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竹內實先生（1923-2013）是日本重量級中國研究的專家。本文生動介紹先生生平與治學心路歷程，指出文革對日本知識界的種種影響。特別介紹一位毛派傳奇人物新島淳良。

●2000 年竹內實與作者。

一個孩子回天上

七月三十一日清晨打開電腦，「燕子女史，您或許已得知竹內實先生於昨夜溘然去逝」。來自關西中日懇談會原田修先生的幾行字跳入眼簾。上個月竹內先生九十歲生日，俺還給先生郵寄了一張九歲小男孩手工制作的賀卡，「嘿，同學，恭喜恭喜，俺倆滿九歲了啦」，開封即拉出個彩筆立體九層高樓紙蛋糕。

「先生那麼大的學問家，太失禮了吧」，劉幫兄一臉日本式畢恭畢敬，誠惶誠恐。「虧得只有燕子想得出這號鬼頭精主意，」先生在電話裡孩子般笑了，聲音遙遠但似乎還硬朗。

先生走了，回到天上。再沒有機會牽著老人家的手去梅田喝咖啡，吃冰激凌，再也沒有機會聽他那字正腔圓的北京官話談中日問題，文壇軼事了。

嗚呼痛哉！這些天，俺在心裡反復念著幾句詩：「一個孩子在天上，用橡皮輕輕擦掉天上唯一的一片雲。一個孩子在天上，像趴在一張屬於他自己的圖畫紙。一個孩子在天上，他的痛苦，他的歡樂，他的蔚藍，無邊無際」。

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

竹內實先生是日本戰後中國研究領域的開拓者。程麻先生花費十年光陰，從先生一生的學術成果中選譯成的十卷本中文版《竹內實文集》，已由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從書名中可窺見先生學術之精華。

先生一九二三年出生於山東省的張店，今天的淄博市。十八歲才回到日本念大學。「在日本出生的漢學家，很明白自己的學術終點在哪裡。我從中國回到日本後，中國仍是我夢魂牽繞之地，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 兒童相見不相知，笑問客從何處來。在日本，我深感這種差距和孤獨。」

直到晚年，先生還常常嘮叨，「要是生活在中國鄉村的某個集鎮就好了，能聽到趕集漢子掙著脖子的吆喝聲，車馬驢歡叫，能看到粗藍布女人孩兒們茁壯的笑臉。我已經八十多歲了，我有時一個人發悶，『我究竟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呢』，我終於想通了，我是中國人，一個趔趄，讓我生活在日本罷了」。

程麻先生說，近代以來中國在世界格局裡長期處於弱勢地位，稱自己是中國的老鄉，不怕被本國人譏笑，就像闊人認了窮親戚一樣。然而，就是這種「老鄉」緣分，使得先生終身執著於觀察與研究中國，「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這句大實話，那麼通俗，那麼貼切，又是那麼真實的悲喜交加。

俺是個糊塗蟲，大腦常常處於「月朦朧，鳥朦朧」的狀態。在剛剛認識先生的那些年，俺老遠開叫「竹內好先生」，先生總是微笑著糾正，「我叫竹內實」。一字之差，卻是日本知識界的兩位高人。

竹內好先生是日本現代評論家和思想家，編寫過四十四種《魯迅》，並提出「近代的超克」這一著名的政治文化論題，此後被稱為「竹內魯迅」。俺這麼瞎咋呼，換了別人，以為俺捉弄竹內實先生，但先生樂呵呵，「竹子裡面是空心的，我肚子也沒真才實學，應該叫『竹內虛』才對。」所以先生取「虛平」為字。每當有「好、實」不分的好事者問，「那您是竹內好先生的親戚囉？」先生總是風趣地回答說：「阿Ｑ喝了兩碗黃酒，便手舞足蹈的自認起光采來，稱他與趙太爺原是本家，結果紅臉漲筋的趙太爺不但刷了阿Ｑ一個嘴巴，而且喝罵道：你怎麼會姓趙！——你哪裡配姓趙！不過，好先生不會刷『實先生』一個嘴巴」。

