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民主轉型的範例
作者: 金 鐘

中國崛起透視

更新於︰2013-11-08 Print Friendly and PDF

序:本文繼《俄羅斯漫遊歸來》,探討俄羅斯社會為什麼可以和平非暴力的實現民主轉型?指出和中共相比,不僅有國情的深刻差異,而且有反法西斯戰爭的巨大影響。因此,蘇聯解體絕不是俄國人民的噩夢,甚至也不是蘇共的噩夢。


●俄羅斯每年5 月9 日紀念反希特勒戰爭「勝利日」。這是1945
年第一個勝利日宏偉場面。衛國戰爭後的和平反戰潮流深刻影響至今。

《俄羅斯漫遊歸來》在本刊八月號專題發表後,有的朋友表示「應該到俄羅斯去看看」,不少朋友承認,我們不了解蘇聯。因為對「蘇修」的妖魔化,一場打著反修旗號的文革,對於中年以上的中國人,刻骨銘心。其後不到二十年,遽然紅旗落地、蘇聯解體,在奉共產黨為正統的左派心目中,又是那樣耿耿於懷,大惑不解。而盼望中國「走俄國人的路」的民主派情緒中,也是一次次地感到失落,為什麼蘇共可以,中共不可以?

我們看到報導,大陸在最近陸續開展的「整風」中,習近平要求各級幹部「照鏡洗澡」,集中觀看一部官方製作的蘇聯解體紀錄片,顯示「蘇共衰落的六個方面」,而歸咎於戈爾巴喬夫。從南巡說蘇共無男兒、到九號文件、八一九講話,一路來,習近平都揪住蘇共說事兒。可見,從十月革命到一九九一革命終結,那七十四年的神話變成噩夢,依然是今天中共領導人解不開的心結。成堆的意識形態官僚、御用學者不敢面對歷史的真相,不敢違抗中央指令,而自由派知識分子沒有發言權,空有老百姓的一片好奇。

六月獨立日代替十月革命節

因此,我的遊俄報導,北京去過俄羅斯的朋友反應有「令人思考的視角」,紐約資深的新聞界老前輩也給予認可——我確實有意嘗試填補一下這塊令人好奇的空白。有人告訴我,你看,今天中國權貴子弟,有誰去俄羅斯留學?當我將我們抵達莫斯科前在紅場舉行的一個盛大的「612」音樂會視頻貼上「開放網」後,有人不解,那是什麼節日呀?他們的國慶不是十一月七號嗎?多年的隔絕,我們不了解他們時下的文化潮流,不知道他們已不再紀念十月革命節,六月十二日是一九九○年俄羅斯議會通過《國家主權宣言》的日子,又稱「獨立日」。那是蘇聯走向解體的一個里程碑。各加盟共和國相繼發表主權宣言,蘇聯於焉雲散。

    這視頻是對八月號平面報導的補充。我們年年月月看膩了港台美日的流行音樂,新聞也離不開領導人的互訪之類,這個視頻顯示的是一個「年輕的俄羅斯」,是一個經歷了七十四年嚴峻專政和轉型陣痛之後的民族,今日的形象、旋律和氛圍。聽不懂他們的語言,然而,音樂沒有國界,那一張張清麗的臉,和飄舞的三色旗,閃耀著自由的喜悅——這是浴火重生的俄羅斯風情畫。演唱會最後的大合唱是我們唯一聽得懂的《祖國進行曲》,台上台下都激情地唱起來,那可不是薄熙來指揮的唱紅啊。作曲者杜納耶夫斯基安葬在新聖女公墓。

    我的遊記基本上是「有聞必錄」,流於表象和片面,在所難免。回到思考層面,應該對文章提出的否定「中蘇兩黨同質性」的觀點,概括地加以說明。

中俄國情巨大差異導致分道揚鑣  

一、中俄兩國之國情差異很大,深刻影響到兩黨最終分道揚鑣。國情包括文化、歷史、宗教、種族、地緣等等方面,我提到了東正教、及對傳統文化的尊重。需要補充的是,遊覽所見,俄國人對被布爾什維克推翻的羅曼諾夫王朝,不僅有懷舊之情,而且為之自豪。羅曼諾夫王朝(1613~1917)三百年,和中國清朝(1616~1911)大致同時期。但是,到十八世紀,彼得大帝掌權,大力進行歐化改革,文化科技、軍隊、工業貿易,效法西歐,二十年功夫一躍而為歐洲強國。聖彼得堡科學院迄今已近三百年歷史,有十九人獲諾貝爾獎。彼得大帝富國強兵傳統延續到蘇聯時期。蘇聯解體後的一個必然的回歸,便是以「俄羅斯正統」取代「蘇維埃」,白藍紅俄國旗取代黨國一體的紅旗。二月革命後的多黨憲政、國家杜馬立即登場。十九世紀俄國文化藝術的光芒更使黨文化無地自容。……這一切為蘇聯解體、蘇共倒台作出清晰的銓釋。

