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瑞（記錄、整理）
編者按：作家蘇曉康已於七月下旬完成對台北的文學訪問，出版他對八○年代的回憶錄《屠龍年代》。本文概括他在台北的感受和艱辛曲折的創作歷程。

●蘇曉康和台灣作家季季對談。

季季：這是你第五次來台灣，卻是第一次帶傅莉一起來，意義特別不同。她雖然坐著輪椅，但是氣定神閒，臉色白裡透紅，朋友們都很驚喜，也都很喜歡她；看得出來她也很喜歡台北。文化局安排你們住在北平東路的國際藝術村，離市場、車站都很近，你還可以自己買菜作飯，推著傅莉出去逛街買衣服，這種居家過日子的生活，和你以前幾次來也是大不相同的，對台北想必也有更深入的觀察吧？

台北的生活福利令人艷羨

蘇曉康：這次我帶傅莉坐輪椅來台北，一上路就有點發慌。誰知在長榮的航班上，三位空姐來扶她上廁所，可說是旅途中就開始享受優質的「台灣服務」。到了台北，在國際藝術村住下，我就去附近一家「全聯」超市購買食品和日用品，發現台北生活在便利之外，另有一個令人豔羨之處，是價格低廉得可愛。我在太原路買了一只燉鍋，約合二十美元，跟美國的低價商品差不多，我就很吃驚了；後來我又在「維康」醫療用品店，為傅莉買了一支活動便器椅，價格竟然只有美國的一半，質量卻好得多。說實話，生活幸福指數，為什麼只有北歐小國最高，因為資本主義的高福利社會，只有他們玩得起，大國統統是失敗的。台灣的高福利和低價格，也許連北歐都望塵莫及。還有就是台北的國際化，在人道標準上，也更優越於歐美老都市，比如我推著傅莉在善導寺站坐電梯下去，捷運系統通暢無阻，相連的各種地下街，也是四處蹓躂「無障礙」。這是只有當你陪著一個殘障人外出時，才會有的感覺。 

季季：這次你來台北市做駐市作家八個禮拜，還有一些別具意義的第一次。譬如說，以前你在台灣發表文章或出書，即使是航空郵寄，最快也要一星期才能在美國看到報紙或新書，這次則不但發表當天就能一早看到報紙，出版當天就能看到新書，七月十六日還能與傅莉一起出席《屠龍年代》的新書發表會呢。

蘇曉康：是啊。我不知道其他寫作者是不是都有「墨香渴望症」，或者說在網路時代還患「鉛字偏執狂」，反正我有。四月初我在美國寫完《屠龍年代》，就email給妳，然後我們倆再上Skype編輯這本書，好像這本書只存在於虛擬世界似的。所以六月八日，來台第三天我跟妳在誠品敦南店對談「我們的兩岸文學因緣」那天，第一次見到我的責任編輯陳健瑜，那姑娘就給了我一大摞《屠龍年代》清樣，我好像手裡終於抱上了一個呱呱落地嬰兒的那種感覺，只覺得幸福。

二十年沉溺於痛苦不能自拔

季季：還有一次更特殊的是六月二十一日，《聯合報》副刊安排我們在「台北故事館」朗讀，你選讀寫杭州童年的〈雨夜竹竿巷〉，我選的〈火龍向黃昏—憶寫西螺大橋五十年〉，也是從童年去參觀西螺大橋通車那天寫起，來了很多讀者，座位都坐滿了。主持人陳芳明教授在朗讀結束後留半小時給讀者發問，有些讀者說到《離魂歷劫自序》增訂版和續集《寂寞的德拉瓦灣》都很感動，有個女讀者站起來說沒兩句就哭了，你記得她說的話嗎？

蘇曉康：當然記得，「繆思的星期五」。傅莉坐在聽眾席第一排，那位讀者坐在最後面一排，沒看到傅莉。我們都朗讀完之後，聽眾的提問其實並不多，很靠後的座位上忽有一位女士站起來說：「我讀你的《寂寞的德拉瓦灣》，就像跟你和傅莉生活在一起，在你們家住了一個多月似的；可是，今天在台北看到你，那傅莉呢，她在哪裡？誰照顧她？」

當時我完全沒有心理準備，被她這麼一問，慌忙去把輪椅上的傅莉轉過去，一邊揮手招呼那女士上來，我一把握住她的手，自己卻幾乎哭出來；我又拉她到輪椅旁，跟傅莉兩個女人手牽手，那一刻的感受真是無與倫比。後來讀者湧上來找我簽名，那女士悄然離去了，我甚至沒有來得及問一聲她的名字。 

季季：一九九三年車禍至今，整整二十年了。從年齡來說，這二十年對任何人都是事業的黃金時代，但你為了照顧傅莉，傾盡所有的時間和精力，十多年沒有發表新作品，文藝界的朋友都非常惋惜——想想看，你的《河殤》解說辭，一九八八年十月在台灣出版後，半年多就銷了七十多版啊！ 

