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宋氏等權力中人企圖依靠官方保障得到話語權和展開廣泛影響；另一方面，則是攜帶「平庸的惡」之庇護的那些群眾和老師，在這個惡軸上旋轉。

●中共元帥陳毅之子陳小魯（右）2013 年率先道歉。他曾是北京八
中紅衛兵一號大頭。圖為其家居圖，妻子是粟裕大將之女（左）。

道歉，何時成為一個權力符號？此符號，是在這幾天召開的北京一所中學裡面的道歉聚會上形成的。這裡，文革餘虐宋氏，劉氏（劉進）等人粉墨登場，涕流滿面，說是她們開始對文革受難者開始正式道歉了。這個戲碼的序曲部分，一個「西糾」中人首創的（但是，他完全沒有為他的那個叫喊「降落傘」的父親的很多其他行為，道歉，反思和否定⋯⋯）。

我們在此之前，就已說過，紅衛兵問題不是他們是不是道歉，而是他們是不是掌權、是不是繼續掌權的問題。這個掌權和道歉如果合為一體，那麼，中國社會就會出現一種新的景觀；掌權者不作任何動作如頒「罪己詔」一類舉動，在權、財完全「合法化」的統治基礎上，施行一種對於文革所謂的懺悔和反省。這樣的舉動，究竟含帶多少歷史意義和含金尺度？受到置疑，絕對在所難免。我們說，這是全然不顧基本政治常識的偽說和作假——就像中國作假普遍化一樣，現在，「懺悔」，這個宗教名詞，也變成一種偽稱。

之所以如此說法，就是因為宋氏等人，是在我們所謂罔史避實的文革謊言中，施行所謂道歉的。其中，她們陳詞濫調地一再施行戈培爾式重複所在，不過幾點：1，她們學校卞老師被打死，是「學生」責任（規避文革紅衛兵和毛的責任）。2，宋氏們工作組時期地有效統治是「秩序」的代名詞；紅衛兵是打人以後組建的。3，打人發生後，她們是積極的「搶救者」和「阻止者」。⋯⋯諸如此類（其中細節，可以參考張敏，朗鈞，劉自立等有關文字）。這些說法，罔顧歷史的特徵極其明確。

澄清八五事件前後紅衛兵真相

就其重複的謊言，我們同樣重複說明與辨析之：

1、如果沒有文革，沒有所謂毛路線和毛號召，一般學生如何發生打老師打校長行為。如何高一三班一類年級和學生，忽然變成惡煞橫行無法無天之人？為何此類暴行可以橫貫校園而不被阻止——卞老師屍體停放幾個小時無人過問！當然，這種行徑絕對是一種文革行為，而不是在一般年代，一般環境和一般年紀之學生行為⋯⋯這些看法，我們早有說明。

2、毛劉之爭，在關於派、撤工作組事情上，上層前後矛盾，破綻百出；說是工作組時期有著某種劉鄧革命秩序，是宋氏們的一再重複之謊言；一九六六年六月，卞仲耘就是因為被有組織批鬥，毆打，以至於幾乎遇難——這難道就是宋氏們的秩序？

3、毛從南面回到北京且撤銷工作組，但是，這個由劉進、宋彬彬把持的校方專政機構的人頭，並未改換——批判劉鄧路線和繼續毛路線成為宋氏機構權力一體化操作之基礎；更因為後來八一八宋氏登上天安門，劉鄧中宋，又一時得逞而和一般學校工作組勢力式微，完全不同——宋，成為工作組幫凶和毛氏無工作組主要元凶，二位一體；呈現絕對的文革權力操縱者的雙料面面，且繼續把持校政。

4、於是，六月份宋、劉毆打卞老師和八月份所謂「學生」（其實是紅衛兵）毆打卞老師，成為劉鄧路線和毛路線交叉，混合和殊同一體。這是人們幾乎完全忽視的歷史。而這些說法正好是所謂「道歉者」遮蔽歷史和偷梁換柱的行為實質。