    反觀中國,我們希望和可以回歸何處?一九四九年,我們沒有東正教、沒有普希金、托爾斯泰,沒有沙俄時代的科技和工業,換言之,俄中兩座革命大廈是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地基之上。馬克思強調經濟基礎決定思想意識。斯大林的發展模式是公認的中央計劃經濟管理,毛澤東不屑於抄蘇聯,他要別出心裁「大躍進」,餓斃三千萬農民,誰敢說是計劃經濟之過?沒有。習近平愛引用一句「城頭變幻大王旗」,沒錯。一個靠幾條土槍起家的山大王,只不過寨旗上不是「毛」字,而是「馬」字而已。列寧出道第一篇文章卻是:論資本主義在俄國的發展。毛以為農民都到公共食堂敞開肚皮吃飯,就是共產主義天堂。一群落後狹隘野蠻的流痞,造反可以;看十遍《資治通鑑》做皇帝,也可以,搞什麼社會主義呀,就憑「一窮二白」好畫圖嗎?今天還要回歸毛,豈不是開國際玩笑?

二戰慘烈犧牲對蘇聯的深刻影響

    二、我在旅俄觀感中提到二戰對俄羅斯的影響。也應該作一點補充。希特勒侵犯蘇聯導致的蘇德戰爭,其慘烈與犧牲是整個俄國史世界近代史上所僅見。列寧格勒(聖彼得堡)據說戰後男人只剩下女人的九分之一,數千座城市工廠被夷為平地,到處是孤兒寡婦,作家西蒙諾夫(1915-1979)回憶說,他那代人在衛國戰爭中死去了一半。中國的抗日戰爭有這麼慘嗎?王小石這種渾人(居然當了社科院副院長)要以身殉財,竟然說出改革動盪「比蘇聯還慘」的話來,什麼叫慘?知不知道信陽事件、四川、安徽大饑荒大規模人吃人?可以說,蘇聯二戰的犧牲只有中國的人為大饑荒可比。

    因此,俄羅斯無所不在的對二戰的紀念,從紅場的火焰到伏爾加河邊的雕塑,毫無虛飾誇張之意,那是人民對他們二千多萬英勇男兒的永誌不忘。

在這巨大的歷史命題下隱藏著一個弔詭——對斯大林的評價。斯大林(1879-1953)鐵腕統治三十年,俄國變成一個工業化強國,直到美蘇兩霸之一,人民付出巨大代價。但是抗擊納粹德國,他是最高統帥,儘管戰爭初期,他有過驚慌,畢竟偉大的勝利是和他的領導連在一起的。六十年之後,民眾仍然選他為俄羅斯的歷史英雄,我想源出於此。葛羅米柯(1909-1989)是蘇共著名外交家,二戰期間代表蘇聯和西方打交道,在美國待了八年,多次在斯大林身邊工作。他在回憶錄中這樣評價斯大林:

    一方面,他是智力優異、具有鋼鐵般意志的革命者,不戰勝危險而強大的敵人誓不罷休的領導人,善於在戰爭年代和同盟國尋求諒解,並在戰後世界中捍衛自己國家應有的地位。

    另一方面,他為人殘酷,不考慮為達到既定目標而使多少人成為犧牲品,製造了駭人聽聞的暴行,使許多蘇聯人喪生——他大規模屠殺無辜的熱愛祖國、忠於社會主義的共產黨員和非黨人士,國家和人民當然不會原諒他這些無法無天的行為。(世界知識出版社《永誌不忘》第四章)


