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朱鎔基總理十年強權推行的分稅制、國企改革、土地財政、強化發改委，為中央集權提供經濟優勢，使地方貧困化，衍生許多社會政治問題，迫使繼任者溫李在此陷阱中掙扎。朱不思反省，反而大出其書、名利雙收。此文難得地揭示中共經濟與政治的內在聯繫。

●8 月12 日在全國同時發行的《朱鎔基
上海講話實錄》，首印110 萬冊。

朱鎔基出書七百萬冊名利雙收

朱鎔基最近不甘寂寞，八月十二日全國首發《朱鎔基上海講話實錄》，首印一百一十萬冊，定價六十六元，所獲稿費至少不低於六百六十萬；而他的上一本書是《朱鎔基講話實錄》四卷本（同時對美國輸出英文版權），平裝196元，精裝本定價328元，已發行一百四十萬套；另外一本書是《朱鎔基答記者問》。這三種六卷書發行約七百萬冊，稿費不低於三千萬（江澤民、李鵬則更高），但絕大多數是公費購買。曾以廉潔自稱的朱鎔基說自己不會拿一分錢，但在一個財產收入不透明不公開的制度下，質疑其拿與不拿是沒有意義的。

朱鎔基出書及名利雙收並不是本文探討的問題，本文就朱鎔基這一經濟沙皇或經濟鄧小平對中國近二十年經濟格局的破壞進行梳理和分析，試圖揭開朱鎔基掌權之下中國經濟遇到困境的真面目。

先說一個蘇聯政治笑話，某日蘇聯國慶遊行，炮兵坦克和核導彈之後，隊列中出現兩個帶公事包的人。看臺上，蘇共中央總書記驚訝地問，難道這兩個人的破壞力比核導彈還大？有人回答說：是的，他們是國家計委的。相比蘇聯，中國計委也是如此，不過計委已經改名了，現在叫「發改委」，而且國家計委出身的朱鎔基的出現（一九五二年起即在計委工作），近二十年來對中國經濟的破壞並不亞於核導彈——相比之下朱鎔基應該拿的那點圖書稿費，這點錢比他對國民經濟的破壞，顯然是微不足道的。

分稅抓大放小：經濟極權主義

朱鎔基是一九九一年進京當副總理，主抓國務院經濟工作，九二年出任政治局常委，九三年出任第一副總理，九八年接替李鵬成為總理，二○○三年卸任國務院總理職務。他的迅速提拔主要是得益於鄧小平欣賞他懂經濟，那時的總理李鵬不懂經濟，只能讓他會見會見外賓，經濟大權就交給朱鎔基了。

按著「李克強經濟學」這一類新說法，我概括朱鎔基對國民經濟格局的破壞為一句話：就是他為中國經濟挖了一個大陷阱，危害至今。曾是他智囊的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如今也不滿意朱的國家至上集權主義經濟政策，稱這樣的市場經濟是壞市場經濟（市場經濟也有了好壞之分）。《吳敬璉傳》的作者吳曉波卻不把朱鎔基劃歸為掛市場經濟標籤的自由派或掛計劃經濟標籤的保守派，而是把他總結為一個傾力重塑中央權威的經濟集權主義者，意思是說他惟利是圖但又隨時可以掉頭，不擇手段，不顧民生。

朱鎔基十年國務院工作主要抓了幾點：一是宏觀調控，實行分稅制，說白了就是中央與地方爭利，還要奪大權；二是具體干預經濟，抓大放小，後來因國退民進出現問題及發生東南亞金融危機，朱鎔基又趕緊找門路，把注意力從國外轉移到國內，實施三駕馬車：城市化及政府海量投資，開放外貿進出口自主權，擴大內需促進消費。

對於半途而廢的抓大放小來說，如今還有爭議，因為朱鎔基任上，央企領域的石油、鋼鐵、金融、通訊、能源等壟斷行業從來沒有國退民進，說明他從來都是抓大，放小只是甩下不好的包袱，如紡織、輕工等不景氣的行業，所謂國退民進實質是，央企的市場份額很大，民營經濟並沒有分到一杯羹。

