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放言不能以GDP論英雄後，大陸學者在高層研討會上指出：改革三十年，非正常的經濟增長高速，造成排污和生態破壞，已超過西方國家工業化二百年的總量。

●世界銀行估算，中國每年大氣污染造成的損失高達4000 億人民幣。

六月十八日，習近平在中共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會上稱：「人心向背關係黨的生死存亡」。人們普遍認為：「腐敗不除，中共早晚不攻自破」。六月三十日，習在中共組織工作會上再次強調：「不能簡單以GDP論英雄」。事後，傳出有學者在高層研討會上指出「改革三十年，非正常的經濟增長『高速』造成排污和生態破壞，已超過西方國家工業化二百年的總量」，語驚四座。除非今後中共能拿出比西方國家二百年對環保的資金、技術投入，否則中共亡黨之路並非腐敗路一條，或許「不攻自垮」的路還有許多。

污染嚴重危害已超過徵地拆遷

經歷了三十多年「高速」經濟的中國，執政黨引以為豪，終於以經濟保住政治體制。儘管人們普遍認為：「腐敗必然亡黨」，但很少有人會重視中共另一個全球絕無僅有的難題──環境治理和生態恢復。

據世界銀行估算，中國每年僅大氣污染引發的損失高達人民幣四千多億元，而去年全國財政環保投入總共才二千九百餘億元。每年污水排放量二十年已從三百五十億噸上升到六百八十四億噸，相當於每人每年排放五十三噸。霧霾最嚴重的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僅占國土面積百分之八，卻消耗全國百分之四十二的煤炭、百分之五十二的汽柴油。

今年一季度，北京霧霾日數四十六天，創近六十年之最，老字號同仁堂店每天賣掉近萬隻口罩。李克強總理稱：治理大氣的規劃原從「十三」五規劃起，提前到「十二」五。中國環保科學研究院院長孟偉談到：「過去沙塵暴，靠紗巾；現在是嚴重霧霾，不僅戴口罩，甚至要靠防毒面具了！我做了三十年環保工作，看到要徹底清除霧霾，還是靠下雨颳風，真是遺憾的事！」

據最新監測顯示，二○一二年全國地表水總體為「輕度」污染，長江幹流水質雖為「優」，但烏江、螳螂川等五條支流卻為嚴重污染；黃河、松花江、淮河、海河等幾大流域均為輕、中度污染；在全國四千九百二十九個地下水監測點中、水質較差、極差的比例超一半。

環境污染給國人健康帶來嚴重危害，血鉛病、癌症在相當多地區集中出現，環境問題所引發問題，將超過徵地、拆遷等問題，正成為習李時期中社會不穩的主要因素之一。

中國人民大學馬中教授認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還有所謂的「環境紅利」，按照現行水價，從取水到污水處理，企業只需支付極低的費用，遠低於它對環境的破壞。

法律為高速增長保護生態破壞者

據二○一○年《全國環境統計公報》：二○○五年松花江水污染，對污染者開出一百萬元罰單，然而治理污染卻需至少投資一百多億元。事後，北京大學法學院師生向黑龍江高級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被告消除松花江的未來污染並賠償，但此案因以原告資格不符為由不受理。長期以來，中共法律，對環境破壞入罪的門檻很高，使得進入司法程序污染環境類的刑事案極少。行政執法部門只能為經濟增長「保駕護航」，對有關案件往往以極低的行政處罰了結。法制保護經濟高速增長，也保護了對環境污染超西方二百年總量的製造者們。

二○一○年，中國作出環境污染行政處罰決定為十一萬六千八百元起，而判決的環境犯罪案僅十一起，不足萬分之一。而行政處罰款的金額不大，最高為一百萬元，違法成本遠低於守法成本，更低於治理成本。三十年來，各地政府、企業或個人，寧願以低罰款來製造經濟增長的「政績」。

據七月一日《財經》，因土地及生態受到破壞諸因，未來中國糧食耕地缺口達六億畝，現大豆的自給率只有百分之十八，以一個人一年消費四百公斤糧食計算，一點九億人需要依靠國際市場來解決糧食問題。

中共建政的前三十年，有餓死近四千萬人的記錄，如此下去不排除將來有餓死上億人的可能，到時候中共又如何向世界交代？

破壞環境無一高官入獄或問責

據統計，二○一二年中國大陸人口十三點五億與歐美、日本、新西蘭、澳大利亞等發達體人口總量相當；近三十年，實行「一胎化」人口增長較慢，而二百年前西方工業化起步時人口不是今日的規模。近三十年中國產出同量GDP所投入的能耗、原材料、水資源等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倍或西方的六倍，以此計算中國大陸近三十年的排污人均超西方一百二十年；中國的國土面積相當西方發達體的百分之三十，以此計算，若以同等的區域面積，中國大陸近三十年人均排污超西方九十年；幾項疊加，中國大陸近三十年的排污以及對環境、生態的破壞超西方二百年總量的結論，一點都不為過，這是很保守、審慎的計算與評估。

