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由哈佛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共同出版的《中國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CD版，是中國留美學者宋永毅、郭建等人多年收集整理的成果，其中有七千份官方文件，為那場數千萬人死亡的驚天浩劫作證，記錄大饑荒全過程及其前因後果。知名學者李江琳女士高度評價這套數據庫的史料價值。

●歷史學者李江琳在台北新書
《拉薩，1959》發布會上。

漢文明是一個重「史」的文明，史學很發達，史書的記載相當齊全。凡歷史上發生過而當時的人們認為子孫後代應該知道並記住的事情，不管好壞，都可以在史書上找到文字記載。中國人說「人在做，天在看」，其實天是抽象的，似有似無，「史」卻是實實在在的，白紙黑字，一旦上了史書，你就再也逃不掉了。在中國人眼裡，「史」是正義的化身，雖然「史」是「遲來的正義」，卻是最後的審判，是正義對邪惡的終審判決。

我們一度津津樂道的一個故事是，歷史上有個篡位的皇帝連殺兩個秉筆直書的史官，卻聽得有第三個史官星夜趕來，準備用項上頭顱來換取正直史官的名聲，逼得皇帝也只能放棄。西方人說，「法大於王」，中國人卻相信「史大於皇」。於是，後世中國人也特別相信史書的文字記載，相信兩千年裡中國的好好壞壞都在史書裡了，還相信史書裡沒有的，歷史上就沒有發生過。

真的是這樣嗎？我們對中國人的歷史記載真的有這樣的信心嗎？

上了史書才有正義

一九六二年七月，劉少奇在中南海游泳池邊對毛澤東說：「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書的！」看來，在史書面前，劉少奇是有點怕了。毛澤東是什麼反應，記述的人沒有寫，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從那時候以來的半個世紀裡，中國是不是還有準備用項上頭顱換得秉筆直書之千古美名的人，是需要打個問號的。因為，這樣不惜腦袋搬家而堅持直筆寫史，對毛澤東沒用，毛澤東是不怕的。不要說殺三個史官，殺上三十萬史官，把天下儒生都給殺了，毛澤東的手也不會抖。比起劉少奇來，毛澤東是把中國的史書真正讀爛讀透的人，他相信，只要殺史官殺得夠多，歷史是可以由他來任意寫的。

對於後代來說，他們沒有別的選擇，史書上沒有文字記載的東西，他們只能認定沒有發生過。歷史不是小說，不是傳說，歷史是以前發生過的真人真事，不能編造，不能猜測。中國的史學講究「無證不入史」，還講究「孤證不立」。毛澤東相信，只要不留下證據，只要把所有的證據都抹掉，人相食同樣是上不了史書的。

三年大饑荒就發生在我們這一代裡，那是我們的「親歷事件」，可是翻遍當年的報紙，饑餓不著一字。經歷過的人說那時候發生了慘絕人寰的大饑荒，沒有經歷過的人說「拿出證據來！」那些餓過的人，除了腦子裡長達數年的饑餓記憶，竟拿不出能夠說服子孫後代的饑荒證據，既沒有圖片，也沒有報刊的公開報導，於是有了「三千萬」、「三百萬」還是「人人都有飯吃」的爭論。這一切的原因是，毛澤東和他的黨在那個時候就留了一手：他們相信只要銷毀證據，他們就能逃過「歷史的正義」。

然而，如此重大的事件是不可能徹底抹去的。大量相關文件依然存在，但分散在各種文件集、資料集中，或封存在各級檔案館和圖書館裡。對於研究者來說，搜集這些零散的資料極其耗時費力。

所以，我們面前這個由旅美華人學者宋永毅、郭建、丁抒、周原等人編撰的、由哈佛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共同出版的《中國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就有了特別重大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資料庫是重建歷史的基礎

這個資料庫包含七千多份官方文件。編纂者把分散在各處的資料集中起來，分成八個主題， 可以很方便地根據主題、日期、作者、文件標題、發文機構和全文檢索，也可以在總目錄中根據預設的主題和年代查閱。

這個資料庫的一大特點是，它所包含的資料並不僅僅是一九五八 到一九六一年的「大躍進」和「大饑荒」這個階段，還包括了「前因後果」，即大躍進是怎樣產生，怎樣發展，怎樣結束的；它所產生的後果是什麼。

