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政化實質就是民主化
 
憲政化實質就是民主化
作者: 項小凱

專題

更新於︰2013-07-04 Print Friendly and PDF

編者按:這篇北京共識網的文章,從蘇共和國民黨的歷史著眼,道出了一個冷酷的事實:憲政的基本原則和列寧式中共的本質根本不可調和⋯⋯憲政化無異於否定中共本身。


●著名學者袁偉時2012 年在一
個中國憲政百年論壇上講話。

最近,中國的官方主流媒體,連拋數篇「炮轟」憲政的文章,掀起一場關於憲政的口水戰。其中,較有份量的,是《環球時報》的一篇社論,與中宣部《黨建》的一篇明顯以寫作小組署名的文章;而幾家官方的權威媒體,如《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也均已發聲表態。基本可以判斷,這充分反映了中央高層對「西方憲政」的態度。

中國能不能實行憲政?很遺憾,如果以執政黨的繼續執政,作為前提,那麼恐怕確如這些官方媒體所說的那樣,答案是否定的。

憲政的概念,其實相當簡單,就是要求統治者在憲法的框架內進行統治。當然,這就延伸出憲政的兩個基本原則:三權分立與人民授權立法。這自然不是甚麼新鮮概念,早在三百多年前英國思想家洛克的《政府論》裡面,這些內容就已有充分的論述。

列寧式政黨的起源及暴力性質

問題的根源在於,中國現執政黨,仍然屬於列寧式政黨。它與三權分立的模式不相容,也不可能容忍人民授權立法。這是由於,列寧式的黨國體制,在政治體系上,與憲政民主的模式,有著根本區別。  

一九一二年,在列寧的影響下,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正式分裂。多數派「布爾什維克」,在列寧領導下,一九一八年改名為俄羅斯共產黨。此後,「共產黨」一詞,逐漸成為列寧式政黨的專屬用語。

列寧式政黨,自認為代表著人類最先進的發展方向,因此其合法性不證自明。然而,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後,俄國舉行立憲會議選舉,布爾什維克卻在選舉中失敗,變為少數。於是掌握軍隊的布爾什維克解散議會,並禁絕其他反對黨派。同時成立「契卡」,即蘇聯秘密情報組織「克格勃」的前身,以此清洗和消滅組織內外的反對分子。

可見列寧式政黨,自始就與憲政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緊張關係。憲政,意味著憲法框架下的政治遊戲,不同的政黨處於和平的競爭關係。然而,列寧式政黨,以武力鬥爭,作為基本的權力競爭手段,它對其他的顯在或潛在的黨派,抱以暴力、戰爭的敵視態度。和平與戰爭,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政治博弈系統。

那麼,列寧式政黨,有沒有向憲政演進的可能?這可以從兩個歷史實例來考察。

大陸時期的國民黨並非完全的列寧式政黨,蔣介石沒有進行黨內清洗

第一個例子,是四九年以前的國民黨。關於歷史上的國民黨是否屬於列寧式政黨,這一直是個爭論不休的話題。一九二三年,在孫中山的主持下,國民黨 接受蘇聯代表鮑羅廷的指導,進行全面改組。在黨章、黨員、黨紀、黨組織、黨團建設、黨務管理、黨軍關係等方面,基本照搬蘇共模式。但是,在意識形態方面,孫中山及其他國民黨精英,堅持反對共產主義,而嚴格保留自身的三民主義思想。因此,國民黨並非完全意義上的列寧式政黨。

孫中山等多位第一代國民黨精英,參與了立憲共和的中華民國的締造。孫中山的「五權憲法」,是三民主義的核心理論之一。憲政思想,對國民黨的意識形態有著重大影響。國民黨不能像蘇共那樣,採用「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來推行一黨統治;它只能以特殊戰爭時期的「訓政」,作為在大陸軍事獨裁的理由。國民黨長期無法擺脫憲政的「陰影」。憲政,既是國民黨創立的價值理念基礎,也是法理上的國民黨奮鬥目標。在憲政理念的約束下,儘管國民黨在大陸實行軍事獨裁,卻也無法名正言順地消滅其他民主黨派的存在。

如果考察列寧式政黨的發展歷史,則不難發現,在早中期的擴張與建設中,列寧式政黨,大多都經歷過經常性的內部清洗運動,如蘇共的「契卡」、「大清洗」、中共的「肅反」、延安整風、朝共金氏的清洗等等。僅從客觀效果來看,列寧式政黨通過這種方式,排除了內部的異己分子,提高了自身的凝聚力,是一種 強化性的內部組織方式。

