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我們真的漸漸老了，除了給後代留下一點物質遺產外，還能給他們留下什麼呢？當然我們最希望的就是讓他們不要再重蹈覆轍，不要再回到那個愚昧、暴戾的年代。

尊敬的王友琴教授，您好！

我在去年看到您的文章，此後一直關注有關信息，包括近來幹部子弟道歉等。

我也許和您同齡，六六屆初中，我當時就讀於北京女二中，您文章中提到的曹天翔先生是我們的體育老師，另外一位董堯成是我們從初二到初三年級的語文老師，去世時應該是二十六歲。董老師是北師大畢業的高材生，寫一手很漂亮的板書，面對一班女生，臉上總是掛著靦腆的笑容。他是從學校宿舍跳樓身亡的。有傳言說他先在家裡扼死了相依為命的老母親，然後到學校跳樓，我不知道這是否是事實。

大家記得二十六歲的董老師之死

這些年同學聚會時總會提到董老師，大家都記得他，都對他的命運唏噓不已。有關董老師的家庭身世我等一無所知，只是覺得一個大學畢業不久、被選入重點中學任教的年輕教師以如此慘烈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令人無限惋惜。我一直想知道究竟董老師遭到了什麼樣的磨難，才導致他輕生，而是否最終會有人站出來向他道歉？

女二中當初也有幾個上了天安門、紅得發紫的幹部子弟，也有一批造反造到蘇聯大使館的紅衛兵。我曾經透過食堂的門縫看她們批鬥跪在飯桌上的齊淑榮校長，在白髮蒼蒼的校長身上潑了漿糊，糊滿大字報。在當時那種極為囂張恐怖的氣氛中，除了她們自己圈子裡的人站出來，沒有人敢阻止她們，因為誰敢站出來，誰一起完蛋。

事實上，因為反對紅衛兵的暴行從而引發紅衛兵更加殘酷的報復的事情並非孤立案例。這也是我看了宋彬彬等人道歉以後想到的。我相信宋彬彬她們沒有親手參與毆打校長，但是當時，以她們紅色公主的身份和在學校的聲望而言，如果及時出面阻止暴行的繼續實施，應該能夠在那天救卞校長一命。

母親跳樓殘疾精神失常度過一生

儘管我相信，和于小紅姐妹的母親一樣，卞校長的命運是躲得過初一，也躲不過十五。宋彬彬們道歉中提到因為工作組撤離，她們不知所措等，這個理由很難為人接受。她們的默認或許甚至是默許縱容了殘忍的暴行，唯一可以諒解的只是她們當時還太年輕，也許沒想到那樣的暴行能致人於死命。

您在文章中提到「西糾」的通告導致近十萬人離開北京。這裡面有我的同學。她們隨被遣返的父母「回鄉」（她們其實是在北京出生長大，根本無「鄉」可回），很多年後她們攜家帶口回到北京，談起在農村的遭遇，每每令我汗毛倒豎。這一段歷史也是血淚斑斑，猶如噩夢。

紅八月暴力得到了最高領導人的贊許和國家機器的縱容，暴力行為此後繼續橫行，造成了無數人的受難和死亡。我的母親當時在一所中專學校擔任外語培訓班教員，被培訓班學員揪鬥後，又被長時間隔離審查，期間被迫重體力勞動，在無休止的檢查交代和惡劣的營養中精神失常，跳樓逃跑導致四肢粉碎性骨折，成為重度殘疾。我母親即將滿九十一歲了，半生在精神病和肢體殘疾中度過。

用統治者的頭腦思考就是同謀

我記得那時去探視被隔離審查的母親，被工宣隊負責人叫去辦公室訓話，訓話的內容是我母親拒絕交代、表現惡劣。我質問工宣隊負責人駱某為何打人，他輕描淡寫地說革命群眾有義憤，打了就打了。一九七二年尼克松來華期間，根據有關方面指示，我母親再次被學校關禁閉，不得和社會有任何接觸。我陪她走在校園裡，她突然四處顧盼、驚恐萬狀，我立刻意識到在這個地方她曾經遭受過惡意襲擊。

有時候我會想到卞校長的先生和子女，和他們相比，我是否更幸運，儘管我四十多年面對的是精神失常和肢體嚴重殘疾的母親？畢竟在她老人家高興的時候，還會給我一個祥和的笑容。   

作家章詒和女士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一位學者的觀點：當被統治者順從並習慣於用統治者的頭腦思考，兩者在客觀上就成為了「同謀」。她說：「文革」的血腥戰果，正是通過許許多多的名曰「革命群眾」的個人來實現的。受害者身上的傷痕，可以說絕大部分都是在領袖號召下，在革命組織的策劃主持下，由熟人、親人、同事、部下、朋友、學生、街坊、鄰里直接動手幹的。我很認同章女士的觀點，我們經歷過的悲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這種「同謀」的產物。

我認識一些德國老知識分子對納粹迫害猶太人一輩子心懷內疚，因為那個暴行確實因某種程度上的德國全民「同謀」導致歷史上血流成河的大屠殺。我並不主張深究文革中每一個曾經的「同謀」的責任，但是我們親身經歷過那種愚昧、暴戾的時代，我們都曾經「習慣於用統治者的頭腦思考」，每一個從文革中死去活來的中國人應該終生警醒是否再次陷入「用統治者的頭腦思考的習慣」，才能使那場血腥的悲劇不再重演。

希望北京為文革死者建立紀念碑

再次感謝您的工作，您的工作使我們的老師不致被歷史遺忘，得以列入文革死難者的名單。希望將來能在北京為他們建立一個紀念碑，我和我的同學和我們的後代一定會給董老師和曹老師送上小小的花圈，我們一定會去祭拜那些屈死的冤魂，就像全世界有很多很多人去祭拜納粹集中營的遺址，那是德國人至今仍在流血的瘡疤。

順便說一件小經歷。一位德國教授曾經順路帶我參觀魏瑪城的歌德故居。我把這件事情說給一位退休律師聽，他馬上問：他帶你看奧斯維辛（集中營）了嗎？我說，沒有啊，奧斯維辛在那裡嗎？一向舉止高雅的老人馬上啪地一聲拍了桌子：我就知道他們不會帶你去，他們只會給你看光彩的東西！——這就是一輩子活在懺悔和反省中的德國老一輩人。

我們真的漸漸老了。除了給後代留下一些物質遺產以外，還能給他們留下什麼呢？當然我們最希望的就是讓他們不要再重蹈覆轍，不要再回到那個愚昧、暴戾的年代。我希望女附中同學們所做的努力不僅僅是還原一個真相，不僅僅是在卞校長遺像前祈求某種心靈的救贖，而是發出一種「警世鐘聲」，那才是給歷史、給後代留下的無價的精神遺產。

順祝 全家春節健康、順利！

同學周瑾 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