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是失去自由，徐明跌入了地獄的最底層，不會再有翻身的機會。而王功權則以失去自由的代價，成為中國心靈最自由的商人。

●關注公益活動的商人王功權，9 月13 日被
北京市公安局帶走，當晚正式刑事拘留，罪
名竟是擾亂公共秩序，引起網上一片嘩然。

大不了坐牢，大不了死，大不了生不如死。──王功權

這個題目似乎過於誇張了——儘管王功權家財萬貫，在資本市場名聲卓著，但在習近平的眼中，依然不過是一隻小小的螞蟻而已。習近平伸出一根手指就可以將王功權捏死——這是真的。如今，王功權已經身陷看守所，等待他的也許是羅織罪名、裝模作樣的審判以及漫長的刑期；而習近平正在仿效偉大領袖毛澤東向「強有力的權威領袖」的方向大步邁進。

習近平向公民社會全面開戰 

我與王功權僅有數面之緣。二零一二年秋，他在紐約請我吃地道的川菜，我們一起討論「新公民運動」的前景。我直言不諱地說出真實想法：「新公民運動」的內容稍嫌空泛，並未如《零八憲章》那樣對未來中國的國家建構、政府運作和社會格局作出具體的規劃與展望。況且，「新」的定義名不正言不順——中國從來就沒有過公民社會，既然沒有「舊」，何來「新」？

若以捷克、波蘭等東歐國家為例，在告別共產主義體制之後，之所以能夠迅速、和平地完成社會轉型，是這些國家因為具有源遠流長的公民社會傳統。捷克在被德國吞並及戰後共產化之前，有數十年共和國的歷史；而波蘭則擁有歐洲歷史最為悠久的議會，以及成熟的聯邦體制。又以臺灣和香港為例，臺灣在日治時代就奠定了地方自治的模式，而香港在英治時代則留下了英式民主的遺產，這些都是公民社會的沃土與支援。與之相比，中國公民社會的建構，幾乎是從一無所有中開始，故而「路漫漫其修遠兮」。

王功權不是一個野心勃勃的奪權者，不是陳勝、吳廣、朱元璋、洪秀全之流的「吾可取而代之」的人物。王功權的所言所行，比如公開批評官商勾結、製作「新公民運動」的各種標識、簽署有關民主憲政議題的聲明、甚至到抓捕良心犯的警局門口抗議，在西方民主國家的公民生活中如同家常便飯——但是，在中國，這就踩到了共產黨的「紅線」。這次抓捕，是當局企圖傳達給每一個潛在的王功權的紅色剎車信號。

抓捕王功權，官方需要下的決心比當初抓捕劉曉波還要大。經過多年的封鎖與冷凍，被捕時候的劉曉波的影響力，僅僅局限於「一小撮」異議人士當中——至於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影響力發酵若干倍，那是後話；而王功權是常常在公共媒體上露面的商人，在企業家中享有崇高的聲譽，對王功權下手必然引發更大的震動和連鎖反應。所以，抓捕王功權不可能是公安部長或政法委書記單獨下的命令，必定經過習近平乃至整個政治局的首肯。抓捕王功權，是習近平政權對正在迅猛發展的公民社會全面開戰的標誌性事件。公民社會強一分，中共的獨裁體制自然就弱一分，習近平當然不願坐視這種此消彼長的趨勢。許志永、王功權被捕，是中國公民運動的頓挫。儘管如此，公民社會是中國未來唯一的出路。一個只有奴才和暴民的社會不可能實現和平轉型。今日之中國，宛如魚游於鼎沸之中、燕棲於危巢之內，當事人懵懂不覺、優哉遊哉。暴戾之氣，上上下下衝撞與激蕩。官方日漸暴露出警察國家之真面目，結合錦衣衛和蓋世太保的傳統，從現實世界到網絡之中，「保龍一族」無所不在；而民間亦悲情與怨恨齊飛，楊佳與艾未未等被奉為關公式的「武聖人」。夾在兩者中間的，正是許志永、王功權等理性、溫和、非暴力的主張者。許志永參與浙江錢雲會案的獨立調查工作，得出的結論與民間所期待的不一致，立即就被唾沫所淹沒，甚至被扣上官府的走狗和五毛的帽子。

在此種情境之中，做孫文易，做梁啟超難；做楊佳和艾未未易，做劉曉波和王功權難。當滿清政權要追殺梁啟超這樣的溫和派的時候，孫文就開始揭竿而起了；同樣，當中共政權抓捕了劉曉波和王功權的時候，暴力革命的前景就昭然若揭了。 

滿清和國民黨敗在以商人為敵 

習近平雖然有一頂博士帽子，卻是一個名不副實的假博士。他腹中空空、不學無術，當然沒有讀過中國近代史——如果他對中國近代史稍稍瞭解一二，就不會貿然對王功權下手。因為，滿清和國民黨政府的崩潰，其重要原因都是以商人為敵。

晚清的中國，在列強面前屢戰屢敗，逐漸意識到船堅炮利背後是工業和商業的力量。於是，興辦招商局、電話局、開煤礦、修鐵路，催生了近代的商人階層。中國儒家傳統中對商人的蔑視，由此發生巨大翻轉。然而，商人與帝國之間的矛盾日漸尖銳：商人需要的是契約、法治、保護私有財產的政府等良好的外部環境，但帝國仍然把商人當作予取予奪的奴才——連你的身家性命都是我的，你的工廠、店鋪和土地當然也是我的。

