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行憲政條件已經成熟
 
實行憲政條件已經成熟
作者: 郭世佑

專題

更新於︰2013-07-04 Print Friendly and PDF

編者按:本文原載北京中共改革派政論月刊《炎黃春秋》。針對當前反憲政思潮,以清末憲政運動為借鑒,批駁種種謬誤,證明建立憲政中國一直是結束帝制後國人的理想,坎坷百年,現在已沒有風險,完全具備實行憲政的條件。嚴厲指責當政的維穩極權路線。反映大陸民情的期待。


●作者認為,薄熙來案的發生及處理,可以是研究
當代憲政的一個案例。憲法和壟斷政治的關係。

如果說清朝最後十二年乃中國歷史上最為複雜的時段之一,那麼,一九○五年就是最為重要的一年。這一年,廝殺在中國領土的日俄戰爭宣告結束,君主立憲的日本打敗君主專制的俄國,矢志推翻清朝的中國同盟會卻在東京宣告成立,曾經親手鎮壓戊戌變法的慈禧太后授意光緒帝,一邊宣佈廢除延續中國一千三百年的科舉制,一邊破天荒地派遣載澤等五名大臣,遠航東、西兩洋,專程考察外邦憲政,並於次年宣佈「預備仿行憲政」,於一九零八年八月承諾以九年為限,推行君主立憲,舉世矚目的《欽定憲法大綱》也隨即出台。

再過三年,武昌起義的槍聲催發辛亥革命的高潮,清朝「萬世一系」的君憲計畫成為泡影。及至民國奠基,易主頻仍,憲法文本不斷翻新,憲政之果卻一再難產,至今未曾到位,知識菁英的憲政呼聲時隱時顯,不絕於途。自晚清憲政考察團出訪至今,一百多年過去了,江山不可複識,憲政之夢卻縈繞神州,無時或釋。回首近代先賢篳路藍縷浴血奮戰的身影,目睹華夏民權未彰民怨鼎沸之國事,難免令人感慨萬千。

梁啟超百年前鼓吹憲政的貢獻

近年來,從媒體到學界,「百年憲政」話題熱議,歧義紛呈,見仁見智在所難免。

除開網路作者不論,史學家習慣於將歷史與現實分成兩鍋飯,只談往事,少談現實,讓史料說話,寧願把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歷史交給後人去評點,怕惹上「影射史學」之嫌,畢竟文革史學教訓已經讓人談虎色變。

嚴格地說,「百年憲政」或「憲政百年」的提法過於簡約,易使讀者誤解,好像早在晚清時期,我國就有憲政了。從歷史的真實出發,頂多可以稱作「憲政思潮百年」與「憲政規劃百年」, 「預備立憲百年」。晚清憲法大綱也罷,民主大旗之下的憲法也罷,都是文本而已,憲法不等於憲政,紙上得來終覺淺,行動才是最後的審判長。清末年間不過是「預備立憲」,並非「立憲」。但百年前的準備功夫倒是有據可查。

另有人將「憲政百年」的時間上溯到一九○一年,把慈禧太后與光緒帝在狼狽逃亡途中發表「新政」上諭的時間誤作預備立憲的啟動時間,尤欠準確。不過,從清理預備立憲的思潮之源著眼,以一九○一年作為一個重要起點倒是未嘗不可,惟論據有所不同。這 是因為戊戌欽犯梁啟超的名文《立憲法議》就在這一年問世於東瀛,迅即傳入國內。梁氏環視各國的三種政體,分析利弊吉凶,用通俗明瞭的 語言說明立憲與民權之必要:「是故欲君權之有限也,不可不用民權;欲官權之有限也,更不可不用民權。憲法與民權,二者不可相離,此實不易之理,而萬國所經驗而得之也」。

年輕的梁啟超根據日本立憲經驗建議:

一、皇上詔告臣民,定中國為君主立憲之國;二、派重臣三人,遊歷歐洲各國及美國、日本,考其憲法之同異得失;三、創設立法局,草定憲法,編譯各國憲法原文及解釋憲法之名著,頒佈天下;四、確定行憲時間。

有趣的是,梁啟超沒想到,清朝稍後的預備立憲步驟竟同他的設計差不多。到了一九○八年,迫於梁啟超、楊度等人領唱的「速開國會」之聲,清廷宣佈在「光緒四十二年」實行立憲政治。再過兩年,再縮短三年,宣佈於「宣統五年」開設議院。

思想活躍的梁啟超還一度與孫中山協商合作,贊同暴力救國,實行民主立憲,提議以光緒帝為總統。後與孫合作未果,梁啟超除了繼續致力於憲政理論的啟蒙宣傳外,將主要精力轉入立憲團體的組織,成為首屈一指的清末立憲運動之旗手與推手。其影響之大,聲望之隆,遠出乃師康有為之上。梁氏對民權學理的思考之深與著述之豐,亦明顯高出勤於武器批判的孫中山等反清志士之上。

故若將通緝犯梁啟超於一九○一年的《立憲法議》之文同清朝一九○五年派員出洋考察憲政之舉聯繫起來,近乎順理成章。

「政改亡清」之說沒有根據

平心而論,慈禧太后雖然識字不多,但腦子聰明,也有魄力,作為嬪妃出身的女人,她是成功的;但作為主宰中國命運近半個世紀的早期現代化的當權 者,卻是糟糕的,她的胸懷還裝不下偌大一個中國。當愛新覺羅皇室衰敗到清朝末世之時,已經沒有比慈禧更強的能人。在她死後,個個都比她更糟。

