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前三十年實行法律虛無主義，後三十年將法律視為政治的工具，法律人只能臣服政治領袖的倫理。三中全會試圖用頂層設計與摸石頭過河相結合的辦法，渡過執政危機的深水區。堅持以非法律人治國的黨治體制，前程十分渺茫。

十一月九日至十二日，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未有新意。只是將以往政策羅列一下，對目前的危機，只是眉毛鬍子一把抓。成功的市場經濟國家，先是法治國家，實行的是法律人治國。習近平堅持以非法律人治國的黨治，中共的明天，路向何方？

一九九八年中國法律人宣言 

十五年前，一篇《法律共同體宣言》的網文，提出了中國所有法律人團結起來和去政治化的口號，提出了法律人治國的主張，提出了法律人和執政黨、人民的關係。因作者模仿了樣本《共產黨宣言》，這篇可稱之為中國法律人獨立的《宣言》，雖迅速走紅，卻有驚無險。

《宣言》提出﹕「（中國）道德的社會解體了，政治的社會正在衰落，法治的社會還會遠嗎？」。作者描述﹕「無論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還是鄉村的司法調解員，無論是滿世界飛來飛去的大律師還是小小的地方檢察官，無論是學富五車的知名教授還是啃著饅頭鹹菜在租來的民房裡復習考研的法律自考生，我們構成了一個無形的法律共同體。共同的知識、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思維、共同的認同、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標、共同的風格、共同的氣質、使得我們這些受過法律教育的法律人構成了一個獨立的共同體。一個職業共同體、一個知識共同體、一個信念共同體、一個精神共同體、一個相互認同的意義共同體。」

面對公權力的分化，《宣言》提出﹕「法官、律師和法學家究竟是成長為一個統一的法律共同體，還是在被權力勾引、利用的同時，彼此走向敵對和分裂？」。《宣言》呼籲，中國所有的法律人團結起來！

《宣言》流行三年後，發表於二○○一年第三期《中外法學》。作者強世功現任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北大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在二○一三屆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提出了法律人應當思考如何處理自己與主權者（中共）的關係，如何面對歷史文化傳統以及中共崛起等迫切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

中共有否捫心自問？十八屆三中全會文件，從起草到通過，有多少法律人參與？

法律人應以美國為藍本。日前，強世功接受了《財經》專訪，提出中國法律人去政治化的主張，得出人民與法律精英間的分歧也間接轉化為法律人與執政黨的關係。強主張，中國法律人應以美國為理想藍本，應取得美國法律人那樣的顯赫地位，自然會驅動中國的法律人推動憲政革命，將中國的憲政體制變為三權分立的制度。

在今日中國的經濟領域，如公司法、金融法、證券法、國際經濟法等，基本上全面移植了美國的法律。在這種背景下，中國越要以高度自信和開放心態深入地研究美國並學習美國，理解美國的精髓，向這個偉大的文明學習。

強世功認為，中國是一個「政黨官僚型」國家，是黨國體制。執政黨過去三十年學會了市場經濟，相對較好處理了與商業階層的關係，今後應當學習如何依法治國，依法執政，讓法律人成為推動中國文明復興的積極力量。

習近平讀法學博士的官方報導

綜合人民網、新華網等中共媒體，習近平取得法學博士文憑的經過﹕

劉美珣是習近平的博士論文導師。一九九八年至二○○二年，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的習近平在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讀了四年在職研究生，專業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

接受採訪時，七十六歲的劉美珣強調﹕「只聊博士論文，我是會負責的」。 「習近平就讀的這種在職博士與普通博士略有不同。一是入學不需要參加全國考試，他們帶已經研究了的成果來讀博士的，然後全校組成專家組來考評，通過這個以後才能入學。二是不需要在課堂上聽課，學校會對每門課程進行教學錄音，然後寄送給學生」。

劉透露，習的畢業論文最初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研究》，劉覺得題目太大，讓習重新選題，習最後選了《中國農村市場化建設研究》。劉還解釋了習的法學博士與人們通常意義上講的法學博士區別﹕「這個法學不是法律的法學，我們授學位是按大門類來授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專業，屬於法學大類」。

顯然，習近平沒受過專門的法學教育，更不是真正的法學博士，今後中共能否處理好與法律人階層的關係？或許還擺不上議事日程，但如臨亡黨危機，中共如何以法律求自保？

美國強大因素之一是法律人治國

近日，各省律師協會接到上峰通知，認為當前律師隊伍「極個別律師串聯、抱團、死磕、惡意炒作、觸碰政治法律底線等行為」，要求各地律協形成書面材料，對這些突出問題提出對策和建議，尤其是對「個別問題嚴重的律師」如何加強「有針對性的措施」。