先生為俺三本日文拙著作的監修者。可以說，若沒有先生，俺這樣以漢語為母語的寫作者也不會走上用日文寫作，並將中文翻譯為日文的道路。

俺並非先生的「直弟子」，至今也不敢妄稱為「弟子」。千禧年俺與秦嵐等留日朋友創刊中日雙語文學刊物《藍》時，先生不吝賜稿，因而結緣。《藍》休刊，俺悲催和糾結，先生鼓勵俺「做單干戶，在自留地上精耕細作」，耄耋之年不惜精力一筆一劃地校對俺的日文，紅筆修改，鉛筆質疑，密密麻麻，十幾年來往書信和修改稿達數尺之高。先生學術態度嚴謹，研究方法縝密扎實，為人低調謙遜，不卑不亢，不像有些學霸圈地畫牢，弟子成群，前呼後擁，「手一指，人馬死」，先生獨自卓群，永不隨波逐流，他贈與《藍》江戶時期的朱子學者佐藤一齋的幾句話，吾輩將終身受益。

少而學則壯而有為

壯而學則老而不死

老而學則死而不朽

●紅衛兵運動與林彪事件使竹內實
徹底改變了對毛的看法。

從少年回憶認識文革

早在一九六○年，先生隨同日本文學家代表團到上海，見到過毛澤東、周恩來。毛還特意讚揚過先生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的文章。文革爆發，日本也跟著發紅色高燒，抽紅色瘋。一九六八年，日本以日大、東大、京大等為首，全國各大學的「全共鬥」為中心的學生運動武鬥漲至高峰期。東大正門張貼著「造反有理」、「帝大解體」的標語。神田一帶被稱為「解放區」，設築街壘、路障，準備了投石等簡易武器的年輕人同防暴警察決死一戰。

無疑，文革也引起了一場日本知識人心靈地震，折射著知識群體艱難的精神軌跡，對日本人文社會科學的衝擊廣泛而深遠。

頌讚派佔據主流，作家高橋和已認為文革是勞動與知識一體化的人類未曾有的大實驗。為親身體驗文革，高橋一九六七年作為《朝日周刊》的特派員平生第一次訪華也是最後一次訪華。「在首都成立革命委員會的熱氣騰騰的歡呼聲中，他從對中國古典文學的敬意進而產生對中國人民產生敬意之情，高橋熱切地讚揚文革「其政治的頂峰為與人民大眾的奇妙的合作而成為前人未踏的第二革命」。

少數文革批評派，主要是站在國際地政學的現實政治論立場。中嶋嶺雄與桑原壽二為代表以及和一些平時極少在論壇露臉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者。

日本的「革命派」想當然地將竹內先生劃分為「文革禮讚派」。但就在這個時候先生對盲目的革命激情冷眼旁觀，獨自站出來與主流唱反調，質疑並反對文革，拒絕了四十多家請寫贊美文革的約稿，當然，他質疑文革的文章也被四十多家刊物拒載。革命狂潮一片紅中的日本，與文革唱反調，如同軍國主義時代反戰一樣，被認為是「非國民」，對「異數」，日本社會浸透一種看不見摸不著的懲罰，先生自然受到所謂「革命者」的威脅與譏誚。

程麻先生說「文革期間，竹內以對中國文化獨到的理解和對中國社會現狀的敏銳觀察，始終保持著冷靜分析的眼光，以不隨波逐流的批評姿態，在當時的日本學者中鶴立雞群。」這個獨到見解來自先生自身的中國生活經驗。    先生曾多次聊及文革以及文革與日本的關係。

一九六六年八月，日本媒體報導了北京紅衛兵在王府井鬧革命，毀壞「全聚德」老招牌的消息，還刊登了照片。

這時，我心裡就更清楚了文革的概念。

這幅照片將我拉回到少年時期在山東小鎮看到的中國老百姓的生活情況。我小時候脊背骨有病，卷著石膏，但穿上厚衣服就看不出來。因我是個日本孩子，中國小孩常常惡作劇，把我圍在中間，起哄，打鬧，擲石塊。他們扔的小石頭碰到我的背上就啪地被反彈回去。孩子們很害怕，嘩啦一下子作鳥獸散。