5、道歉們一再所說的紅衛兵是八五事件以後成立的說法，一言蔽之，就是要遮蔽和擺脫文革罪惡行徑之主要特質。這個特質，就是在政權煽動下施行人人反對人人的，看似群眾運動，實際運動群眾之運動——而這個運動方式，就是由紅衛兵中人先書面，後武力施行之、大字報加打死人這兩種基本方式予以完成的——而權力作用，在於把卞老師等等一干老師和校長，定位敵人（四類幹部），從而失去人權和生命權。這不是簡單一句「高一三班」如何如何可以一筆代過得。

6、紅衛兵何時創造，成立和作為，人們為文也多。只是一個文革常識要強調清楚。不管這個名詞（紅衛兵）細節如何，人員如何和行事如何，她們都是紅衛兵實質的承載者。而宋所在學校紅衛兵成立時間業有多人研究明確之，是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底成立的。這符合毛回到北京之時間。這個時間巧合是有邏輯考究的。因為毛要排除官方文革形式（如鎮反，反右，四清⋯⋯），要別出心裁地搞一個民粹新招——所以他發明或者說支持了紅衛兵。於是，凡是按照這個意志組織的任何組織，都是毛式紅衛兵（——並且接合劉鄧紅衛兵的最先出現——在毛播發北大大字報以後。）所以，宋，劉之所以期望淡化和規避八月五號以前就有紅衛兵之組織和活動，就因為她們既要開脫毛，也要開脫劉、鄧。

以上是宋、劉道歉的基本情況，和她們繼續罔史欺世，蒙蔽社會、尤其是蒙蔽那些不懂文革的人群之罪惡之繼續。

 宋彬彬一派是不是「平庸的惡」？

「道歉」，不過是她們變換文革暴力威嚇為誘惑和蒙蔽之手法的、另外一種荒誕遊戲。

可是，我們現在要說的，卻不只是宋氏把戲，而是支持她們的，繼續受蒙蔽的所謂群眾（老師、校長和後代們）的，帶有「平庸的惡」的那種可悲做法及其緣由。這個遊戲居然從一九六六年持續迄今，而且絲毫沒有覺醒的任何跡象。這恐怕就是中國特色的「和解」和「真相」之悲。在絲毫沒有和解前提和提供真相之脆弱沙灘上的荒誕表演，成為中國公知們枉解南非和東歐和解真相的、對於中國轉型的明籲和暗寓；但是這種風馬牛不相及的政治童話，完全無法適應中國現實。於是，在此道歉戲碼的舞臺上，一方面，是宋氏等權力中人企圖依靠官方保障得到話語權和展開廣泛影響；另一方面，則是攜帶極其準確定義之「平庸的惡」的那些群眾和老師，在符合這個惡軸而圍其旋轉。

之所以宋、劉可以把巨多受難者和老師、學生召集一堂，聽取她們顛覆歷史和歪曲文革之戲作，就是因為阿倫特針對的平庸人群，在中國基本仍舊存在。這就是平庸惡的今天的詮釋和地道存在；這是中國極其可悲的極權主義現實之一種。

這樣的推論也許是比較合意的。首先，平庸並不等於邪惡；平庸只是縱容邪惡和犯罪的土壤。（編註：漢娜·阿倫特，猶太裔政治思想家，提出對人類罪惡的哲學解釋：極端之惡與平庸之惡。後者是依附於體制無思想無責任的犯罪。）

所以，只有在極權主義土壤上，才會出現平庸之惡和極權之惡之相加。這是一個短暫而完全悖理的道德毀滅時期（加上毛主義純粹民粹之政治不可能性操作，毛也會適時放棄民粹，轉為官僚體制）。於是，在平庸＝邪惡（犯罪）之框架裡面，從平庸走向罪惡並不是全體人群的必然選擇——雖然，反向思維之，反平庸者，微乎其微；而只有佔據廣大的平庸人群之優勢，文革罪惡才可以廣泛施行；毛主義運動才得以實施。這就是我們所謂毛主義極權＋民粹的文革運動說。