中共建政前三十年實行法律虛無主義，後三十年將法律視為政治的工具，以政治人來領導法律人，以政治理念兼併法治理念，法律人只能臣服政治領袖的倫理。對「特色市場經濟」俯首稱臣的人，方可當法律人。

在全球市場經濟強國中的法律人，最佳的是商業律師。許多重要的經濟、商業活動規則，並不是靠立法者制定，而主要由商業律師在實務中形成，他們首先扮演了商事活動規則制定者的角色。

今天，全球經濟中很大部分是虛擬經濟，它的作用將越來越大，其紐帶和橋梁是商業律師，通過極其複雜而精緻的規則體系，提升了虛擬經濟，由此也創造了該國的財富。

在全球金融市場中美國真正推銷的產品只有一個，那就是法律服務模式、法律規則模式。規則不僅是產品，而是一種最高級的商品，而設計這種產品的人就是資深的商業律師。

可以說，商業律師是今天國際經濟法則的設計者和提供者。中國人所熟悉的WTO歷史和把知識產權問題帶到國際貿易中的TRIPS協議，就是市場經濟國家大公司背後的律師事務所設計並推銷給美歐等國政府，從而使其他各國接受。

美國律師業的發展伴隨著十九世紀美國全球時代的興起，美國律師在二戰後幫助了美國資本、文化與軟實力在全球擴張，同時形成了美國律師全球擴展的局面。可以認為。美國的興起與強大是市場經濟、三權分立和法律人治國的必然結果，而至今中共還認為這是條邪路。

可笑的是，在香港上市的幾十家國企中，絕大多數用巨資聘用美國律師所提供的法律服務，而美國律師所卻大量雇傭中國的法律留學生來打工。中共將本國的律師當另類，而法律人在海外卻享有顯赫和崇高的地位，當中共要深化改革時，還有多少法律人會和執政黨同心同德？

當各國的法律人一方面含著市場經濟母親的乳頭，若另一方面又要聽從政府父親的訓導，當父母親衝突時，法律人與普通人一樣也會選擇「有奶便是娘」。

有一千名獨立大法官中國前途光明

市場經濟國家必然要符合法治國家的規範，否則一切免談。這類國家不僅離不開商業律師，更離不開民權律師。中共各級政府將維權律師當作對抗者，將一些普通案件的當事人，當作顛覆者，將維權律師當作「五黑勢力」之首。俞正聲還稱，有百分之三的律師不聽話⋯⋯

中國政法大學前校長、法學家江平，多年來一直批評鄧小平的「穩定壓倒一切」，應改為「法治壓倒一切」。江平近日接受《財經》專訪，引用權威數據認為，在世界各國的市場經濟秩序方面，中國的市場混亂程度，排到世界的一百二十位之後。

中國前領導人喬石，曾經多次提過地方法院不應受政法委領導。

美國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民權律師全部努力是捍衛憲法的尊嚴，他們不是要推翻美國的體制，反而是緊密團結在聯邦政府的周圍，對抗各州政府的種族歧視政策。這樣，美國的體制不至於面臨「亡黨失政」的危局，民權律師也找到了一個體制上的生存、發展空間。

在真正的市場經濟國家，法官主要是從律師中產生，美國總統就職宣誓時，要向首席大法官宣誓。美國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每年的年薪相當一百四十萬元人民幣。若中國大陸從最高法院到省高級法院選拔出一千位大法官，每年的年薪即使為二百萬元人民幣，也只有二百億。中共只要公布財產，每年每省市只要抓出一個大貪官，就可支付得起這筆費用。

有這一千名政治中立，只求以其邏輯思辨和睿智博學名垂青史的法官，他們不受執政黨、行政權和民意的影響，能獨立工作幾十年，中國不可能沒有光明的前程。

改革之初，鄧小平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但未讓中國法律人的精英階層首先富裕起來，導致今日之中國問題堆積如山，無非是個敗筆。實踐證明，無論是毛澤東還是鄧小平，他們的路是一條走不通的路。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試圖用頂層設計與摸著石頭過河相結合的辦法，渡過執政危機的深水區。總而言之，中共繼續改革的目標並不明確，堅持以非法律人治國的黨治體制，前程十分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