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十年裡，宋彬彬等人一直相當積極地否認文革中的迫害和殺戮。他們是紅衛兵中對文革事實的「否認派」。這些「否認派」所否認的，不是個別現象，而是文革的群體性虐殺真相。

●文革是一場既荒謬愚昧又恐怖血
腥的歷史暴政，凌辱和殺害了數
千萬人，也欺騙和毒化了無數人。

對真相與記憶的挑釁——這是一部歷史著作的書名。作者是研究納粹大屠殺的美國歷史學家黛博拉·利普斯塔特（Deborah Lipstadt）。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是現代歷史上最可怕的暴行之一。這場種族清洗屠殺了近六百萬猶太人。二戰之後，隨著大屠殺事實被揭露，納粹大屠殺否認派也漸漸浮出水面。大衛·歐文是納粹大屠殺否認派最重要的成員之一，他說：希特勒一九四三年前對屠殺猶太人一無所知；奧斯威辛集中營和集中營的毒氣室、焚屍爐，是波蘭政府為了吸引遊客而在戰後興建的。

一九九三年，利普斯塔特博士的《否認大屠殺——對真相與記憶的挑釁》出版。在這本書裡，利普斯塔特博士把歐文稱做「否認大屠殺的最危險的代言人」。筆者曾打電話給利普斯塔特博士，就「否認」問題向她請教。

一九六六年八月（紅八月），毛澤東寫信支持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隨著紅衛兵運動在全國興起，發生了大規模的紅衛兵暴力。在北京一地，就有一千七百七十二人在一個月內被虐殺（官方統計）。

今年二月，《文革受難者》的作者王友琴接受《開放》雜誌採訪，第一次提到文革「否認派」。她說：「在過去的十年裡，宋彬彬一直相當積極地否認文革中的迫害和殺戮。她是紅衛兵中對文革事實的『否認派』」。這些「否認派」所否認的，是文革的群體性虐殺真相。我認為，其全稱可以叫做「文革虐殺否認派」。他們否認虐殺的方式，有這樣幾個方面：

一、否認紅八月受難者死於大規模、群體性虐殺的事實。

宋彬彬「團隊」的重要人物葉維麗（她也在這次《南方週末》的報導中。在Carma Hinton（卡瑪韓丁）拍的紀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中，葉維麗聲稱卞仲耘死於高血壓和心臟病。她是師大女附中紅衛兵，也是宋彬彬獻給毛澤東的紅衛兵袖章的設計者之一。卡瑪並非不熟悉文革的人，她一九四九年在中國出生，在北京長大。文革中她的母親是「外國專家」中的積極分子，她給毛澤東的信曾得到毛的批示。她的父親Williom Hinton，（韓丁），文革中從美國訪問中國，與高層領導人見面的照片發表在《人民日報》顯著位置。卡瑪二十多歲時才離開中國到美國。她的紀錄片中有北京五所中學的紅衛兵出現，包括宋彬彬和葉維麗。在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書裡，記載有這五所中學的紅衛兵在一九六六年打死的九名受難者。對此，《八九點鐘的太陽》有意不提。因為，如果提到紅衛兵打死受難者，電影的標題就無法成立。

清華附中紅衛兵卜偉華，二○○八年在網刊《記憶》第十期否認該校三名在紅八月「自殺」的人和紅衛兵的關係。否認他們是因為受到紅衛兵迫害和虐待「自殺」。其中一名在被紅衛兵關押和「鬥爭」後臥軌，被火車推出軌道，遭受重創，卜偉華卻說她只「受了輕傷」，「自殺的原因⋯⋯至今仍不清楚」。另一個在為她預定的「鬥爭會」前服毒，卜偉華說她是因為「生性內向」和「憂鬱症」。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中說清華附中紅衛兵是最早使用「紅五類子弟」和「黑五類子弟」的說法，卜偉華不加論證就稱之為「不實之詞」。他用寥寥數語就否認校園裡發生的各種殘酷暴行，對紅衛兵給人們帶來的痛苦無動於衷。他行文傲慢無理，而且透著殘忍。