蘇曉康：我本來是一個寫作者，車禍後得了憂鬱症而中斷寫作，我稱自己是「文字休克」。二十年裡我沉溺於痛苦不能自拔，在旁人看著可能太自戀了。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這種咀嚼傷痛，是對人生、人性的一種沉思，對往昔自我的一種沉澱，我有機會獲得這樣的反省，在流亡群落裡是不多見的。可以說，我經歷了一場脫胎換骨。在寫作上，我也完成了妳對我所詮釋的「大骨架已被大時代拆解」，走過「從肉體深處追索生命密碼的詭異旅程」，完成了妳所說的「心靈修補」，回到了我的個體。無論從哪方面來講，我都受益匪淺。妳看，《寂寞的德拉瓦灣》出版後，我又可以重返「大骨架」，完成了《屠龍年代》，再去「憂國憂民」一回。

感謝台灣讀者的共鳴和激勵

季季：去年一月你第四次來台之前，距離《離魂歷劫自序》初版已有十五年，那十五年就是你所說的「精神癱瘓與書寫休眠」。可是那次從台灣回去後，你重寫《離魂歷劫自序》，去年九月新出了增訂版，今年一月出版了續集《寂寞的德拉瓦灣》，這次來台又出版了《屠龍年代》，不到一年之間出版了三本書；每天還得買菜做三餐，照顧傅莉看醫生，做復健、物理治療等等，夠忙的了。但你的創作似乎回到《河殤》之前那些年，沉積的能量不斷爆發。對這一年多的「甦醒」歷程，你是否可以自我剖析得更詳細、更深入些？

蘇曉康：那天在誠品敦南店跟妳對談時，我提到一個「尋找母體，重拾靈感」的說法，我講的母體是雙關語：我在一九四九年以前被媽媽孕育於台灣，這片土地對我而言，猶如母體；而對一個華文作家來說，中文環境便是母體。流亡者被剝離出母體，久而久之就會失語、休克。所以我是很幸運的，經歷了那場「離魂歷劫」的災難之後，我的第一次文字傾訴，在台灣獲得讀者的共鳴和激賞，這種回餽，就是治療我的休克和失語的萬應靈丹呀！

之前的十多年雖然沒出新書，但沉寂之中也一直在醞釀，產生不少寫作計劃，有好幾本書的腹稿在腦海裡翻騰。不過我不急。我不想再重復我自己，重復那個年輕時代的急功好利的蘇曉康。車禍發生後，給我提供了一個邊緣、冷寂、孤獨的環境，我可以在這裡從容地把我的個體生出來。中國的糜爛、人間的功利、世態的炎涼，都跟我不相干了。所以我說流亡和孤獨並非全是負面。另外當然還有傅莉，她那種絕不屈服於自己悲苦命運的抵死的抗爭，分分秒秒地展現在我跟前，鞭策我的惰性，叫我不會苟且。

季季：傅莉對你這一生的影響實在太大了，甚至你由一個當紅的報告文學作家，涉足到電視紀錄片《河殤》的製作，也是因為傅莉的一句話。這件事我從沒聽你說過，是這次看《屠龍年代》書稿才發現的。你提到中央電視台導演夏駿，到你家去勸說你「再搞一部『黃河』如何？」你起先是婉拒的。看了你的這段敘述，才能更加了解當時的來龍去脈：

——八七年我正徐徐進入報告文學的瘋狂期，《陰陽大裂變》、《自由備忘錄》先後發表，全國大小報刊爭相轉載《陰陽大裂變》，我筆下的那些離婚故事，也正成為市井巷弄裡茶餘飯後的談資；八五年讓我夢魂縈繞的黃河，那時已悄然消退了，我怎還回得到黃河上去？我跟夏駿說不行，我無分身術。見夏駿失望地告辭後，傅莉忽然說了一句：「剛才聽你跟那小夥子聊。其實我覺得，你也別回絕。報告文學有的是你寫的，電視卻是一條新路子，多試試沒壞處。」

教她這麼一說，我倒睡不著了。起身坐到窗前燈下，拉了一張紙，略一沉吟，寫下一部六集電視片的提綱⋯⋯。——

那「六集電視片」，就是《河殤》。而《屠龍年代》的寫作，傅莉也是大功臣；要不是她的機智處理，那些材料怎麼可能「失而復得」？

上天恩賜，傅莉真是我的貴人

蘇曉康：的確是這樣。去年六月，我跟妳在《印刻文學生活誌》給我做的專輯裡對談「穿越生命之詩」（收入《寂寞的德拉瓦灣》附錄），就已經略為談到這個細節：

——八○年代我有幾十本採訪筆記，逃亡時都留在家裡了，到了海外非常思念這些筆記，當時覺得不可能失而復得了。誰知道，傅莉在「六四」發生後，把我的所有筆記、文稿、簡報，都從家裡轉移出去，託人保管。車禍之後她也忘了這事，受她委託保管的朋友後來卻全數完璧歸趙於我，讓我餘生還可以據此寫幾本書。傅莉真真是我的貴人呀！

