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劉進，是原北師大女附中一九六六／高三3班的學生，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至七月末工作組駐校期間任學生代表會主席。

●1 月12 日道歉會上，宋彬彬等文革
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向死在紅衛兵暴
力下的卞仲耘校長塑像鞠躬致歉。

尊敬的各位老師、各位來賓、老三屆的校友們：

首先，感謝各位老師和同學們，冒著嚴寒來到學校，參加這個聚會。感謝母校老領導的理解和大力支持，感謝現任領導為我們提供場地和方便，讓我們終于實現了這個盼望已久的師生見面。

今天，在安放卞仲耘校長塑像的會議室裡，回顧四十八年前發生的那場劫難，校園秩序大亂，師長被批鬥，學生鬥學生，黑白顛倒的行為卻被奉為革命，直至發生了卞校長被毆打折磨致死，其他校領導身心受到嚴重創傷的殘酷事實！我的內心充滿懊悔和痛苦。是卞校長的死，讓我猛然驚醒，我多次問自己，這就是革命嗎？革命的目的是什麼？

我感到非常對不起卞校長，對不起胡校長、劉校長、梅主任、汪主任，對不起受到傷害的老師、同學們。這種負疚感，讓我不能把所有問題都歸結到上面，歸結到運動中的身不由己，或者歸結到教育路線，我應承擔自己應該承擔的那部分責任。因為，是我領頭在學校貼的第一張大字報，導致校園秩序大亂；是我，作為工作組期間任命的學生代表會主席，在工作組撤走以後，沒有有效地阻止八月五日高一某班發起游鬥校領導過程中學生發生的暴力，而造成卞校長不幸遇難。

我要借此機會，向老師們表示道歉，為了貼第一張大字報對老師們造成的傷害而道歉。我要向卞仲耘、胡志濤、劉致平、梅樹民、汪玉冰等校領導和他們的家人表示道歉，為了四十多年前的那一天沒有保護好他們而道歉！我也要向校友們表示道歉，為我當時的偏激思想和行為對你們造成的影響和傷害而道歉。最後，我也要向我的同班同學宋彬彬道歉，是我讓你和我一起貼大字報，八一八是我作為總領隊派你帶領同學上天安門城樓，而影響了你的人生。

我感謝所有幫助過我的老師、同學們，是你們打破禁忌、提供了母校文革初期的真實情況，是你們刻骨銘心的自身經歷，幫助我在調查和厘清文革初期的混亂局面中，接近和尋找到真相。我感謝許多出身平民家庭的同學，你們文革前受壓抑，文革中受打擊，你們的遭遇和感受，使我對階級鬥爭教育的危害有了更多更具體的了解，幫助我打開視野、換位思考，在反思文革、觀照自己時，有了更大的勇氣和持久的動力。

在對母校文革初期的事件進行調查的過程中，我有以下幾點粗淺的認識：

一、文革和歷次運動不同之處是首先發動學生，我們中學生是被利用來開路的。尤其是黨報輿論把革命與暴力等同起來時，大多數人都失去了分析能力和判斷能力，以為採取更激進的方式，才能證明自己最革命。

二、卞校長死于校園裡的暴力，而少數施暴學生基本上是幹部子弟。為什麼文革初期以幹部子弟為首的所謂「紅五類」成了暴力活動的主力軍？因為當時的教育告訴你，你是革命事業的當然接班人，因此，當革命事業出現危機的時候，你要像父輩那樣責無旁貸地站出來捍衛。這種由「血統論」帶來的接班人意識與領袖崇拜造成的盲從意識，必然會引發無法無天的暴力行為。

三、階級鬥爭教育強化了血統論和等級觀念，將學生無形地分成三六九等，造成了學生的分化，埋下了仇恨的種子，最終導致了學生鬥學生、學生打老師，無視生命，侵犯人權。這種流毒延續到了今天。

四、八五悲劇是政策和運動高于憲法的悲劇。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任何個人或團體都不得超越，生命才有保障，人民才有安康，國家才有安定。

我認識到，直面歷史、追溯真相、反思文革，不是為了製造新的仇恨，而是要喚醒良知，尊重生命，保障法制，促進和解。這樣的社會才會有尊重、寬容、互助和大愛，才能使侵犯人權、踐踏生命的悲劇失去滋生的土壤。

最後我想說，我愛我的母校，愛我的老師，我愛我的同窗校友，感謝你們給我這個道歉的機會。    謝謝大家！

（劉進   二○一四年一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