二、否認毛澤東和共產黨在文革虐殺上的責任。

在《南方週刊》對宋彬彬的專訪中，宋彬彬說：二○○二年，我美國朋友告訴我，現在出了一本書，提到了「宋要武」。這本書是在美國和歐洲所有大學和圖書館裡都有的嚴肅的學術著作。作序的蘇珊·布魯奈爾是法國有名的性別學者，她在序裡明確說宋要武是紅衛兵負責人，「八五」那天打死了校長，然後「八一八」上了天安門，她爸爸就得到了提升。宋說她的美國朋友正好認識那本書的作者艾米麗，問她，你去調查過沒有？她承認說沒有調查，就是相信了王友琴的文章。

筆者找到「艾米麗」（加州大學分校的Emily Honig）打了電話寫了電郵。她不承認她對王友琴關於宋彬彬及其父親做過這些評論。也就是說，宋彬彬說了謊。事實上，即使「艾米麗」真的說過，也不能證明王友琴寫的不是事實。

八月十八日毛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後，北京紅衛兵每日殺人數字，很快從一位數變成兩位數，直至三位數。《文革受難者》的第224頁有一個圖表，上面是紅八月間北京市每日被打死人數。這些數字是當局每日上報中央的紅衛兵「戰果」。這是否認派不願意正視的重要事實。因為王友琴的書裡記載了這些事實，北大副教授李紅雲指責王友琴對宋彬彬「一直揪住不放」。

他們還抱怨為什麼王友琴不提劉進。劉進也是活躍的否認派。她說她父親在文革中受到衝擊。事實上，一九六六年五月，劉進父親、高教部副部長劉仰嶠，和康生的妻子曹軼歐一起到北大發動聶元梓寫「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說明劉父當時還是文革紅人，文革後劉仰嶠揭發了康生和曹軼歐，處罰只是降職使用。這顯示劉進不能以「父親受過衝擊」而洗脫她在紅衛兵暴行中的責任。王友琴當然不可能將每個紅衛兵頭頭都作為主要的描述對象。

三、否認紅衛兵組織和紅衛兵個人在文革虐殺上的責任。

「否認派」創造了女附中「權力真空」理論。《記憶》四十七期宋彬彬、劉進、葉維麗等人的對話錄與其他文章，都以女附中在六六年八月五日存在權力真空為理由，強調紅衛兵和宋彬彬對卞仲耘之死沒有責任。但是，他們不能否認，卞仲耘被打死當時，宋彬彬和劉進有他們的辦公室；當天晚上他們可以到北京飯店，向北京二號人物吳德匯報；第二天，劉進在學校廣播室發表卞仲耘「死了就死了」的講話。——就憑這幾點，還不能說明她們是學校中掌權的紅衛兵頭頭嗎？何曾有什麼「權力真空」？

現在他們「道歉」了，新的說法是她們沒有「保護」好校領導。這不是和「權力真空」說自相矛盾嗎？如果宋彬彬、劉進只是普通學生，怎麼會有「保護」校長的責任？總之，說來說去，都是背離和企圖掩蓋事實真相。在《南方週末》的採訪中，宋彬彬談到「非幹部子弟出身」的這段話就更是忸怩作態：「當年我覺得她們跟我一樣，對她們從沒有任何歧視。但我確實不知道她們在想什麼，不知道班裡真有人在歧視她們。」當時那樣嚴重的血統論，她能不知道？

王友琴和其他人都描述過班級紅衛兵召開的「鬥爭會」——十名「黑五類出身」的學生站在教室前面被批鬥，一根長繩子繞過這十名學生的脖子，把她們捆成一串。十名「紅五類出身」的紅衛兵坐在椅子上。大標語「打倒狗崽子」貼在教室牆上。「狗崽子」指「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青年。他們不僅要交代「反動思想」及父母的「罪行」，還必須重複咒罵自己：「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該死。」紅衛兵用拳頭打她們，把墨汁潑在她們身上。