朱鎔基由副總理轉正是在一九九八年，但前一年亞洲爆發金融危機，朱鎔基就靠投資、消費和出口這三駕馬車，以所謂積極的財政政策為名，強行將中國經濟拉出泥潭，但過後十年再看看，城市化導致的房地產價高不下、難以為繼，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更加嚴重，經營城市、地皮就值錢，但政府權力就愈加囂張和霸道，城市化和房地產市場繁榮的背後，則是拆遷、徵地的群體性事件從此就一發而不可收拾。房地產市場泡沫出現，背後是實體經濟則難以發展，今年夏季出現的高溫並不像以往導致企業拉閘限電，這說明今年企業開工嚴重不足，就業市場壓力加劇就可想而知了。

繼任溫家寶李克強深受其害

到了二○○三至二○一三年，朱鎔基卸任後的溫家寶時代，土地財政幾乎占了地方財政收入的一半，這就是朱鎔基時代的惡果。吳曉波在《歷代經濟變革得失》一書中揭示：二○○五年，全國地方財政收入一·四四萬億元，但作為地方政府預算外收入的土地出讓金收入高達五五○○億，約為三分之一；二○一二年，各地土地出讓金收入已達到二·六八萬億元，占地方財政收入的48%，加上一·八萬億的土地相關稅收收入，地方政府對土地形成嚴重的依賴。吳曉波分析，地價高漲不止，成為困擾中國經濟的一個頑症。

朱鎔基留下的另一駕馬車：擴大內需，則一直都低迷徘徊不前，什麼原因呢？不是百姓不內需，而是口袋裡沒有錢。這種現象就是國富民窮，國家殺貧濟富。所謂的中產階級在城裡成為房奴，外來工卻時常被驅逐，戶口制度仍然在困擾這兩億多流動人口，不能享受社會福利，不能享受醫療，就業不公，教育投入還嚴重不足，比如二○○四年，在教育事業費上，中央財政支出二一九億元，而地方財政支出三一四六億元，是中央的十四倍多；社會保障補助方面，地方財政支出是中央的近七倍；支農支出是中央的十倍。

吳敬璉認為，朱鎔基的做法後遺症很大，溫家寶就深受其害，但也不得不繼續維持朱鎔基的陷阱模式，他說：「早在爆發全球金融危機的二○○七年，中國經濟增速已進入下行通道。二○○九年靠四萬億元投資和十萬億貸款把GDP增長率拉升到8%以上，只維持了一年就再度下級。」之後，又有一輪的經濟刺激，包括大上城建專案和造城運動，但今年第一季度又重新下降，再度死路一條。吳敬璉基本上否定了朱鎔基的經濟增長「三駕馬車」框架。

經濟沙皇剛愎自用折騰三十年

經濟沙皇的出現，表面被人叫好，實際後患無窮。朱鎔基自己挖的這個陷阱，讓後任的溫家寶和李克強，都在這個陷阱裡，左右努力不得伸展，深受其害，卻沒想到朱鎔基仍然洋洋得意，甚至每晚都要看央視新聞聯播，他說看看他們胡說八道些什麼，他們指現任總書記和總理們的表現。難道朱鎔基時代，新聞聯播就不是胡說八道了嗎？朱鎔基不愧是經濟沙皇，以自己孤兒的背景，從小就有強權壓人意識，不料這種剛愎自用作風，害苦了中國民眾。經濟改革三十年，至少有一半時間是被朱鎔基的剛愎自用作風所折騰。

一九九二年春，鄧小平以普通黨員之名、太上皇之實南巡，幹什麼？搞經濟，為猶豫不定的江澤民和已被重用的朱鎔基撐腰。九三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經濟改革行動綱領，一直延續到如今。那時，朱鎔基已經站到前臺了，他對鄧小平的實用主義政策把握很透，接著大權在握，果斷地將一部分地方財權收回中央，權就是錢，有權就能聽話，這點朱鎔基和鄧小平有點像。吳敬璉那時為朱鎔基的經濟政策提供充足的理論動力。

如今，吳敬璉卻很不滿朱鎔基，但在當年，他作為朱鎔基的智囊，卻是投其所好，功不可沒。吳敬璉對深化改革提出了整體配套體制改革方案，朱鎔基便圍著方案中提到的價格、財政和稅收三大主題進行變革，其中最出名的便是分稅制，它對此後的中國經濟格局影響最大，但也最有爭議性。以分稅制取代財政大包乾制，消滅了地方的積極性，後來就出現了土地財政，也是逼上梁山。

