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什麼？海中的一粒沙？山間的一棵不知名的小草？中國特有物種「右派」的女兒？香港人最近最潮的名詞之一「新香港人」？全是吧。

住在香港新一代公屋裡，我不覺得自己低人一等。比起小時候跟著右派爸爸住在風一吹就搖搖晃晃的草屋時，簡直是天上和地下了。所以我覺得我很滿足。爸爸現在雖然也不住草屋了，但他每次來港探親，總對香港的一切稱讚有加。因為曾經是右派，不，應該是永遠的「右派」。因為他自從當上了「右派」，就從沒有一天不罵「老毛」。（他總是這樣稱毛澤東）。只要提到毛澤東，深惡痛絕！所以，他喜歡張戎的書。他想看的書在大陸很難買到。他喜歡去田園書屋，那裡有他最想看的書。這就是典型的中國右派分子，喜歡書，關心政治。無論身處何處，都會找到他要的精神食糧。別人來香港都是購物，買名牌。他來就是買書。看書。

《開放》是他期期必買之物。有時，見到他如饑似渴的樣，心裡會湧上一陣悲哀。可見言論自由在中國依然是如此難。不就是講一些真話嗎？過去父親當上右派也就是老老實實的把工作中的一些真實的現狀在會上會下講了出來，就從一個十幾歲就信共產黨跟共產黨的人變成了階下囚。

「五七」年是他經常念叨的一個年份，因為從五七年起，他就與「右派」結下了緣。從二十多歲下放勞動改造到四十多歲老毛死才得已翻身做人。這期間，妻子離開了他。而我這個「右二代」從出生開始就註定了收穫單親和沒地位沒尊嚴的童年。現在修讀幼稚教育課程，才更深的理解童年對一個人是多麼可貴。回想過去，發現今天我能生存在這裡其實都是一個奇跡。所以，我只要每天有白粥，已經覺得心平氣和。歷經苦難，才知人間什麼是甘甜。

我的學齡前記憶是陪伴在爸爸一個又一個批鬥會上度過的。

說來很滑稽，那時全中國的人都把一個又一個美好的夜晚貢獻在了開批鬥會上，而非和家人共度。批鬥會在我幼小的心靈中留下的是正義和邪惡的鬥爭。台上的往往是弱小而無力抗爭的右派。低著頭，彎著腰，站在台上一字排開。我已經習慣見到父親在台上那個樣子。如果當晚無異樣，開完會我會和父親一起回家睡覺。在別人看來就像看完一場電影一樣輕鬆。他時常會在回家的路上講笑話給我聽。他在台上被人鬥，那時的我太小，痛苦不會在幼小的心靈停留幾分鐘。我大多數不會一直站在一個地方看完整個批鬥會。除非有驚險場面出現。有時我會一邊和來參加開會的同志的小朋友玩，一邊望一望台上的父親。一次我見到穿短褲的父親腿上密密麻麻的釘了許多蚊子。而他依然若無其事的垂著雙手靜靜的站在那裡。我急急的爬過去，在他腿上亂掃一氣。突然聽到台下一陣笑聲四起。原來是在笑我的舉動。後來有人民群眾笑著誇我勇敢。看來好人還是有的。

又一次我見到會議主腦是一個又醜又大個而且滿臉麻子的人用燃著的煙頭往我父親臉上按下去。這樣的場景顯然我幫不上他了，但從此在小小心靈中點燃了恨。我用一個晚上的時間思索麻子整人的動機，滿腦袋想的是如何報復。但我在回家路上問到父親這個問題時，父親卻令人意外的輕鬆灑脫的說了一句：不要理這種小人！原來強大不是表象而是內心。

記得父親當時的人工是每月五元人民幣，而他每天起早攤黑做的工作都是最重最艱苦的工作。五元顯然不可能夠我們父女吃一個月飯的。到了月底山窮水盡時，他不去伙食團打飯，叫我去。所謂的飯也就是幾毛錢一份的白飯和土豆片而已。但有一天幾毛錢我們也沒有了。我只好拿上一個空碗遞到打飯的廚窗去（當時的我還沒廚窗高）。不料，居然有人在碗裡給裝上了飯菜遞出來，而且還把一張飯票塞在我手上。我第一次嚐到了人間的奇跡！我飛也似的跑回家去。

別看我年紀小，但我是父親很好的幫手。如果有難得的日子，我們會去到附近的鎮上喝茶。有次他給了我幾分錢買糖吃。我開心地捧著糖果回來遞到他面前。但他叫我快倒出糖果，原來他是要急不可待的看包糖的廢報紙。

