主，銷路甚佳，當時廣東是陳濟棠做「南天王」的時代，曾禁止此報進口，但不少人走私此報到廣州謀利。據說原本每份在港只賣兩仙的《探海燈》竟在廣州炒至五毫。黎的親人透露，黎首次遇襲前一周，曾收到恐嚇信，不滿他在《探海燈》的評論。更離奇的是，《探海燈》另一主筆蘇守潔（又名偉明，號豹翁） 在黎死後被發現不知所終。據稱他在當年七月應朋友之約去了廣州，之後便人間蒸發！極可能也因文字惹禍。

●在中環街頭被槍
殺身亡的黎工佽。

中共鎮反處死六名香港記者

黎工佽之死，一度傳聞跟時任廣州公安局長的何犖有關。而楊國雄先生早前出版的《香港戰前報業》指出，也可能跟日本人有關，因黎主理的《工商晚報》有強烈的反日言論，由鐵筆（侯曜之筆名）撰寫的時評主張全面抗日，語多激昂，黎遇刺前一個月，更曾以題「本報誓以筆槍為抗戰救國後盾」撰文，為日人所忌，曾多次向該報提出警告。

黎死蘇失蹤，至今仍是懸案，但在一九五○年十二月一日，六名任職香港報章的粵籍記者在廣州被中共集體槍決，可說是中共明目張膽，公告天下的殺人行為。當天香港的《大公報》以頭版及大篇幅報導，並刊登了六名被處死的記者遺照，稱廣東當局偵破一批文化特務，共十七人被判刑。該報社評強調：「這是堅決鎮壓文化特務活動的第一聲」、「人民民主專政對反革命是不施仁政的」。

這十七人被中共指為蔣幫特務，潛伏在廣州搜集情報、秘設地下電台、及散播「反動」訊息。其中六人罪行特別嚴重，被判死刑，他們的資料如下：

趙非：又名趙宗鑾，三十四歲，一九四一年起任《國華報》（一九一五年在廣州創辦）及《星島日報》的採訪主任及記者。

羅金泉：又名羅棠、李沛然，三十三歲，《星島日報》記者。

陳廣平：三十三歲，《星島日報》記者。曾任《華僑日報》編輯。

鄧孝平：又名鄧青萍，廿三歲，歷任美聯社、《中央日報》、香港《現象報》、《工商日報》記者。

葉雲笙：又名葉盛、陳因，三十九歲，歷任《工商日報》、《大光報》記者。

駱樹藩：又名駱昌，三十九歲，《星島日報》人員。

星島報系走上反共之路

另外，溫其聰、余強、梁堅榮（三人為國民黨報務員）、歐陽少泉（《華僑日報》記者）各判刑十五年，駱傑興、呂偉剛（二人為攝影記者）、雷公權、賈衡曹、蘇濟清（三人為《星島日報》記者）判刑十年。王錦賢（《星島日報》記者）、宋錄蕃（王錦賢的聯絡員）判刑五年。

此案受刑者以《星島日報》記者為主，跟該報當時的老闆胡文虎有一定關係。這位在南洋發跡的華僑富商，在中共上台初期抱有幻想。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五日，他在香港創辦的《星島日報》，以「廣州天亮了」的大標題，報導廣州政權易手。同年，他在福州創辦的《星閩日報》改名為《新閩日報》繼續出版。至一九五○年初，《星島日報》一直保持「中間偏左」的立場，在廣州派駐不少記者。但同年七月，中共因胡文虎不肯認購公債而露出兇相，把胡氏在大陸的產業全部沒收，到年底還高調公佈這宗文化特務案，顯然是想發揮殺雞儆猴的震攝作用，胡氏如夢初醒，他的報業自此便走上反共之路。

這宗涉及香港新聞工作者的慘案，實情如何，外界無從得知，但即使他們是特務，中共把他們槍斃，未免過於殘酷。一九五二年，港英政府同樣揭發包括司馬文森、劉瓊等十多名中共地下黨員在香港文化圈活動，但只是把他們驅逐回大陸。到了一九六一年查出中共高級特務曾昭科潛伏香港警隊多年，官至助理警司，也沒有把他處死，亦是驅逐他回大陸了事，可見港英當局和中共的文明差距。

專制橫蠻者要對付不聽話的傳媒，會使用各色各樣的暴力手段。中國文明進化不易，新聞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不會從天而降，醒覺的公民須繼續努力爭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