分稅制：更多的錢給了中央

本來，中央權力下放，地方經濟搞活，中央才有錢，中央本身就是地方經濟的累加，但不應該直接干預和過問地方經濟。可是分稅制之後，中央政府在以往收入分配上的被動局面被打破，中央對財權和事權進行了新的合理配置，有了經濟主導和行政權威，不然，朱鎔基這位經濟沙皇所進行的宏觀調控就根本無法啟動，也缺乏堅實基礎。

分稅制是一九九三年正式提出，九四年開始的，從此有了國稅、地稅（李克強政府如今將要把兩稅合併，輿論稱分稅制致富國窮民，需要重新分稅改革），以及國家和地方的分享稅如增值稅等。中央將稅源穩定、稅基廣、易徵收的稅種大部分上劃，消費稅、關稅劃為中央固定收入，企業所得稅按納稅人隸屬關係分別劃歸中央和地方；增值稅在中央與地方之間按75：25的比例分成。

為說服各省，朱鎔基親自出馬，其間頗多拉鋸、妥協，比如在在財政大包乾制度下得益最大的廣東省，朱鎔基讓廣東省聽話了，但作為「代價」，他同意將土地出讓收入部分歸於地方政府，這為日後的「土地財政」埋下伏筆。朱鎔基主導的所謂分稅制改革，與安徽鳳陽土地承包制引發的自下而上的改革不同，它是自上而下進行的，結果中央把更多的錢留給了自己。朱鎔基這一強勢主導的分稅制，並沒有法律依據，甚至連法律都沒有，強人就這樣可以特事特辦。

數千萬產業工人被買斷失業

中央為錢，地方也為錢，但比起地方花錢的事務來說，中央就不積極。朱鎔基時代大興的下崗運動，其實是國有企業抓大放小的犧牲品： 一九九八年到二○○三年，不要的國企，改制被賣光，變身私營企業，國有資產隨便流失到個人手裡，但數以千萬計的產業工人則以「工齡買斷」的方式（一年工齡折算為八百到二千元，南方低，北方高）被迫離開工作崗位，遺棄社會。在財經作家吳曉波今年出版的《歷代經濟變革得失》一書中記錄了這樣一個細節：按當時官方的統計顯示，全國下崗工人的總量約為一千五百萬人。

在一九九八年前後，世界銀行和國務院體改辦課題組分別對社保欠帳的數目進行過估算，一個比較接近的數目是二萬億元。一些經濟學家和官員建議，劃撥近二萬億元國有資產存量「做實」老職工的社會保障個人帳戶，以補償這些下崗工人為改革所付出的代價。二○○○年初，國家體改辦擬定了相關計畫，最終卻遭到國務院的否決，其理由是「把國有資產變成了職工的私人資產，明擺著是國有資產的流失」。晚年吳敬璉在評論這一往事時，用了八個字：「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要知道，那時財政並不缺錢，朱鎔基還曾親自兼任國家經改委主任，瞭解實情但不願意掏錢，再說工人是把一生都獻給國家，工齡就隨便給點錢買斷了，與國家無關了，這都是後患。朱鎔基時代，不僅工人下崗，農民也很苦，湖北一鎮黨委書記李昌平給他寫信說「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此外作家陳桂棣、春桃著作的一本反映安徽農民負擔沉重的書《中國農村調查》出版後反響很大，也是揭露朱時代的惡果，但朱鎔基本人卻沒有任何反思，近兩年還不忘為自己辯護。

朱十年中央殘酷剥奪地方財政

從一九九五至二○○四年，這朱鎔基十年，中央財政收入平均占國家財政總收入的52%，但財政支出平均只占總支出的30%。說白了，就是中央只要錢，少辦事，並把公共服務部門的大部分支出都轉嫁到了縣以及縣以下的政府頭上。以二○○四年為例，地方財政收入在全國財政總收入中約占45%，但財政支出卻占全國財政總支出的約72%。

分稅制之後弊端很多，特別是中央收回地方部分財權後，地方也上行下效，其結果是省級以下地方政府的財權只剩下不到17%的水準，卻要負擔80%的民生和絕大部分公共事務的支出，比如維穩和拆遷徵地費用，一直居高不下，這就逼得地方政府不得不把自己變成「企業」去賺錢，政府去當地主賣地，去當拆遷和徵地的惡人。溫家寶看不下去，但也無可奈何，溫家寶任上只做了免除農業稅這一件善事，朱鎔基做的一件善事除了加入WTO及出口自主之外，恐怕就沒有可說了吧。