我想起那段生活小事，就寫了一篇《我心目中的紅衛兵》發表在《新日本文學》雜誌上。嘿，十來歲的孩子起來「造反、革命」，未免滑稽。魯迅也說過，「我們中國人對於不是自己的東西，或者將不為自己所有的東西，總要破壞了才快活的。」

當時日本知識界大都從思想意識形態上理解和判斷文革，直接暴力行為只能證明文化血脈上中國還處在前近代野蠻社會，還有人認為，中國反蘇共意在破壞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但總的來說日本讚頌文革、唱和同調者多。尤其是年輕人，他們總歸是喜歡反對老年人、反對權威的。

我並非站在「社會主義」立場上而對中國感興趣。我出生在中國，所以懷念中國，為新中國的發展和底層人民生活改善而高興，但就「牛鬼蛇神」這一名詞其自身的民族色彩而言，地道地暴露了中國的歷史和傳統的一個側面。而且文革前，我與老舍、趙樹理都見過，他們都被打倒，與人之常情，道義信禮相悖。可是在禮讚日本人眼裡，一夜間我變成了他們的「敵人」。

文革暴力粉碎了日本人的中國形象

竹內先生從文革初期對吳晗和《燕山夜話》的批判中，洞察出自一九四九年後已初見端倪的虛無主義文化態度，結合自己對近代以來動蕩不安歷史的親身感受，他很快寫出了像《中國—文藝界陷於混亂和虛無》和《「牛鬼蛇神」及其他》那樣冷靜思考的文字。伴隨著後來不斷複雜多變的中國政治和社會情況，先生進而深入到中國歷史傳統與文化心理層面，揭示了文革中那種草木皆兵的極「左」狂潮。

《文革觀察》是先生著作中最「難產」的一本，在這本書裡先生記敘了「日本戰後歷史上，新中國與舊中國是決裂的」，新中國沸騰的形象，最初出現在一九五三年三月的舞鶴港。這些戰後對新中國有著親身體驗的、頭戴列寧帽，身穿人民服的日本僑民回到日本，他們帶來了新中國欣欣向榮、健康質樸正面消息，轟動了全日本。但文革粉碎了人們心目中的新中國的誇張的泡泡神話。

一九六七年一月，日本媒體快訊報導北京市長彭真、陸定一、羅瑞卿等中共領導人被紅衛兵將五花大綁批鬥現場的消息，清楚地典型地展示文革暴力情景，盡管沒有什麼文字或理論，也不需要文字或理論了。這張象徵性圖片粉碎了日本人心目中中國形象的「誇張現實」。盡管那個中國形象摻雜了日本人自身天真的想像。文革，成為轉變日本人關於中國的印象的重大事件。可以說，他們在幻滅的悲哀中，接受了關於中國的「令人掃興的現實」。

因批評文革十九年未能入中國

戰後日本人對於中國革命和新中國的關注，仍然暗藏某種似乎戰時天皇制那樣的思維方式。在我的印象中，天皇制思想的信仰對象，在戰爭時期是天皇，而戰後變成共產黨，後來由於中蘇對立，又在共產黨中演變為只有中國共產黨。

對文革及其理論的最大幻滅來自林彪的垮台。「文革」剛剛開始時，我還沒有對文革潑冷水，因為我對文革還沒有理解清楚，剛剛開始，誰又能理解清楚呢。神話化我。當時人們對我的既定俗成的認識是：竹內實肯定毛澤東派。但是作為毛派，卻不站出來表示贊同文革，為什麼？竹內早在一九六○年就受到毛的接見，得到毛賞識的人，應該感恩戴德贊美毛了。但我並沒有要求同毛會面，見不見我們是他自己的主意，我並不知道。另外，我對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兩次中國「成功地進行了原子彈爆炸實驗」也發表了批評文章。這些都成為我的「罪狀」，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時，我就被貼上了「非友好人士」的政治標簽，在日本被劃為另一種「政治黑類」，從一九六○年見毛、周這之後，到一九七九年參加日本學術振興會訪問團的一共十九年間沒有去過中國。對中國問題研究者的我來說，等於失去了「中國」這個田野調查的現場。