小商人唯利是圖，大商人憂國憂民，官場的急劇腐敗與實業救國的願景漸行漸遠，使得本來抵觸革命的商人群體漸漸與革命合流。從某種意義上說，辛亥革命是由新軍、會黨、基督徒和商人四大群體共同發動的。其中，商人提供的經濟資助至關重要。滿清的顯貴們以為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支配和玩弄商人，殊不知商人卻為他們挖掘了墳墓。中國商業史研究者吳比在《革命與生意》一書中，探討了辛亥革命中的商業與商人的命運：張靜江投資國民黨，成了他一生中最成功的一筆投資，可以說，沒有張靜江就沒有孫文與蔣介石；而李石曾無心插柳，資助一群熱血青年留學法國，卻在巴黎孕育了中國人的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革命未嘗不是商人的一筆生意？

辛亥革命之後，有過一個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頗具諷刺意義的是，這個黃金時代的出現，居然是因為政府的無能和缺位。中國的政府從來沒有像西方的政府那樣成為商業貿易和實業的支持者和推動者。而當國民黨的權力鞏固之後，便對資產階級進行壓制和歸併。其腐敗不堪的官僚機構和國家主義的統制型經濟政策，使得資產階級「下落不明」。抗戰軍興，商人和企業家們基於民族大義，拋棄前嫌，全力支持國民政府，如盧作孚幫助東部工業之西遷功不可沒。然而，抗戰勝利之後，國民政府之腐敗變本加厲，中國經濟走向崩潰，國民黨政權自然喪失民心，進而失去政權。蔣介石因為得到江浙商人集團的支持，戰勝黨內黨外的挑戰者，成為獨一無二的領袖；蔣介石也因為失去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支持，兵敗如山倒，其敗，非戰之罪也。 

做徐明，還是做王功權？

毛時代，商人和企業家階層被掃蕩殆盡。鄧小平施行「修正主義」路線之後，才又出現商人和企業家群體。乍暖還寒的八十年代，民營企業如履薄冰、步履蹣跚。「六四」屠殺之後短暫的頓挫，九十年代又絕處逢生。江澤民時代，民營企業發展環境相對寬鬆，一時有佔據中國經濟重量半壁江山的勢頭；胡錦濤時代，則又施行國家資本主義政策，民營企業無法享受國民待遇，像是忍氣吞聲的私生子。到了習近平時代，低人權、高耗能、重污染的「中國模式」走到了盡頭，習近平遂惡向膽邊生，要拿民營企業開刀祭旗了。

最先感覺到陰風颼颼的商人們，其中的最大多數選擇了公開效忠：「聯想」的柳傳志刻意強調，企業家不要關心政治事務；「阿里巴巴」的馬雲高調贊揚，鄧小平「六四」殺人是艱難而正確的決定；差點混成共產黨中央委員的梁穩根，其「三一重工」儘管受到國企打壓，仍然甜言蜜語地說，我的財富全都是黨的。潘石屹在電視上結結巴巴地表示，微薄大V要有自律；王石遠赴哈佛遊學，暫避風頭；宗慶后遭神秘襲擊，其女兒接受訪問時說，考慮將資產外移。

看似多種選擇，擺在商人們面前的其實只有兩種選擇：如同莎士比亞戲劇《哈姆萊特》中猶豫不決的丹麥王子的天問「活著，還是死去，這是一個問題」，中國商人也無法迴避此一追問「做徐明，還是做王功權」？

在審判薄熙來的世紀大戲中，同為階下囚的徐明，仍然在薄熙來面前抬不起頭。薄熙來連珠炮式的追問，讓徐明招架不住。這就是「一日為奴，終身為奴」的烙印。在薄熙來眼裡，徐明就是奴才，就是他私人的錢袋子，哪配得上當「污點證人」？而徐明從溫家投向薄家，早就犯了「一女不事二夫」的大忌，縱然乘坐私人飛機來來去去，但其倒臺卻在須臾之間。

同樣是失去自由，徐明跌入了地獄的最底層，不會再有翻身的機會。而王功權則以失去自由的代價，成為中國心靈最自由的商人。商業史研究者吳比感嘆說，商人的腰永遠是彎的，向時代，向權力，也向逝去的流風與回雪。然而，王功權的腰卻挺了起來，正如蕭瀚所說：「無論王功權事件最終結果如何，他將不僅通過身陷囹圄為自己獲得自由，也為當代中國商人指出了一條直立行走的新道路。」我相信，還會有更多的商人效仿王功權，不僅為自己、為下一代，也為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加美好——作為「最後的儒家」的梁漱溟臨終前的疑問「這個世界會變好嗎？」也許需要由商人群體來作出擲地有聲的回答。

一九六一年，胡適手書楊萬里的詩《桂源鋪》，送給在獄中度過六十五歲生日的雷震：「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今天，我也把這首詩送給獄中的王功權。為民主自由而風雨兼程的雷震已名垂青史，草菅人命的獨夫民賊蔣介石則臭不可聞；同樣的道理，當王功權走出牢獄、走向光明而公義的中國大地之時，亦是習近平的喪鐘響起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