在此運動說的脅迫進行之下，依然可以發現極為少數的人，就像遇羅克和林昭那樣，處在絕對優秀的不平庸地位。可是，廣大人群，基本上處於平庸但不是犯罪之地位。故此，無論是阿倫特、還是其他哲學家要著重研討的，是平庸如何和怎樣走向邪惡和罪行——而那些大多數，就像現在的宋、劉支持者那樣，依然處於平庸－邪惡之罅隙當中，無法自拔。於是，我們的結論是，這些平庸，是不是有時候就是邪惡的鋪墊和拓路者？這是一個非常傷眾的判斷。但是，我們無法避開這個判斷。因為，現實就是如此。

是否定文革的總體意義上的進步

我們說過，不能給（希特勒屠殺數百萬猶太人的最高執行者）艾希曼一個平庸的稱謂；因為，他犯下絕對不是平庸的滔天大罪者，這是納粹罪比天大，惡比海深的那種人類滅絕罪——這個罪過，同樣可以延伸到文革時期毛的天大、海深之罪。我們的問題是，宋、劉們是不是屬於平庸的惡？她們是艾希曼嗎？她們的觀點，組織，行為，超過平庸了嗎？這是一種個比較難以回答的課題。因為，我們認為，她們屬於半個艾希曼，半個非平庸；同時，她們的另外一半，也屬於平庸的惡。

她們在道歉書中百般歪曲的歷史和今天，使得她們似乎只是平庸之惡，這是離開基本事實的看法。在此層面上，施行所謂的言說和道歉，就是袒護文革和極權主義的戲法。但是，恐怕她們一手遮天的可能性，業已變得十分渺小了。宋氏七千言自辯書出版在「貓眼」網頁上，受到兩百頁嘲罵和否定，即為一證；我們的提法是，也許中國所謂公知們，業已形成一個龐大的輿論宣誓人群，以支持宋氏，但是，廣大老百姓和一般民眾對於宋氏們的表演，心懷嘲弄和嘻弄戲謔⋯⋯他們的表態，說明了自從宋、劉（葉維麗，于伶，馮靜蘭）們「五人談」以來，一直的努力和混淆之失敗。（「五人談」，見《記憶》網刊47期。）

最後，我們在極端抽象的意義上，也是贊成她們宋、劉們對文革平庸和文革罪行施行道歉的。因為這是一種把文革釘上恥辱和罪惡柱子的方向性選擇。這是一個總體上的進步；雖然伴隨這個所謂的進步，有著更多含義不確的概念混淆與之。我們絕對不是不支持道歉；也沒有任何理由和可能，要對比如打死卞仲耘者，繩之以法；根本就沒有這個可能性——我們只是反復強調，反思和懺悔的前提就是真相。這是唯一的前提，捨此無道。

可惜，她們並未如此做法——就如對於西糾歷史的回顧和真相，也是含糊其詞一樣，她們沒有確鑿交待，真切反省和翻然悔悟。所以，我們對此道歉高潮，基本上採取置疑和否定的態度。

我們顯要提到的卞仲耘校長伴侶王晶垚老先生卻和所有這些人物迥然不同。他是一位堅定的反對邪惡，同時，反對平庸者——他當然不會苟同宋、劉們的上述謬論。他的話語是，我絕對不會示弱！這是我們再先肯定的，優秀執著和堅定討還歷史真相之少數人之一。還有很多那所中學裡面的良知未泯者，也向我提出不同的聲音，以嚴格區隔於宋、劉們。人們也許會關注她們的以後的說法。所以，文革研究到了今天，依然是坎途漫漫，不到盡頭。這和人們研討很多亟待爭議的其他歷史課題一樣，國人何時可以予以善待和正答，也許和歷史轉變的到來，或可同位。所以，人們說悲觀者，樂觀之動因也；因為悲觀者沒有可以依賴的現成答案，只能孜孜以求，因悲觀而不懈努力之。

【摘自張偉國臉書2014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