在很多年後，我見到了當時父母離婚的判決書。原來我是由法院判給我母親撫養的。但記憶中我一直和父親相依為命。那怕沒飯吃，那怕風餐露宿。在最需要母親的時候她從來沒出現過。不僅如此，在我幾歲時，從來也不知我家裡還有親戚。全部人都當我是沒媽的孩子。我整個夏天只穿一件破破爛爛的T-恤和短褲在父親勞動的農場周圍四處遊蕩。泥土和水塘是我最好的玩伴。在烈日下獨自一人捉蜻蜓是我最大的樂趣。一頭蓬亂的頭髮生滿蝨子和白色的蝨子蛋，常有好心的阿姨讓我趴在其溫熱的腿上用手指甲在我頭上按得嗶嗶啪啪。只是一邊捉一邊會伴隨一聲聲歎息：「唉，沒媽的孩子，可憐啊！」

那時由於長期缺乏營養，我瘦得像索馬里的饑民。也沒人理我的三餐，有時餓極了，順便將地上的薯皮撿來吃。有次父親買了幾顆打蟲的「寶塔糖」給我吃，結果我上廁所出來的是一堆一堆的生猛的蛔蟲。

沒媽的孩子不代表沒有人要，有次父親勞改農場的場友請我到他鎮上的家裡吃了一頓豐盛晚餐---栗子燒雞。這是我有生頭一次。兩夫妻問我好不好吃，我幸福的直點頭道：「好吃！好吃！」兩個問我：「以後就不要回去了，留下來經常有栗子燒雞吃好不好？」我想也沒想就答道：「好！」結果他們就對父親說：「你看你一個人自身都難保，咋養活小傢伙啊。她跟著你饑一頓飽一頓的。不如放我們家我們幫你養，一定會讓她過得比跟著你好。我們反正沒女兒。」我爸一聽就火了，衝別人說：「原來你請我女兒吃飯是沒安好心啊？我養不起養得起都和你無關。我的女兒誰也不給！」哈，結果把來人給嚇跑了。我還是繼續做被放養的「右二代」。

不知不覺到了上小學的年齡。記得報名時我是跟隨別人的家長去的。當然他也是農場的場友。入讀的是一所鄉村小學。報名處的人第一句話就問：成份？見朋友的家長答：地主。我也答：地主。居然過了關！其實說地主是好過說右派的。因為地主是與生俱來，上一代有地就是地主。但右派是後天自己找來的，說了不該說的話，不是老老實實聽黨的話的人。在黑五類中罪大惡極者也。所以寧願當地主不要當右派的後代。而我爸其實又是地主又是右派。因為他出生在正宗的地主家庭。據說他有很多的田地。哪知他在讀中學時信上了共產黨，從此不再回那個家。但他的成分無論如何都是地主。

我的右派父親留有幾張很光彩的照片，其中一張是他正青春年少風華正茂時在他的老家的一張照片，照片的背面寫有：「為什麼我的眼裡含有淚水？因為我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這句子在我心中喚起了對詩歌無限的崇敬!

我們一年級的課本只有兩本書：一本是語文，一本是數學。語文第一課就是一幅圖片：老毛一張大頭像，似笑非笑樣，周圍是長長短短的千支針。象徵光芒萬丈的太陽。下面是一句：毛主席萬歲！第二課是共產黨萬歲！第三課是我愛北京天安門！我每天上學要走一兩個鐘的路。所以我讀書很用功，每天回家就將課本拿出來反反復復的大聲的讀。以至我的語文書後來都翻爛了。明明最反感的一個人，女兒卻不得不當聖人的翻來翻去讀，不知父親如何想。

來到香港，能自由的呼吸，清白的掙錢養活自己。就是感恩了。我在內地從事財務工作多年。無論大大小小的公司，財務做的都是兩本帳，這是潛在的行規。一本帳用來報稅供外界看，另一本是自己人看的內部帳。越是資深的會計越精通此道。不然就沒人請。我所在的是外企。我是財務主管。上頭說明了只讓我主外就行，幫忙搞定海關，稅務。每月我要收集夠一堆真真假假的發票就可以造帳了。我已經在這方面駕輕就熟。偷稅漏稅，難不到我。但憑良心說我做得心驚膽戰，步步驚心。因為稅務局也知道，假帳太多，所以會有選擇性的查帳。時時心裡不安。儘管我的收入節節攀升，但每月到手的人工和獎金不能讓我感到榮耀和有成就，反而讓我感到罪過。我厭倦了周圍的作假成風。厭倦了這個收入和人的素養不成正比的畸形的社會。厭倦了只鼓勵邪惡，不鼓勵正義的社會。權力和金錢已經不再得到尊重。我無法改變這一切。我選擇了逃避。我寧願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從頭開始，那怕做苦工，那怕從頭學起。也要求得內心的安寧。就這樣，我在十年前成了香港的新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