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受洗的柴玲最需要的是靈修、思考和領受，而不是表達和宣示。潛心閱讀聖經和歷代教父在真理光照之下的著述，沈默與謙卑是必須的。

●柴玲1999 信仰主耶穌並受洗之後，試圖
用宗教觀評論六四，遭到很多批評。現主
持女童之聲，反對中國一胎化政策。

最近關於六四的回憶錄是柴玲的《一心一意向自由》。柴玲是八九學運中最有爭議的學生領袖之一，毫無疑問，她的這本回憶錄也會引發新一輪的爭議。在這本書中，柴玲第一次對天安門學生運動中的一些史實作出澄清與解釋，也講述了「槍聲一響，心靈破碎」的過程，以及逃離中國之後在美國重建個人生活的經歷。這是一本有誠意的和值得探討的書。

正如《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書中的故事所顯示的那樣，每個人的人生都是一次充滿未知的漂流，每個人都會與恐懼不期而至地「對遇」。講述就是一場擁抱希望的戰鬥。如果你不講述，你就永遠是恐懼的奴隸；如果你講述了，你就邁出了走向自由的第一步。

噩夢未了，痛感自由難以獲得

在這個意義上，柴玲的講述，也是她自我救贖的一部分。她誠實地寫道：「天安門的噩夢沒有結束，如果害怕和自我壓抑會在這個自由的美國找到我、監禁我，那麼我在這個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不能夠有真正的安全或者自由。迫害並沒有在我離開中國的時候終止，它變得更微妙了，但是一點一滴同樣惡毒，同樣有效。⋯⋯我從來沒有意識到自由是這麼難以獲得。」她在精神崩潰的狀態下口不擇言，人心深處的惡啊。

其實每個人都一樣，只是她說了出來，別人不說出來而已。於是，她便遭受到比對屠殺的劊子手更為嚴厲的譴責。接踵而來的，是婚姻的破裂，是愛情的消失，是親人的離世，是朋友的疏遠⋯⋯一般來說，經歷過血泊的人，一生中很難再單純、幸福與自由了。殺戮甚至激發了被害者心中無邊的黑暗。而光明在哪裡呢？

蘇曉康是最早踏上逃亡之路的「民運黑手」之一，為此他一輩子都在懺悔，甚至在美國遭遇天崩地裂的車禍，妻子由此癱瘓在床，他亦視之為上天的懲罰。苦難太大了，若人沒有被它壓垮，心靈必然因之而提純。所以，還是蘇曉康最能讀出柴玲的內心掙扎和苦毒來，他在書評中寫道：「與其說為八九天安門運動增添了關鍵性史料，倒不如說展示了一個罕見的文本：一個女性在一場革命中的苦難。」

柴玲是「六四」學生領袖中唯一的女性。她似乎躋身於廣場的最高領導層，但她在回憶錄中坦承，她的「上位」，不過是男士們爭執不下時妥協的結果。學運爆發之前，她只想做個小鳥依人、相夫教子的賢妻良母。名為「總指揮」，實際上她自始至終都被丈夫封從德和智囊李祿所左右。她在回憶錄中說，當時她突然宣布拒絕執行聯席會議作出撤離廣場的決定，這個後來最受詬病的行動，完全是由李祿主導的。柴玲是個感性遠遠大於理性的人，她從來沒有料到解放軍會開槍，她的「政治覺悟」幾乎為零。

女性，成為革命失敗的替罪羊

柴玲是個女性，注定了她要承受無邊的苦難。在最高學府北大，這個懵懵懂懂的女生還沒有開始談戀愛就被男同學迷姦，不得不悄悄墮胎；然後，是急躁傲慢的丈夫，劈頭蓋臉的家庭暴力。緊接著，她在一場失敗的革命中站在一個錯誤的位置上，那根本不是她可以勝任的角色。最後，對壘的雙方以及更大多數的旁觀者唯一的意見是：選中她作為替罪羊。