那些材料的「失而復得」，已經是「六四」之後十四年了！就是二○○三年春我父親故去，四月我們獲准回北京奔喪的那一次，當局跟我約法三章：「不見媒體、不發表言論、不接觸敏感人物」；無論我們走到哪裡，也都有一部車跟蹤監視著。恰是在那樣的環境裡，在一個很偶然的場合，一個我不認識的普通人，我也不說是男是女，跟我很自然地聊起來，說：「你們終於有機會回來一趟，這是當年傅莉託我保管的東西，我親手交還給你，也就放心了。我知道它們對你很重要。」說著遞給我一個提包。這人可能是傅莉的舊友、也可能就是她的一個病人，但總之她的周圍，皆為純良之輩，可以託付大事的人們。那提包裡就是那幾十本採訪筆記，和一些重要資料，比如我逃亡時留給傅莉聘請辯護律師的委託書等等。回到美國後，我多少次再翻閱這些筆記，任它們帶我回到八○年代去，重讀我的「心史」，心裡則更為感慨；這些寶貝的失而復得，真乃上蒼經由傅莉對我的垂憐，不寫都可惜！

季季：二○○三年拿回至今，也足足十年了！那幾十本筆記，有各種各樣的材料，為什麼你先寫了《屠龍年代》？這個選擇，想必有特別的含意？

屠龍的勇氣：對毛澤東的質疑

蘇曉康：我的創作興奮期在八○年代，有幾波高潮，從豫南災難（饑荒、水災），到治黃波瀾（三門峽、小浪底兩壩），到《河殤》巨浪，再到《烏托邦祭》（「廬山會議」），是那批採訪本的主要內容，巨細無遺，比如中央處理「信陽事件」的一組文件，陶鑄、王任重的講話，吳芝圃的檢討書，我都是一字字抄在本子上，因為那時還沒有復印機。又如我對李澤厚的採訪，也是很忠實地紀錄他的每一句話。我寫《烏托邦祭》時，先做了一個「廬山會議」的「人物粗線」，竟然也躺在採訪本裡，讀它就勾起我在南昌趕寫那本書的五十個日夜。那些潦草零亂的筆記，猶如將我個人的身影，投射在一個灰濛濛的恐怖大時代的背景上，好像有什麼尚未完成、缺了一個終場。

八○年代本身是被攔腰斬斷的，終場就在「六四」那個血肉橫飛的木樨地。我們流亡以後的茫然、失語、昏厥，說到底都是因為失去了「結局」；一種比失敗還要可怕的中空感。所以二○○三年從北京帶回那批筆記後，我一直在琢磨如何對八○年代做一個交代。「八○年代」就像那場失敗的學潮一樣，既遭非議，又受歧視，無處討個公道。其實，八○年代是一個精彩的時代，因為它以短短幾年的功夫，質疑了新、老兩個傳統，即祖宗和毛澤東；在思想史的意義上，這兩件事情，一是「五四」精神的再現，一是「非毛化」的濫觴。歷史將會顯示，將來中國的文化、精神資源，都會追溯到「八○年代」來。

我在回眸八○年代之間，也漸漸發現，中國空前慘烈的，是近六十年的當代史，令晦氣的幾千年歷史漸現溫美。這六十年至少有兩點，具備了「浩劫」的含義：一是餓死幾千萬人，並且是發生在「人相食」的極端境地下，舉世罕見；二是眼下的「掠奪型」經濟模式，已逼到了生態托架崩裂的程度，中華民族的家園正面臨萬劫不復的危險。

一本書的框架雖已漸漸形成，但我仍意猶未盡，繼續琢磨。忽然一天，我翻騰舊資料箱，偶然發現了兩大本採訪紀錄稿，是八九~九○年流亡巴黎初期，兩對法國學者夫婦分別對我的採訪，一個是談「八○年代啟蒙運動」，一個是談《河殤》；他們都把復印件送我一份備案，但我帶到美國後一直壓在箱底，竟全然遺忘了。重讀訪談中那些紀錄下來的鮮活細節，直讀得我淚濕襟袖。也就是在那一刻，靈光乍現，書名跳到眼前：《屠龍年代》！傳統是一條衰龍，毛澤東是一條人龍；八○年代最神氣的，正是一股敢於「屠龍」的勇氣，勝似當下百倍。這主題，也終於扣住我想說的要害：中國當代史，產生了一個所謂「毛澤東原罪」問題，高懸於歷史上空，詰問中國和人類。

季季：陳芳明教授在《屠龍年代》推薦文第一句就說：「蘇曉康的文字力量，可大可小。膨脹時，可以干涉時代與家園；縮小時，能撫慰心靈與傷痛⋯⋯」這句話非常精確的指出你的寫作特質。你近一年來出的三本書，從個體又回到大骨架，前面你也說到，「有好幾本書的腹稿在腦海裡翻騰」；接下來，你計畫先寫哪一本？

蘇曉康：我想試試自己的筆頭，是不是也能可「實」可「虛」？從「非虛構」轉換到「虛構」，寫小說也是我多年的夙願。我肚子裡的故事多極了，悲喜顛痴的各色人物，常常列陣而來，我想把他們「釋放」到人間來。

（註：季季，台灣女作家，曾任中國時報副刊主編、主筆，印刻文學雜誌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