但是,國民黨的黨魁蔣介石,顯然沒有接受這種「純化」方式。蔣介石本人重軍事而輕黨務,以強化軍隊的紀律建設,和扶持維繫黨內的派系平衡,作為自身的權力基礎。

因此,儘管國民黨在初期的組織方式上,幾乎複製了列寧式政黨,但在四九年以前,蔣介石對之於國民黨,其實一直在起著「去列寧化」的作用。其後果,就是使得國民黨這種「半列寧式政黨」,過早地進入了降解過程。這也是後來在內戰中,國民黨無論在社會動員,還是在組織紀律方面,都無法匹敵後起的共產黨的一個重要因素。

戈爾巴喬夫時代:引入議會和選舉制,憲政化民主化與蘇共體制不可調和

另一個例子,是戈爾巴喬夫時代的蘇共。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為了擺脫長期的停滯狀態,新任蘇共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著手推行經濟改革。然而,隨著改革的深入,蘇共的保守勢力,如第二書記李加喬夫(Ligachev),以及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Chebrikov),對戈氏改革的反對日趨激烈。權力鬥爭與改革的挫折相互交織。陷入重重困境的戈氏,逐漸將改革的重心移向政治領域,並且在一九八九年產生了一個重大決策:建立真正獨立的立法議會,引入開放式的民主選舉。

然而,民主選舉的後果,大大超出戈氏的預期。民主化非但沒有減弱,反而激化了黨內權力鬥爭。從列寧時代開始,到斯大林擅長的權力鬥爭都以隱秘的方式進行;但現在,選舉是公開的,正面的以及面向民眾的競爭,是被規則所鼓勵的。一些傑出的政治精英,如葉利欽則發現,一旦他們能從民意中獲取充足的合法性,就無需再受到舊體制的掣肘。這批人物迅速脫離了蘇共體系。一九九○年七月,葉利欽宣佈退出蘇共;次年六月,葉利欽當選為蘇聯的俄羅斯邦總統。

憲政化,也就內在地要求民主化;而民主化,則與列寧式政黨的集中式組織原則相衝突。這個衝突是如此根本,以至於看起來完全無法調和。後來的歷史,是世人皆知的:蘇聯的保守派、克格勃與軍方首腦合謀,策劃了一九九一年的「八一九政變」,軟禁了戈氏。在危機關頭,葉利欽登上一輛坦克向民眾演說, 力挽狂瀾,獲得了巨大聲望,成為事實上的領導人。當戈氏從軟禁中走出時,蘇聯解體的命運,就已經無從挽救了。

中國:確定的當下與不確定的未來

為了生存,列寧式政黨,既要禁絕外部的政治挑戰,又要壓制內部的權力競爭。它的體系架構方式,與憲政民主模式無法相容。列寧式政黨大多通過內部清洗來「純化」自身組織,以加強內部的凝聚力。儘管這些清洗運動長期存在,但相比於戰爭時代的蘇聯「契卡」或者中國「肅反」, 人們已難以接受和平時代的蘇聯「大清洗」、中國的「反右」與「文革」。故蘇聯在斯大林之後,中國在毛澤東之後,基本上放棄了這類清洗運動。

在憲政民主模式下,民眾以及自由媒體監督政黨,政黨之間相互監督,以遏制腐敗。列寧式政黨並不具備這樣的機制。而當它一旦停止了內部清洗,恐怕也就沒有甚麼辦法能停止內部腐敗的蔓延。同時,意識形態蛻化為形式上的效忠代碼,而實際上的內部凝聚力,則讓位於利益上的盤根錯節的「庇主──僕從」關係,而這也正是大陸時期的國民黨,以及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共的歷史。

歷史也告訴人們,一個純粹以利益為凝聚紐帶的組織,是缺乏競爭力的。開放環境下的競爭,無論是和平式的,還是戰爭式的,都將對它的生存造成致命的威脅。

對當下中國而言,於組織外部繼續壓制挑戰,於組織內部繼續封鎖競爭,恐怕是不可避免的策略。既不能憲政化,也不能民主化。更進一步,還要封禁這些話題,以免人們對未來產生不切實際的期望。

這一切看起來如此合乎邏輯,如此確定。只是,在這之後呢?沒人知道。

(原載中國大陸有一定自由派色彩的政論性網站「共識網」:二○一三年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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