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鎮壓的血腥使胡績偉完成了從黨內改革派到反對派的轉變。此後，他筆耕不輟，奮臂高呼，反對中共新聞檢查制度，呼籲民主改革，成為中國大陸一面爭取新聞自由的旗幟。

歲月如梭，轉眼間，胡績偉先生（1916-9-15 ~ 2012-9-16）離世已經一年。但在我腦海裡，他依然是那在壓力下仍頑強堅持自己信念的好導師，還是一九九○年我和太太帶著鮮花去看望他時的那雖敗猶榮的勇士形象。當時，胡老因在一九八九年主張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討論處理學運問題，反對武力鎮壓，被免除了一切職務。而我已離開中國新聞界三年，即將外派海外，得知先生蒙冤，既是去表達敬意，也為臨行前道別。未曾想，那竟是我與胡績偉導師的最後一面。

記得當時胡老談起被免職受處分一事，幾近輕描淡寫，不僅毫無悔意，反而樂觀有加。因為我太太「六四」後也因支持學生反腐敗、反對戒嚴令而受到處分，被禁止離開北京。我們不免有些心灰意冷。胡老卻鼓勵我們不要喪失信心，並說，他堅信自己沒有錯，堅信中國民主化潮流不可阻擋，當前不過是暫時的挫折，前途仍然光明。可以說六四鎮壓的血腥導致胡績偉完成了從黨內改革派到反對派的轉變。此後，他筆耕不輟，時時奮臂高呼，反對中共的新聞檢查制度，呼籲民主改革，成為中國大陸一面爭取新聞自由的旗幟。

自由鬥士

當局一直對胡績偉全面噤聲，不准新聞出版機構發表他的言論著述。但他爭取新聞出版自由的聲音不但沒有消失，反而遍及海內外。他通過香港和海外媒體，以及自費出版回憶錄等，打破了官方封鎖，發出中國老一代報人為新聞自由而戰的吶喊，真實記錄下中共高層在意識形態領域，特別是在新聞出版方面、改革開放與僵化保守、輿論控制與反控制、強調黨性（即階級性）還是弘揚人民性，等重大問題上的分歧。讀胡績偉回憶錄，尤其是其中有關新聞立法的回憶，釐清了不少當年我難以理解的狀況。

就在胡績偉去世前幾個月的二○一二年二月，在海外還能看到有關他與李銳、杜導正等一千五百人聯署的致中國全國人大的公開信，呼籲重開新聞立法工作，結束對新聞出版的預先審查制；並指出，中國「目前實行的書報審查制度，比英國落後三百一十五年，比法國落後一百二十九年。」　

胡績偉無愧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堅持不懈爭取新聞自由的鬥士，是為數不多的堅持民主自由理念的跨時代中國報人。民國時代，他辦報紙反對國民黨獨裁。抗日戰爭時，他在延安辦報，對抗新聞封鎖。一九四九年後，他作為老革命主持中共黨報多年。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他領導《人民日報》，為推動改革開放搖旗吶喊；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後，胡老在高壓和逆境中不僅沒有噤聲自保，反而更大膽敢言，愈顯出英雄本色。

　　看當今中國大陸新聞界亂象，特別是《人民日報》及其所屬的《環球時報》墮落至處處與民意為敵、對上逢迎拍馬、逆歷史潮流而動、敵視普世價值的不可理喻，令我更加懷念當年在胡績偉導師指導下那《人民日報》社大院內度過的三年時光。　　

胡績偉生前沒能看到新聞自由在中國大陸實現。在他九十六年人生旅途中，他投身革命和爭取言論自由七十五年，辭世時是個被共產黨執政當局禁言的老報人。這是中國共產黨革命的悲哀。胡老是中國老一代革命者中那些堅持自由民主理念始終如一、不謀私利、為民請命者中的佼佼者。他的骨灰不進八寶山革命公墓的遺願，更顯出對自己的歷史定位，以及絕不與權勢者為伍的高風亮節。

　　我想，胡老是心懷新聞自由在中國大陸一定會實現、專制制度必不長久的理念辭世的。他為爭取新聞自由所進行的不懈抗爭，為中國媒體人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胡績偉的名字躋身地球村歷代為自由而戰的鬥士群體是當之無愧的。我所接觸的美國資深媒體人提起胡績偉，也表現出由衷的敬意。