●1954年日內瓦會議期間,中蘇朝越外長。
右起:北越范文同、周恩來、莫洛托夫、北韓南日。

斯大林晚年高舉反戰和平旗幟  

    葛羅米柯晚年聲譽很高,任最高蘇維埃主席。戈爾巴喬夫的接班,他是有力的舉薦人。回憶錄中他翔實記錄見證,二戰後期盟國「三巨頭」的會晤、談判,無論是羅斯福、杜魯門,還是邱吉爾、艾德禮對斯大林的尊重。葛羅米柯公正的指出,西方領導人對斯大林的敬重,是基於蘇聯軍人和希特勒德國殊死搏鬥中的獻身精神,並反敗為勝,而斯大林本人沉穩明智的風度,也令人折服。他說過這樣一件事:那時擁有決定世界命運的權力的三巨頭,在討論如何最終剷除發動兩次世界大戰的禍根時,英美主張肢解德國(讓他永世不得翻身),斯大林卻指出:「我認為,不應通過消滅德國的辦法來解決德國問題,因為德國是消滅不了的,就像不可能消滅俄羅斯一樣。應該通過使德國非軍事化和民主化的辦法,消滅法西斯及其軍隊,審判第三帝國的領導人。」隨後他建議交給專家們去研究——獲得與會者一致贊同。

透視系列資料顯示,二戰的創鉅痛深,對蘇共一代領導和斯大林本人的思路有深刻影響,斯大林戰後高舉和平旗幟,他在蘇共十九大的最後一次講話的主題,就是「和平、反戰」,最後高呼的不是革命口號,而是「人民和平萬歲!打倒戰爭販子!」他指令中共不要打內戰,要參加蔣介石為首的聯合政府(即毛反感的「不准革命」);幾年後,蘇共二十大提出關於戰爭與和平的新論述,可謂都是其來有自。

反法西斯戰爭,也空前地改變了蘇聯戰前高度封閉的國家體制,斯大林親自和美英領袖會談的三次高峰會議與戰時合作,為後來蘇東極權主義的解凍、走向改革開放有不容忽略的潛在影響。斯大林不掩飾他對羅斯福總統的好感與尊敬,反共宿將邱吉爾則多次在會後讚揚斯大林的二戰貢獻。打敗希特勒,將斯大林這樣一個共產黨的獨裁者,提升為一個耀眼的國際領袖,情形和蔣介石二戰後晉升為和美英蘇平起平坐的大國領袖不無類似之處。

總之,衛國戰爭對於蘇聯未來的發展關係至大(大陸學界對此缺乏重視)。這種背景在中共歷史上是完全找不到的,抗日戰爭嗎?是國民黨主打的,犧牲二百餘名將軍,一百餘萬士兵,中共趁機坐大,並且在國共協定實行憲政後,搗亂制憲,大打內戰。這場曾為斯大林阻止的戰爭的合法性合理性,已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質疑,並成為中共轉型的最大障礙。

三十八年民主轉型的艱難曲折

三、蘇聯解體:和平非暴力社會轉型的經典樣板。本文提出蘇共轉型的兩大誘因——優質文化傳統與二戰巨大犧牲。人民不能容忍再生活在極權制度下,也不願意為轉型再付出慘烈代價,因此,歷史背景決定了轉型的和平性質,不可能一步到位。「八一九政變」實際上是所謂「量變引起的質變」。

    很清楚,一九五六年蘇共二十大是轉型的標誌。由蘇共中央主導的揭露斯大林、反省國際共運一系列理論問題,開啟社會主義新篇章,赫魯曉夫是旗手,這是人類現代史非常了不起的一個轉捩點。從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到一九九一年蘇聯時代終結,這個彎轉了三十八年(若從轉型的實質計,應該是結束於一九九九年葉利欽下台,蘇聯社會轉變到一個成熟的民主制度,花了近半個世紀。此議另論)。

期間有十八年勃列日涅夫(1906-1982)的「停滯期」,勃時代的特徵是「悄悄的復活斯大林主義」。突出的做法,就是宣揚斯大林二戰的功勞。電影、媒體、出版大肆渲染。連朱可夫這位大英雄的回憶錄,都敢於任意竄改,因為有不利於斯大林的描寫。但是二十大的路向仍然繼續:一九七七年蘇聯新憲法取消「無產階級專政」,宣布蘇聯是「全民國家」,而對毛的批判沒有停止,中蘇關係毫無改善,直到戈爾巴喬夫上台才出現轉機。

轉型期的這種複雜與艱難,正是和平非暴力原則不可避免的現象。我曾報導蘇聯瓦解並沒有發生對蘇共的清算與報復,本刊兩次發表葉利欽在末代沙皇葬禮上的講話,便是意圖作出一個註解,俄羅斯為什麼對曾經那樣邪惡與殘暴的共產黨如此寬容?我想,關注共產社會轉型的人,應該對這篇只有五百字的講稿認真一讀(本刊八月號),那是二十世紀無與倫比的一篇文獻。葉利欽強調,俄羅斯的「慘痛教訓,就是企圖依靠暴力和毀滅去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