蘇曉康將柴玲的遭遇與意大利電影《西西里的美麗傳說》中攻擊瑪麗娜「通敵」的人，以及小說《羊脂球》中「口頭的愛國者」們相聯繫，雖然隸屬於不同民族、生活在不同時代，卻是同一類人。

人民說：要有蕩婦，就有了蕩婦——人民需要一個蕩婦來顯示自己的道德和忠貞，以及自己是社會的大多數和領導者。社會人的本質就是恐懼和焦慮，人類很快發現了一個消除恐懼和焦慮的方法——尋找替罪羊。至於她到底是不是蕩婦，她到底出於什麼原因放蕩墮落，這並不重要。人民不需要真相。人民不僅需要蕩婦，還需要賣國賊。唯一不重要的，就是真相。就這樣，獨裁者產生了，法西斯產生了，「文革」產生了。如此周而復始。

在一個軍人家庭中長大的柴玲，在一種有毒的文化和教育模式下長大的柴玲，當然不是純潔無瑕的公主。柴玲身上存在種種值得批評和非議的地方，但她的人品和道德，未必就低於被通緝的二十一名學生領袖的平均水平，也未必就低於廣場上的學生和市民的平均水平。哪一個人，不是深陷於罪之中呢？

直到「六四」二十周年悼念死難者的祈禱會上，廣場戰友的張伯笠牧師，為淚流滿面的柴玲按手禱告，半年後的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四日，柴玲決志接受耶穌為生命的救主，並在次年的復活節受洗。成為母親，成為基督徒，讓柴玲得以釋放和解脫，並向「天安門母親」發出出於內心深處的道歉與祈禱：

「現在我也是一個媽媽了，我也經歷過失去最親愛的母親的痛苦，我理解這種撕心裂膽的悲痛。我希望你們能夠原諒我沒有能力完成勸解解放軍放棄戒嚴的計劃。但我的心裡從來沒有計劃過要讓任何人做這種終極犧牲。我們都希望活著，但是你們最愛的人已經死去了。我真的很抱歉。⋯⋯我祈禱有朝一日你們獲得平靜與安撫，得到重生的希望和喜悅。」我認為，這段話是整本回憶錄最精彩的部分。

六四週年的寬恕之說、喜悅之說

不過，接納自由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柴玲成為基督徒之後，脖子上佩戴著一個巨大的、過於招搖的十字架，這個細節顯示出基督信仰在她生命中並未取得平衡狀態。她在美國國會為「六四」作證，卻頻頻引用聖經經文，仿佛別人都沒有讀過聖經。

今天已步入中年的柴玲，關於信仰的種種言說，理應受到教會內外的檢視，以及牧長之教導。「六四」二十三周年之際，柴玲拋出「寬恕」之說，再次受到激烈批評，就連「天安門母親」丁子霖亦撰文反駁。「寬恕」的理念固然來自聖經，但聖經中更強調「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主同行」——公義在憐憫之前，若沒有公義，愛、憐憫和寬恕就成了空中樓閣。將聖經斷章取義，不僅作不出好的見證，反倒讓人們更加遠離聖經。

「六四」二十四周年之際，柴玲向港臺節目《頭條新聞》表示，自從信奉基督後，每年「六四」由痛苦變成「喜悅」，因她明白「六四」是神「救贖中國的大計劃」。

這一表達既傷害了「六四」難屬和仍在因「六四」而受到殘酷迫害的人們的情感，又嚴重違背了聖經真理。

面對自己和他人的苦難，「喜悅」是一種扭曲的情感，而非重生得救的標誌。基督徒以及所有具有良知的人，都當為發生「六四」屠殺的北京而哭泣，而收起那種「民間宗教化的基督教」所帶來的淺薄的「喜悅」。

其實，剛剛受洗之後的柴玲最需要的是靈修、思考和領受，而不是表達、傳揚和宣示。潛心閱讀聖經，閱讀歷代教父在真理光照之下的著述，不僅對柴玲來說很重要，而且是所有初信者的「第一課」。安靜、沈默與謙卑是必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