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沈志華教授是中國著名冷戰史、蘇聯史專家。傳媒形容他是一位富傳奇色彩的學者，當過兵，坐過牢，經過商，用一百多萬元到俄國買新開放的檔案。他的研究和著作頗受重視，史料豐富，史觀有代表性。現任華東師大冷戰史研究中心主任。本文摘編他近年發表的對若干熱門話題的看法。

●右起：斯大林、杜魯門、邱吉爾。蘇聯二戰
後參與決策國際大事，對斯大林觸動很大。

【談蘇聯解體原因】

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在上海接受長江日報記者訪問

二戰使斯大林想過要改革體制

沈志華向本報記者提出一個顛覆性的觀點：斯大林也曾思考過變革轉型，按照西方國家的遊戲規則，致力於發展經濟和改善人民生活。促成斯大林「思想轉彎」的時間節點出現在「二戰」後期。

「二戰」暫時掩蓋了蘇聯模式的弊端，在某種程度上挽救了斯大林體制，因為那種體制非常適合戰爭環境。戰爭的一個重要結果是改變了國際格局，國際 關係發生了變化。戰前蘇聯被孤立於國際體系之外，蘇聯人有一種孤島意識，這是斯大林模式得以產生的原因之一。「二戰」後，蘇聯進入並參與締造了國際體系，很多遊戲規則是在蘇聯的參與下制定的。這就為戰後蘇聯的發展道路轉軌提供了客觀前提。

斯大林對戰後安排的考慮，不外乎蘇聯的安全和發展問題。在當時的國際格局下，這些都離不開與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合作。一九四三年五月斯大林突然宣 布解散共產國際，就是一個明確而重大的信號，表明斯大林對戰後蘇聯發展道路的新思考。他很清楚，繼續高舉世界革命的大旗，與資本主義世界長期對抗，是沒有出路的。通過德黑蘭、雅爾塔、波茨坦等一系列世界巨頭會議，斯大林取得了滿意的收穫，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確立了對戰後蘇聯安全和發展的保障。為此，他答應了西方的條件，在其勢力範圍內維持議會選舉制，在其勢力範圍外，不輸出革命，要求東歐國家建立議會制和多黨制，命令法國和義大利共產黨放棄武裝參加政府，強烈主張毛澤東到重慶與蔣介石和談，其目的就是保證與西方合作的政治前提。在這個前提下，蘇聯可望從美國得到六十億美元的貸款，從德國得到一百億美元的賠 償，為其發展積累資金。

但是，斯大林的努力並沒有實現。沈志華正在寫一本書——《冷戰與重建：斯大林的最後年代》，他看過大量的檔案文獻後得出的初步結論是，斯大林的 對外政策和對內政策是矛盾的。他對外可以開放，對內卻繼續收緊。斯大林擔心其統治地位動搖，其統治合法性受到挑戰。後來又發生了兩件事，外部爆發了冷戰，內部出現了百年不遇的旱災，結果他馬上回到了戰前的老路。

勃列日涅夫堵塞了所有改革通道

沈志華說，蘇聯七十四年歷史，大的改革機遇至少有三次。在斯大林之前，因應國內經濟緊張和人民不滿，列寧曾實行過「市場性質」的新經濟政策。由於 列寧很快去世，斯大林放棄了這一政策，開創出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之後是赫魯曉夫，主張跟美國和平競賽，國內發展經濟，但是他的改革受到制約而不敢放手實施，被隨後的政變迅速終結。

蘇聯進入勃列日涅夫階段（1965—1982）。沈志華認為，勃列日涅夫時期十分奇特，蘇聯重回到斯大林模式，且將其進一步凝固化。經濟上，赫魯曉夫的探索成果幾乎全部拋棄，表面上的經濟飛速發展，主要得益於國際能源價格的飊升和不計成本的國家投資。而國力增強和經濟繁榮的背後，是商品的嚴重短缺和百姓生活水準的相對落後。

在領導體制和幹部制度上，蘇共幹部隊伍中形成以利益為訴求的官僚集團。軍工、石油、外貿、農業、教育、衛生等等部門高官各自為政、各霸一方。與此同時，是社會的碎片化和道德體系的全面崩潰。

到勃列日涅夫後期，蘇聯社會到了令人難以容忍的地步，以權謀私現象普遍存在，人們失去了社會公德意識。除了官員以權謀私外，「差不多所有的蘇聯 公民（包括黨政官員以及警察），都參與這種形式的非法或偽合法的經濟活動」。人們生活水準的增長中止，住宅、商店、幼兒園、學校等社會建設驟然 放慢。看不到希望的蘇聯人借用酒精麻醉自己，到一九七○年代末，蘇聯酗酒者比一九六○年代增加了一倍。一九七八年有近九百萬酗酒者進過警察局，超過六百萬人進過醒酒所。