頭號斯大林主義者莫洛托夫

為了佐證上述和平轉型的分析,在此以俄國著名歷史學家羅伊·麥德維杰夫描述的「斯大林周圍的人」之一:莫洛托夫的生平為例,看看那些臭名昭著的「斯大林分子」在轉型中的遭遇。莫洛托夫活了九十七歲(1889-1986),他1906年入黨,是蘇共革命的全程參與者,斯大林親密戰友和原定接班人,曾任政府總理,又是彬彬有禮的外交家(邱吉爾形容他是「蘇聯政治完美的工具」),和周恩來的角色非常相似,他是兩名可以用小名稱呼斯大林的人之一。他在一九三八年大鎮壓中,簽署過四百多份殺人名單,涉及至少五萬人被處決,殺戮之罪僅次於斯大林。這些死者都是無辜的共產黨員和非黨人士。而這種不必立案審訊、按名單殺人,正是出於莫洛托夫的建議。他動員季諾維也夫(蘇共領導人)在法庭上作偽證誹謗自己時說,「我們為了黨,生命都可以犧牲,個人的尊嚴算得了什麼?」

莫洛托夫以身作則,他可以毫無怨言讓斯大林將愛妻送入監牢。羅伊·麥德維杰夫生動描述其妻獲釋的一幕。斯大林葬禮後,恰遇莫洛托夫生日,赫魯曉夫問他想要什麼禮物?他冷冷一句:「把波林娜還給我!」第二天,他妻子被叫到貝利亞辦公室。這位殺人不眨眼的國安首腦見到她,立時上去一個擁抱:「波林娜,您是誠實的共產黨員!」她吃驚得當場昏厥,不省人事……但是莫洛托夫卻阻撓為受害者恢復名譽的平反政策,反對批判斯大林。到七十年代,談到斯大林晚年竟將整肅矛頭公開針對他時,他也不責怪斯大林,說即使肉體被消滅,「我已作好準備。革命不可能沒有犧牲。」

這樣一個罪行累累、冥頑不化的頭號「斯大林分子」,免不了一九五七年被貶出黨中央,二十二大開除出黨。在文革高潮中,他支持中共,以致毛澤東曾表示歡迎莫洛托夫到中國來。赫魯曉夫下台後,他幾次要求恢復黨籍,均無回應,終於一九八四年,不公開地給了他黨籍。莫洛托夫晚年住在莫斯科郊外別墅,經常出街購物,被老輩人發現,常有人指著鼻子罵他「罪犯」、「劊子手」,他只好轉頭回家。他死後,也葬在新聖母公墓,沒有媒體報導。我們參觀時看到他的墓碑,只有文字沒有塑像。

蘇共當局的策略很明顯:從赫魯曉夫到葉利欽,對於斯大林和蘇共時代的罪惡,著重在制度的修正和重建,從修正主義走向自由民主。非常理性和人性化。對人的處理則是不放過獨裁者斯大林,粉粹其個人崇拜,置其於歷史罪責的定位。被處決的只有秘密警察頭子貝利亞一人(斯大林曾向羅斯福介紹,「他是我們的希姆萊」)。其餘如莫洛托夫這類人物,都沒有作法律的追究。

照顧社會情緒的平衡,有跡可尋。每年五月九日「勝利日」的閱兵儀式,國旗後面是鐮刀斧頭的紅旗。普京曾幽默地說:「誰不為蘇聯解體感到惋惜,誰就沒有良心;誰想恢復過去的蘇聯,誰就沒有大腦。」更重要的是葉利欽的話:「我們必須終結這個世紀,對於俄羅斯來說,這是一個血腥的世紀。」

我認為,無論從悲天憫人的宗教情懷,還是從歐共的人道主義理念出發,我們都應該更為公正地省視蘇聯社會的和平轉型,那不僅是人民的選擇,也是社會進步的一次光輝實踐。蘇聯解體,於國於黨,何懼之有?中共比之蘇共已經落後了半個世紀,並有毛反修而文革,一場浩劫的血的教訓,如果一代又一代還陷在「噩夢思維」中,不能自拔,那「擊鼓傳花」的預警,就無異於敬酒不吃吃罰酒。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日 香港)

【後記】筆者成長於反修年代,既受蘇俄文化熏陶,也見證國族災難、共運蛻變。歲月悠悠,幸有今夏俄羅斯之行,特作此遊記與評論二篇,以為人生一個交代,期同時代友朋讀者諸君勉為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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