導師風範

對我個人而言，那段經歷是我人生的重大轉折點。若無導師的言傳身教，我不可能認識到中共新聞檢查制度的落伍僵化，難以擺脫官方意識形態的羈絆；可能仍陷在或是盲從、或是無所適從的知青情懷中不能自拔。正因為如此，我曾對自己畢業後選擇離開中國新聞界感到有些愧對導師胡績偉。好在命運之舟又將我帶進海外媒體崗位，先生的風範成為我回歸新聞界，持守媒體人良知的一大動力之源。

在海外，我曾將我們的新聞節目錄音寄給他，那是差不多十年前的事了，既是為匯報我的工作，也希望先生賜教。胡老親筆回信，不僅鼓勵我們繼續為中國的新聞自由努力，還談及新聞選題、報導角度、受眾感受等業務細節，至今令我難以忘懷。胡老還接受過我們的電話採訪，那時，大陸很多學者、專家都對接受外媒採訪戰戰兢兢，生怕惹來麻煩。

我成為胡績偉的研究生是一九八四到一九八七年間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就學時。那時，胡老是中國新聞學會會長和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主持一九四九年來首次新聞法起草工作，並在一九八四年五月與社科院新聞所合作，成立新聞法研究室，展開起草工作。為此，他還兼任社科院研究生院新聞系的碩士導師，招收了首屆兩名新聞法研究生（廖曉英和我）參與新聞法研究室的工作。

一九八四年考入社科院研究生院之前，我對胡績偉知之甚少。儘管自小在北京長大，但文革時下鄉北大荒近十年，經七八年高考，才摘掉初中生的帽子，畢業後在北京做中學英語教師。我自知本非教書育人者，更願進研究院深造，既可少上當受騙，也能改變命運，而想讀新聞系則因一段信息情結。

當年北大荒，首都的報紙三天可到，冬天大雪封路，一個星期至十天才能收到。只有回家探親時，我才能從同學親友那裡得到點「小道消息」，緩解一下信息饑渴。毛澤東去世不久的一天，從我的短波收音機裡毫無干擾地傳出「打到江青！打倒王張江姚四人幫！」的中文口號聲。因是英文廣播，聽不出所以然，但「北京天安門廣場報導」聽懂了，不明白為什麼這麼快就有人敢公開冒犯毛澤東夫人。因為白天營部才開過幹部大會，傳達上級指示，追查「北京出事」的政治謠言，還指明，要特別警惕北京知青散佈謠言，甚至要查扣北京知青的家信。幾天後，才傳達文件說，英明領袖華主席一舉粉碎四人幫。被愚弄之感在我心中揮之不去。

我報考社科院新聞研究生，選的是中國新聞史專業，一是因社科院沒有本科生，少了道本科門第攔阻；二是中國新聞歷史不長，苦讀惡補尚及第有望。加之當時我已在商務印書館旗下的中英雙語月刊《英語世界》做兼職編輯兩三年，熟悉平面媒體運作，也有譯作發表，體驗過「清污運動」時，出版界的恐慌，對做媒體研究心嚮往之。

記得一九八四年暑假前接到錄取通知書那一刻，我驚喜萬分。通知書說，我被錄取了，但專業要改為新聞法，導師是胡績偉。如果同意，可與招生辦聯繫，確定面試時間。那一年，我離研究生入學年齡的上限只差一年，馬上回復同意轉專業，並希望面試前能見見導師，請教口試參考書目等。招生辦給了我胡績偉的住址，說可以試一試。現在想起，我當時真有些迫不及待，沒預先約定就唐突地去敲胡老家的門。之前，我特別到北京圖書館查閱了有關胡績偉的信息，也做了被拒之門外的準備，想了各種應對方案，生怕不慎失去就讀機會。

出乎意料，胡老欣然接待了我，一點架子都沒有，臨走時還送給我一本社科院新聞所出版的《各國新聞法選輯》，要我研讀。這成了我進入新聞法專業的第一課。面試那天，滿屋子的考官面對我一人，導師胡績偉不在場，但他的贈書使我這個前知青不至於驚慌失措。

社科院研究生院新聞系就在金台路《人民日報》院內的九號樓，社科院新聞所和研究生院新聞系的教室及學生宿舍都在樓內。報社的生活設施，如圖書館、食堂和公共浴室都對我們開放。與其他社科院研究生院系室比，我們的學習生活環境優越多了。那時有的系，研究生還在西郊北京十一學校校園借宿，還沒完工的研究生院校園遠在東郊的十八間房。（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