「勃列日涅夫遭遇和造成的困境超乎外界想像，外界的人們只看到其光鮮一面，而看不到此時的蘇共已失去了創新能力。」沈志華說，勃列日涅夫時期堵塞了經濟轉型、政治轉型和社會轉型的所有通道，蘇聯喪失了調整和改革的最後機會。

●1945-7 之波茨坦會議，三巨頭決定戰後世界新秩序。
左起：張伯倫、杜魯門、斯大林。

戈爾巴喬夫改革病人已是癌症晚期

勃列日涅夫時期，許多地方領導人希望國家發生變化。「他們這些州黨委和邊疆區黨委的第一書記⋯⋯從自己的角度看到國家的問題日益嚴重，為了解決這些問題自己日夜辛勞，其中許多人對於莫斯科那些頭面人物的鎮靜自若，感到無法理解和接受」。他們是蘇共黨內要求改革的力量。但是，他們最初並不敢公開提出批評，也不可能有方針政策上的改變。

有俄國學者早已意識到，研究蘇聯解體的人們通常都把關注焦點放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後半期，強調戈爾巴喬夫「改革」不當，但其實那些企圖改變蘇聯局勢、修正國內局勢的力量所開展的活動，不但以前早已有之，而且實際上為後來發生的諸多變化作好了準備。

在蘇聯巨變前十年間，人們對蘇聯模式的懷疑情緒越來越重。一九八五年六月十八日，保加利亞領導人日夫科夫在給戈爾巴喬夫的信中寫道：幾十年來，西 方在經濟上超過了我們，而我們繼續跟在它們後面走，這是怎麼回事？為什麼社會主義制度幾十年還達不到前列？我們的科學成果竟很快地被資本主義國家的公司首先掌握和應用，這豈非咄咄怪事？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原本只是想對病人進行手術，結果發現是癌症晚期，病人死在了手術台上。」沈志華表示。

●毛澤東1949-12 訪問莫斯科，布爾
加寧、莫洛托夫（右1、2）前往火
車站歡迎。右3、4 為毛、王稼祥。

【毛澤東訪蘇軼聞】

二○一一年一月十三日   人民網

毛一席講話嚇壞了東歐國家

一九五七年毛澤東訪蘇實際上起了兩方面的作用。一方面中蘇關係發展到一個最高峰，提前一個月簽訂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蘇聯向中國 提供核武器的協定。再加上莫斯科宣言，這算是中蘇政治上的合作。另一方面，出現了重大的問題，在政策上開始發生分歧。

莫斯科會議的前提是一致的。整個國際形勢非常好，社會主義陣營蒸蒸日上。蘇聯一九五七年人造衛星上天，那會兒美國還沒有，當時社會主義國家非常興奮，覺得這個形 勢太好了。分歧也因此而出現。

赫魯曉夫認為，既然我們的實力已經超過了帝國主義，我們更應該堅持和平共處的原則，我們不通過戰爭就能戰勝帝國主義，我們能顯示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我們靠力量就能夠戰勝他，在談判桌上我們也有實力。所以他要繼續堅持和平競賽的外交方針。

但是毛澤東的想法恰恰相反，他說，既然我們力量這麼強大，我們還跟他談什麼，打就完了。他說敵人不打是不倒的，掃帚不到灰塵照樣不會自己跑掉。必須要打，通過革命的手段，通過武裝打敗他。既然你的力量這麼強大，還談什麼，所以什麼「絞索政策」都是在這樣的觀念下提出來的。他還說，大不了就是核戰爭，核戰爭有什麼了不起？全世界二十七億人，死一半還剩一半，中國六億人，死一半還剩三億，我怕誰去？

這個話一講完，全場鴉雀無聲，很多人沒聽懂，說毛主席怎麼了？死三億人不算什麼？下面喝茶的時候都議論紛紛，捷克斯洛伐克總書記拿著咖啡直哆嗦，說中國六億人，我們才二千萬啊——都不理解。在這個問題上，毛的這次發言，我說的是十一月十八號的即席演說，關於核武器這個講話，嚇倒了一片人。