在中央政策倒逼之下，地方政府只得作惡，但中央卻很要臉面，朱鎔基、溫家寶任總理以來，連訪民到北京上訪都被四處打壓，黑監獄密佈，結果，導致地方政府的公共事務開支更加緊張。朱鎔基或許會說，是地方領導擺不平，沒能力。但看看現在的中央官員，哪一個不是地方提拔上來的，地方官員被提拔，不還是抓經濟，抓專案，抓賣地嗎？

造成小國務院發改委權力膨脹

再看看如今國家發改委權力那麼大，不是中央一手造成的嗎？在大項目立項和審批上，地方政府沒有話語權，只得花錢鋪路找關係，跑部錢進。找原因，這豈不是朱鎔基把事權和財權收回到中央的緣故嗎？中央把大部分的錢收上去以後，花錢卻從不給地方商量；中央花錢，你看看什麼時候透明過？發改委的存在本身就是限制地方的經濟發展。

小小一個發改委官員，就可以難為幾十個省的官員，他們可以牽著幾十個省市官員的鼻子，讓他們圍著自己團團轉。地方沒有錢辦不成事，沒有立項也辦不事，中央呢？可以不辦事，但辦事卻要錢，若是紀委反腐敗，一個國務院發改委大樓裡，不知要抓多少個腐敗分子？地方官員若不送錢，項目就批不下來，就沒有GDP，誰願意因小失大？

朱鎔基時代抓的所謂深化改革方案，重點還是城市化和大項目，一些重點投資項目，幾乎都是發改委包攬，還有就是土地規劃和審批，國務院國土部便是另一個發改委（發改委被稱為小國務院），國土部管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農用地和土地徵收審批，農村土地綜合整治和城鄉建設用地規劃和審批，中央只給地方很小的許可權，即使朱鎔基這一經濟沙皇如今不在位了，但分稅制格局還在，中央宏觀調控的權力還在，溫家寶、李克強他們又能怎麼辦？只能逼良為娼，給地方作惡。

吳敬璉獻計投資不後續惡果嚴重

在國外，分稅制並不稀奇，其本身是中性詞，但對朱鎔基來說，實行起來就是惡政。《吳敬璉傳》一書的作者吳曉波分析，在制度原理上，分稅制是一項聯邦財稅制度，世界上大多數市場經濟國家均採用不同形式的分稅制，但這一制度在中國卻發生「變異」。恐怕這也是吳敬璉等朱鎔基智囊提出的一攬子改革方案的敗筆之一。

吳曉波採訪過吳敬璉，他說：作為分稅制的首倡者之一，吳敬璉在晚年對這一制度的實行現狀非常不滿，因為推行分稅制的前提是必須清晰地劃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權和支出分配，可這兩項卻被刻意地迴避了。今年三月，李克強當總理後則說：「市場能辦的多放給市場，社會可以做好的交給社會」，但事實上李克強面對朱鎔基留下的陷阱如同困獸，如何試圖修正？今日中國經濟，在變異後的制度壓力之下，積重難返，求自保都很難，談深化改革無疑是緣木求魚。

當年，吳敬璉教授是朱鎔基眼中最吃香的經濟學家，他的貢獻也最大，但後來溫家寶並不買他的帳，讓吳敬璉耿耿於懷，因為是溫家寶深受其害，朱鎔基留下的投資、消費和出口這個所謂支撐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投資強勁，但內需無力，出口出現劣勢，導致政府負債累累，幾乎拖垮了政府，同時又壓垮了實體經濟。這樣以來，強勢政府不再強勢，但卻裝作強勢，多印貨幣裝「闊」下去，靠不能持續的海量投資飲鴆止渴，但如此下去也只能從字面上勉強保持經濟高速增長。

朱鎔基、溫家寶時代，中國經濟增長保持年均10%，使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不可持續，朱鎔基所挖的陷阱便可證明朱鎔基以及後任的失敗。強勢政府海量投資，利用項目投資和土地拉動城市化，不能持續，結果這種做法已經走到了盡頭，用吳敬璉的話說，就是難以為繼。投入增長很多，但保增長的成效卻越來越差。朱鎔基黔驢技窮，溫家寶、李克強也跟著黔驢技窮裝下去，這就是中國當下的悲哀，也是中國經濟體制病症所在。

朱鎔基之後，談深化改革是一個笑話，談經濟騰飛，則是一個更大的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