日本的「現代中國學會」，每年開一次全國學會，學者發表研究報告。記得有一年，一位姓Ｎ的年輕學者發表報告，極力讚美北京景山小學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學英文的所謂「早期教育」，可是第二年開始劉少奇批判，教育方針也變了一百八十度，那麼Ｎ君腦子轉得快，馬上跟風，發表了批判劉少奇的論文。以後我就不大願意參加這個學會了。甚至一直不參加任何所謂「學會」了。比起日本的所謂革命家，中國的反革命要好得多。

文革時期，我很孤立。但對中國大地，那片土地上的人民的仍然一廂情懷，惺惺相惜。

孤立無援中，我給自己定了一個原則，即：一、以後我依靠銘刻在我心裡的中國為研究對象。二、以後我的研究在書桌上進行。三、哪裡有中國人，哪裡有中國。從那以後，我豁然開朗，心謐安寧了。想什麼就寫什麼的，內心無愧，文責自負，不當變色龍。

日本與中國「友好」或者「不友好」其實不重要，或者說沒那麼重要， 兩國之間的歷史、文化、習俗和內在心理，甚至不同的情感、語言表達方式的理解更重要，小圈子，小團體和個人層面上的舒筋活絡，血脈相通更重要。

先生推薦一本研究中國的書

二○○八年，程麻先生受中國某出版社的委托編輯兩冊日本學者研究毛澤東思想的書，竹內先生的研究自成一冊，另外選擇幾位日本代表性研究者的著作選譯合為一冊。先生興致勃勃，不顧已過傘壽高齡，親自選題，提議擇定三人：新島淳良、竹內好、中西功，不但親自起草與日本出版社的聯系藍本，還寄來一九八六年中共編譯局內部發行的《日本學者視野中的毛澤東思想》複印本。

當初俺並不看好本書的出版，理由很簡單，八十年代是文革後中國言論自由和譯介外國理論的黃金年代，早已「黃鶴一去不復返」。俺不敢拂先生之熱心和誠意，也想通過本書的翻譯出版，圍繞中國認識問題，摸索戰後日本知識人精神史水脈。而先生推薦的新島淳良是一位非常有意思的人物，為文革與日本學生運動相互關聯的理論考察中，在日本公共論壇中登場次數最多、最有影響力和最受人注目的理論家。新島甚至試圖將文革的公社的概念和體制移植到日本，掀起日本的文革。

他的文革理論直接影響著學潮運動和新左翼運動。新島的政治烏托邦是「公社國家論」，林彪之死，淺間山莊事件之後，日本左翼革命派失去民心和道德的制高點，受到毀滅性的打擊，從此一蹶不振。

理想主義毛派學者新島淳良

一九七三年，新島出於思想的潔癖，追求知識人當吹鼓手的自我責任。主動向早稻田大學提出辭職。一個叫「山岸會」的共產式供給體制共同體出現在新島面前。他將所藏書籍全部義賣，捐獻給他心中的毛理想公社。自願「下放」到位於三重縣伊賀町山岸會，掀起山岸主義幸福學園運動。在勞動中，新島不斷反省，自我批評，認識到自我想像的毛主義公社的烏托邦與現實的出入，坦白和內疚自己目睹紅衛兵的暴力造反，相互殘殺，警覺到烏托邦的暗黑一面，但還鼓吹文革的積極意義，誤導輿論。新島向自己的信仰舉起鋒利的手術刀。新島在山岸會又經歷了退出和再加入的反復歷程，最終他認為山岸會「沒有變質為極權主義」。二○○二年去世後葬於山岸會共同公墓。

毛澤東的烏托邦曾經復活了日本和西方左翼知識分子的政治期待和訴求。只是他們經歷的是精神痛苦，而現場的中國人，卻經歷了幾千萬無辜生命的痛失和對文化理想，道義尊嚴的淪陷。