後來很多東歐國家不再跟著中國走，這是一個最主要原因，毛澤東提出的政策他們認為太具冒險性，太具戰鬥性，而東歐的很多國家不願意打仗，這個態度跟蘇聯是比較一致的。

●沈志華教授談朝鮮戰爭。

【談中蘇同盟破裂】

接受《讀書報》王洪波訪問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人民網

問：我們今天如何看待當年的中蘇論戰？

沈志華：當時，中共在論戰中佔了上風。中共講革命的理論也好，講對整個共產主義運動的看法也好，非常符合馬克思和列寧的原著，引經據典，再加上胡喬木那幾個筆桿子，文章寫得好，很有力量。蘇聯就不一樣了，蘇聯提出的很多都是新的理論，比如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在馬列的著作裡是沒有的，他又不能承認修正馬克思主義，就顯得非常尷尬，非常被動。但今天，中國改革開放之後，我們就會發現，其實赫魯曉夫時代蘇聯的政策要正確一些，還是要搞和平發展嘛。當時的蘇共畢竟比中共要成熟，因為他早執政了三十年，有很多經驗教訓，蘇聯不但是在國際體系內，而且它還是戰後體系的制定者，一定程度上還是要維護這個國際體系；而中共剛剛執政不久，而且沒有多少國家和我們有外交關係，是被排斥在國際體系之外的。

問：您認為中蘇關係的破裂是不可避免的嗎？

沈志華：前面我比較過東西方兩個陣營之間的不同。西方各國之間也存在矛盾和分歧，但矛盾主要體現在利益層面，相互之間可以通過妥協來保證同盟的存在。而社會主義陣營內，兩國相好，就好到不分你我——大家以兄弟相稱，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掩蓋了一切分歧和矛盾；兩國交惡，就惡到你死我活——以至於拋棄國際交往的起碼原則和慣例，甚至不惜兵戎相見。這種情況不僅僅見於中蘇關係上，在蘇聯和南斯拉夫、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之間，在中越之間，都是如此。從蘇南衝突到中蘇分裂，從蘇聯出兵布達佩斯到中越邊境戰爭，社會主義陣營的同盟關係從未穩定過，不斷地動盪、分裂、改組，幾乎與同盟相始終。為什麼他們的聯盟如此脆弱呢？

這正是我們在《脆弱的聯盟》、《中蘇關係史綱》兩本書中著力討論的問題之一。

問：這種聯盟的脆弱，有沒有深層的原因？

沈志華：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不穩定並非個別現象，而是一種普遍想像。因此，其根本原因就必然與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普遍原則和理念有關，必然與社會主 義國家關係的內在結構有關，人們就需要分析社會主義國家關係形成的歷史原因，並進而分析這一關係的政治準則和特性，從中找出那種結構性失衡的關節點。在我看來，問題的實質在於社會主義陣營同盟關係中某種固有的結構性原因。

原因之一是國際主義理念與民族主義追求的矛盾，以意識形態的同一性替代或掩蓋國家利益的差異性。《共產黨宣言》怎麼寫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是按照階級分的，就是無產者是一家，資產階級是一家。世界革命理論，按照馬克思最初的解釋，世界上高度發達的國家同時爆發革命，取得勝利，經過一個 短暫的過渡時期，進入共產主義，世界大同，就沒有國家了，哪有什麼主權？從共產黨的角度，無疑必須高舉國際主義的旗幟，而從民族國家的角度，則需要維護各 自的政治和經濟利益。作為一個國家的代表，共產黨人感到自己陷入了倡導國際主義準則與維護國家利益之間的兩難境地。

問：這是意識形態的矛盾，組織原則方面呢？

沈志華：原因之二是同盟內部領導與被領導的組織原則與各國享有平等地位和權利的準則之間的矛盾，把黨際關係等同於或混淆於國家關係。在現代國家關係 中，通行的原則是相互承認國家主權的平等，無論國家大小，應該在此基礎上協商解決他們之間的利益衝突。而在共產黨內和黨際關係中，強調的組織原則是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這兩個原則之間的矛盾是顯而易見的。在中蘇關係中，中共對蘇共最開始當然是服從的，接受領導的，但一九五○年代，蘇共在二十大公開進行「自我批評」，無疑大大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動搖了蘇聯在同盟中的領導地位。在這個時候，毛澤東開始提出了他的不同主張，而蘇共不能接受，雙方的爭執就不可避免地擴大起來。

問：中蘇之間有沒有領導權之爭？

沈志華：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的重要體現是意識形態的正統地位，因為在共產黨的理念中，只有在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大旗，也即擁有意識形態正統地 位的黨，才具備領導國際共運的資格。於是中蘇之間在具體的對內對外政策上的分歧就上升為思想政治路線的鬥爭了。單純的利益之爭可以讓步，可以妥協，因為還有最大的利益和根本的利益，但領導權之爭不在於實力大小、利益多少，而在於思想政治路線的正確與否，因此在原則上是不可調和的。所以，中蘇同盟的結局就只能是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