外界普遍認為中共在內政上實行的一黨強權專制，而在環保治理的「統治權」上卻大為失靈，實為「紙老虎」。

六月六日，《京華時報》刊登金明岩的文章說，三十年前中國第一個大型引水工程—引灤入津工程，今天卻遭遇水質污染的尷尬。記者在水源地發現，環保法規明令禁止的網箱養殖盛行。沿途採礦點、鐵礦廠、水中動物屍體、農藥瓶，使這裡水質僅達四類，勉強夠農田灌溉用。引灤河水入津變成引污入津。

該工程曾受鄧小平高度讚許，讓「小木匠」李瑞環當上天津市長，官至中常委、全國政協主席。天津明知要保護水質，卻使不上力，因水源地在河北地界上，天津不能直接管，只能靠國務院協調，從李鵬、朱鎔基到李克強，哪個有能力協調好？GDP上不去，官位難保，然而破壞環境卻無一高官入獄或被問責。

以京津冀為例，三地燃煤廠排放污染物造成居民健康損失有多大？六月十八日，環保NGO綠色和平發布《京津冀地區燃煤電廠造成的健康損失評估研究》發現，二○一一年京津冀地區的一百九十六個煤電廠導致了該地區九千九百例過早死亡，其中北京二千例，天津一千二百例，河北六千七百例。

《研究》指出，河北公眾受到由於京津冀煤電廠排放的PM2.5導致六千七百例死亡，其中六百例肺癌。《研究》建議，在未來京津冀五年削減一億噸煤炭的使用，讓公眾早點呼吸上清新空氣，這就將意味著京津冀三地的GDP負增長百分之二十。以此類推，要讓國人喝上清潔水必須使GDP總量降百分之十，若讓國人吃上健康食品至少投入費用為四十萬億元，GDP再降百分之五⋯⋯

若今後五至十年，僅讓國人呼上清新空氣，喝上乾淨水及吃上健康安全食品的三項環保措施，GDP要負增長，必引起社會巨烈震盪，中共體制「不攻自垮」。

從「偉大崇高」到荒謬可笑，期間只差一步，經濟學王國裡沒有王者。網絡時代，還會有多少人相信「偉人」和「偉黨」，會連續不斷創造年年經濟超高增長的「奇跡」？

東亞四小龍經濟與環保的經驗

西方的經濟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自由化和法制化的二百年進程中，年均GDP增速為百分之三到五；高速時為百分之五到七；低速為百分之一至二，二百年的污染排放經二百年治理已經取得相對較佳成果。東亞四小龍的高速發展期也均在三十年左右，GDP年均增速也在百分之五至七間，並未造成超過西方國家二百年排放的總量。韓國和台灣在本土傳統文化基礎上引入了大量歐美文化與法治，新加坡和香港深受一百五十年英國文化影響。中共有人認為，新加坡「一黨獨大」的威權政治和「嚴峻刑罰」受中國法家思想影響，但國父李光耀是英國法學院培養的律師，在新加坡的領導精英層中也沒人有精力去研究甚麼是法家和儒家？新加坡在工業化過程中以英國的法制為傳統再加少量本土特例。

東亞「四小龍」的經濟起飛，為何未造成排污超西方國家二百年總量的局面？

臺灣民主化的成功基於一九四○年代制定的深受歐美憲政民主影響的《中華民國憲法》，「憲法之父」張君勵總體上是學者本色，學貫中西而非政客。而蔣經國晚年所開啟的民主化進程，離不開憲政民主知識與制度長期的「累積」，在憲政先行所導引下，臺灣的環保才不至於因經濟起飛而嚴重受損。

中國學者彭亞楠指出：「憲政要旨在於限政而非限民」——一語道破憲法關鍵。世界各國二百年的憲政民主路，主要是國民爭取財政預算民主的路，是國民和法人團結共識來限制君王、政府和執政黨財政收入與支出曲折的鬥爭史。為何中國大陸三十年經濟「高速」會導致超西方國家二百年排污總量的後果？是我國人尚缺憲政民主的基本常識。

中國夢由十三點五億國人中每一個人的夢所組成。誰願長期生活在「污染經濟」的陷阱中？要將目前中國大陸憲法轉為規制執政黨和政府的「單刃劍」；中國憲法統治的應當是中國政府，中國人才能有一個乾淨、安全的生存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