林彪事件以後，文革禮讚派幾乎都將自己置於受害者的立場，都輕而易舉地摒棄了自己的言論責任，他們忘記了那些高分貝語言殺人的潛威力。海因里希伯說 ：「殺人與否，關鍵在於良心，在於人們是否把語言引導到可以殺人的地步」，那些負責引導和詮釋語言的「論者、公知」們，那些手持麥克風，壟斷話語霸權，挾持語言的人，給語言注射嗎啡的人，使得語言產生毒癮的人，有多少人進行過自我解剖和坦承責任呢？

一個被文革革了命的人

新島算一個獨立特行的人，他耿直得透明，實誠得不會耍花招，不會變換一件馬甲，他的生存智慧似乎不高，處世策略也不精明，好像也不熟諳「學術和理論」的遊戲規則，如果他繼續保留名牌大學教授的位置，仍然可以獨占資源的優勢繼續在「學術」空間裡自娛自樂，甚至拉幫結派，培養門閥，陶醉於無聊的學術應酬和吹捧，文革後照樣可以在酒飽飯足後進行「中日友好」，從利益共同體中分得一杯「共同項目、學術交流」之殘羹，然後對中國的痛苦做做俯臥撐，玩玩躲貓貓之類的遊戲。

然而新島固守了內心的價值選擇，他理想的挫折和自省，他行動的誠懇和堅守執著，其一系列行動可視為日本知識人戰後思想譜系的一個重要的坐標。他自願把自己置身於固有的主流秩序之外，並暴露自己的笨拙和傷痛，以「圈外人」「邊緣人」的身份發聲並實踐著。

晚年的新島曾自諷為是「被文革革了命的人」。退出公共論壇後，先後創辦了三份個人小刊：《吶喊》、《彷徨》、《墳》。分別代表他晚年的三種心態。據訪問過新島的遺孀新島里子女史的蔣同學說，里子女史得知其夫的論著將被譯成中文，十分欣慰。「他（新島）生前太熱愛新中國和毛澤東了，以致被這種熱愛衝昏了頭腦。作為學者，他也許失敗了，但是作為一位誠摯的日本人，他義無返顧，無怨無悔。希望中文讀者能夠透過他的文字來了解一位真實的新島淳良。」

新島精神坦誠，但他的毛思想研究，並不符合俺的思路，也不合時宜，當然更不代表俺的表述，他山之石，倒是給當代中日兩國留下了一份思考的精神遺產，為我們更加寬容地進行學術研究拓寬視野。新島作為知識人的獨立之信念，自由之精神，責任之清算，也同樣拷問我們的天良和底線。

評毛新書被中共拒絕出版

青燈治史，孜孜不倦的蔣同學，也欣然接受竹內先生之托，翻譯一位叫中西功的傳奇式的中國問題研究者大著。 「日月光華，旦復旦兮」，俺們在奔波教學之餘，吭哧吭哧出幾十萬文字，多番周折，竹內先生推薦的這本書的出版，結果等來寥寥數行郵件：「書稿有明顯的政治偏見，對毛澤東的評價有失公允，學術觀點有偏頗，論證材料缺乏權威性。不建議出版。」斬釘截鐵，沒什麼好說。

毛冥誕一百二十周年之際，「紅寶書」一類裹腳布又被捧出來，而來自鄰國至深至切的掙扎痛喊，卻被割了喉嚨。

竹內先生曾在《組織與現實感》中寫道：自從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國文學一步步從「文學的組織」向「組織的文學」發展，在中國，傲立於「組織」之上的作家和批評家，可能沒有了。這裡，將「文學」換成「言論自由」也未嘗不可。

「中國人說『沒法子』就是『有法子』，山窮水盡必有路。」但願如此吧。先生，別掛心了，一路走好，歇息吧。

（二○一三年八月七日 酷暑中的大阪）

燕子：中國旅日作家，湖南長沙人。大阪大學碩士，任教於大學，出版多種文集與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