這些資料另一個特點是包括了一些個人檢討交代之類的「內部特殊檔案」。這些檔案有助於幫助我們瞭解當時的中下層幹部是怎樣想的，怎樣做的，他們在荒謬的「大躍進」運動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對大饑荒的產生和發展應該承擔什麼樣的責任。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些留下檢討交代的人有許多是直接責任人，從他們留下的檢討書裡，不僅能看出那些直接責任人怎樣看待自己的責任，也能看出他們對事件的認知。從這些當年中共幹部（如山東省委書記舒同、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河南信陽事件的肇事者——近二十名地委和縣委負責人）的內部檢討中，我們還可以看到慘烈無比的「人相食」的真相。

資料庫裡的兩大類資料，即中共最高層領導人關於大躍進——大饑荒的講話、報刊社論的宣傳，以及中共黨內和社會民間的抵制和反抗，形成強烈的對比。將這兩類資料對照，我們可以看出當時黨內一些良知未泯的人是如何努力想要阻止大饑荒的蔓延，陷入饑荒的民間又是如何努力反抗和自救的。這樣的對比研究不僅加深我們對當時情況的瞭解，也使得那場人類歷史上少見的災難更加令人感到痛切。

那場饑荒是我們民族歷史上的一道傷口，是我們民族刻骨銘心的集體記憶，作為這個民族的成員，我們有責任不讓青史盡成灰；而我們這些在不同程度上經歷過大饑荒的人，更有道義責任為那些永遠不能發聲的犧牲者留下歷史。

最近幾年，以楊繼繩的《墓碑》為標誌，陸續出版了一些有關大饑荒的書籍和文章。親歷者的這些回憶，將當年遍地饑饉的慘烈情景重新展現在我們面前。但是，從歷史證據角度來看，只有這類第一人稱的描述還是不夠的。上得了史書的史實，就像法庭上的證據，既要有人證物證，還要有旁證，要形成環環相扣的證據鏈，要證明史實的前因後果來龍去脈，才能做到鐵證如山，才能上得了史書而永不動搖。為此，需要有第三人稱的描述和證明，那就是當年的檔案、文件、通知、決議、匯報、筆記、等等，以及當年的宣傳、謊言、為了製造謊言而留下的文件、通知等等。只有把這一切都收集起來，互相對照辨正，形成符合中立原則的第三人稱描述，才能真正上得了史書。所以，這一資料庫是研究大饑荒不可或缺的，是大饑荒親歷者的口述回憶不能替代的。

民族地區大饑荒資料有待填補

相比內地而言，搜集民族地區的大躍進和大饑荒資料更加困難，零星資料常常出現在地方志或者軍方資料中。比方說，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四日，負責在青海海南和黃南藏族自治州鎮壓藏蒙民族反抗的青海省軍區海南地區「平叛指揮部」黨委給中央軍委寫了一份報告，題為「關於更廣泛更深入地開展整治爭取工作的幾點意見」。毛澤東在這份報告上批示，稱它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文件，有深刻的指導意義」。這份文件提到：

「目前牧區糧食甚為緊張，加上管理不善，謠言煽惑，群眾思想相當混亂，如興海溫泉鄉群眾因糧不夠，吃去冬死去且已發臭的牛羊肉，生病、死亡甚多。」這個報告還記錄了「六個叛匪」和一個女子的對話：「雙龍溝拉毛德（女）打柴時，遇到六個叛匪，問她：投降殺不殺？她答：『回來沒吃的，不殺掉也要餓死』。該鄉去年十一月（按：一九五八年）至今已病死三百一十九人，占全鄉總人口的百份之二十四點七，群眾反映是餓死的（實際原因很多），對我不滿，從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月十日，外逃為匪者一百六十五人。糧食問題反映甚為普遍，並已影響對敵爭取。」這份文件說明，   在一九五八年底青海部分牧區已經發生饑荒，而中央軍委和毛澤東本人也已經知道這一情況。

「沒吃的」就要餓死，西南西北民族地區比內地更為慘烈，因為牧民們生活在人煙稀少的廣袤草原上，附近沒有地方可以逃荒，沒有城鎮可以乞討，無處可以尋求援助，沒有吃的就只能餓死，餓死了外界也不知道。餓死的人再也不會開口為後代留下記述，民族地區大饑荒鮮為人知，留下的第一人稱資料極少，事實上大饑荒的嚴重程度只會比內地更嚴重。

大躍進——大饑荒的後果之一是造成民族關係的極度緊張；大躍進期間的高原墾荒也是現在西部生態失衡之始。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研究，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還有許多資料需要搜集整理。《中國大躍進-大饑荒資料庫》提供了一個很好的開端，希望研究者們充分利用，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上來研究那段歷史。

（李江琳：一九八二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一九八八年留學美國，獲波士頓布蘭德斯大學歷史學碩士，二○○四年開始研究西藏問題，著有《一九五九·拉薩》等著作，是當代知名西藏問題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