請問宋彬彬，這些侮辱、毆打，是不是「歧視」！《南方週末》記者馮翔所做的採訪，是近來關於紅衛兵採訪最長的一個。但是，這個訪談缺乏對文革發起及紅衛兵運動的整體瞭解，也沒有仔細研究師大女附中的材料。有些重要事實也被遺漏。例如卞仲耘死後，女附中紅衛兵還打死了附近「玉華台」飯莊的一名十九歲的女服務員。王友琴描述過詳情。但是在宋彬彬劉進的敍述中完全隱瞞了，仿佛被女附中紅衛兵虐殺的，只有一個卞仲耘。

四、攻擊致力於記錄文革受難者死亡真相並追究虐殺責任的人。

這方面，也和納粹屠殺否認派異曲同工。否認派集中攻擊的，是文革歷史學家王友琴，和保留證據堅持真理的卞仲耘校長的丈夫王晶垚。

王友琴做了大量的採訪和調查，寫了近百萬字的文革歷史文章和著作。她把卞仲耘這樣的文革受難者寫了出來，替那些不能再言說者說話，為那些不能走上法庭的人作證。余英時先生稱她的《文革受難者》是一個「挽救記憶的偉大工程」，還特別稱道她做調查採訪寫歷史，是繼承了孔子和司馬遷寫史的傳統。

從二○一○年起，宋彬彬和她的支持者就不斷貶斥王友琴的研究和寫作。葉維麗的文章《好故事未必是好歷史》，把王友琴寫的卞仲耘之死說成是編織的「好故事」。《記憶》主編吳迪還特地出版一本書：《故事不是歷史》。 實際上，王友琴的書都是一些調查得來的沉重的事實，即使可能有細節的出入，大量的基本的人物和情節都是很扎實的。何來講故事的輕率？王友琴的書和工作受到廣泛的尊重，正是人們看到她的嚴肅和責任感。那些維護毛、維護紅衛兵的否認派，害怕的不正是那些血淋淋的事實的揭露嗎？

《南方週末》最近的報導還提到：紅八月，北京市共打死1772人的數字，是北大教授印紅標一九九三年在北京市檔案館發現的。這不是事實。王友琴一九九五年的文章中早已寫得清清楚楚，這個數字是發表在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的《北京日報》上。哪用得著印紅標在十三年後去「再發現」。

從文革紅八月起，在北京和全國，有大批無辜的人如卞仲耘和在師大女附中被打死的年輕女服務員一樣，被紅衛兵虐殺。受難者被兇手用棍棒和銅扣皮帶抽死，被兇手用帶釘子的桌子腿打死，被兇手用開水燙死，被兇手綁在柱子上、樹上折磨死，被兇手強迫爬過碎玻璃，被兇手按在乒乓球台上，被批鬥，被遊街，被剃陰陽頭，被凌辱⋯⋯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何曾有過比這更殘忍的屠殺？

二十世紀，是人類歷史上一個可怕的世紀。再沒有一個世紀，有著如此之多的非正常死亡。二十世紀發生過幾次大規模的反人類罪行：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史達林時代的殘暴，中國的饑荒和文革，紅色高棉大屠殺。其中，納粹屠殺、史達林清洗、紅色高棉大屠殺的罪惡都已經得到清算，只有在中國，大饑荒和文革的罪行仍然是一個敏感話題。我們中國人，沒有像猶太人那樣滿世界追剿納粹，沒有像俄國人那樣找出一百三十萬個斯大林恐怖政治受難者並把他們的名字製成光碟，也沒有像柬埔寨那樣徹底反思歷史、記錄共產主義受難者。究竟是什麼，使我們中國人面對數千萬人無辜死去，而這樣無動於衷，得過且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