甲午戰敗與《馬關條約》的奇恥大辱激發全國上下的變法熱忱,慈禧也不例外,但是好景不長,慈禧卻把這個變法的機緣變成帝后權力格鬥的犧牲品。戊戌變法橫遭鎮壓,又默許義和團攻打東交民巷使館區,引來八國聯軍血洗京師。滿族皇權開始丟失神聖的光環,人心思變。清朝駐美使臣伍廷芳甚至找到美國代理國務卿席爾,要求西方列強懲辦庚子「禍首」慈禧、載漪,但不要懲罰中國人民。

孫中山當時已感覺到,一九○一年之後,同情支持其革命者明顯增加,罵他「亂臣賊子,大逆不道」者已很少了。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慈禧太后才對隨從坦白:「我總是當家負責的人,現在鬧到如此,總是我的錯頭,上對不起祖宗,下對不起人民」,乃至決心改弦更張。還沒等到返京,她就啟動「新政」,先從興實業、練新軍、辦學堂入手。來自政體的障礙日益明顯,加上日俄戰爭的刺激與反清革命運動的壓力,慈禧才下決心博采眾議,把廢除科舉制與預備立憲提上議事日程。

清末「新政」比戊戌變法的力度更大,固然更能體現統治者的決心,但是,此時此刻的清朝卻是困難重重,不改不行,改也未必有效,可謂為時已晚。請看:

第一,民生凋敝,國庫空虛,財力難當改革之任。地方官吏加重舊稅,增設新稅,遭來民怨與社會衝突,增加新政的阻力。

第二,新政不但沒有整飭腐敗痼疾,反而變本加厲,貪官污吏趁機再撈,既增添新政的難度,也敗壞新政的形象。

第三,保守的統治者難以駕馭和消化新政的成果,乃至朝廷對新軍失控。

更嚴重的是,慈禧死後的載灃等人不僅鎮壓席捲全國的國會請願運動,還拋出「皇族內閣」,羞辱請願者,徒增反清革命勢力。

近年來,流行一種論點,認為孫中山等人的革命力量並不強大,清朝是在政治體制的改革中翻船,在預備立憲中冒險葬身的。言下之意是,如果清朝不去啟動政體改革,不搞預備立憲,就不會迅速垮台。前年辛亥百年紀念會,有位台灣前輩的主題報告強調類似的論點,我當時就直言不諱:歷史的過程遠比結果更複雜,歷史研究切忌充當事後諸葛亮,清朝皇權岌岌可危,已是不刊之事實。

古往今來,還沒有哪個統治者不是顧及自家的存亡而輕易撥動政體改革之弦的,即便是現任的 不丹國王也不例外。當時,我還提議:請勿把「政改亡清」之論傳到中南海,那將容易產生誤導,徒增我國當今政改之阻力。

辛亥革命不如清朝預備立憲?

近年來,學界還時常出現辛亥革命不該搞、革命添亂的抱怨之聲,把民國初年的社會動盪與軍閥混戰的種種惡果都歸咎於孫中山等人的暴力革命,沉湎於清朝預備立憲的承諾與歷史想像,把「告別革命」的現實情懷提升為歷史觀,這些都是離開清末歷史場景的主觀臆想與過度演繹。

既然清朝統治者擁有喪權辱國和壓 制人民的權力,人民自然就有奮起反抗的權利。杜亞泉等人當年就看得清楚,曾經手沾戊戌六君子之血的慈禧太后之所以放下傲慢的架子,同意派人出洋,專程考察外邦憲政,為預備立憲做準備,就是因為除了日俄戰爭的結局帶來的輿論壓力,還有中國同盟會等暴動反清的政治壓力。如果沒有孫中山等人堅持不懈的浴血精神,清朝會不會啟動立憲準備?

如果沒有辛亥革命,能否保證清朝可以完好無損地維持下去,保證中國可以不亂,「光緒四十二年」的立憲就能包你滿意?這些問題 恐怕都是未知數。只要稍微查閱梁啟超在清末最後三年發表的見解,就不難知道,上述脫離晚清實際的猜測要想說服孫中山的論敵梁啟超,都是不大可能的。環視古今中外,任何組織起來的武裝暴動從來都不是心血來潮,歷史的進程也不是任何單個力量的選擇所能決定。唐朝末年的黃巢起兵是如此,清朝末年的辛亥革命也是如此。

三民主義已在台灣實現民主

近代中國內憂外患的特殊環境影響及於帝制覆滅之後的民主時代,民權政治的工具性訴求,民權與國權的此消彼長,加上「以黨建國」「以黨治國」的蘇聯模式對孫中山革命實踐的影響,還有蔣介石的「假黨治之名,行獨裁之實」的訓政,在在制約著民國以降的憲政之旅,蔣介石還失去過抗日戰爭全勝之後的憲政建國之良機,然而,民初《臨時約法》所承載的「主權在民」之理念與民主立憲的新法統之框架臻於確立,歷經風雨而不倒。

在海峽兩岸的政、學兩界與教科書中,近代民主革命先驅與三民主義理論的構建者孫中山先生幾乎是唯一毫無爭議的歷史偉人,而三民主義理論的精華不是別的,就是民權主義。孫中山的民權主義理論既立足於中國的實際,也得益於世界政治文明遺產的滋養與世界民主潮流的啟迪。即使在孫中山病逝之後,這份世界遺產亦曾堅如磐石地經受過德、意法西斯與極權主義的挑戰。

一九四○年十月十二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在著名的德吞(Dayton)演講時就指出:「我們決心要用我們的人力和財力,去抵抗並擊退這種外國的 陰謀和宣傳,以及地下戰爭的詭計,這種陰謀詭計和宣傳,發端於歐洲,而現在卻明顯的企圖進攻太平洋這邊的各民主國家。那種宣傳反覆宣稱民主主義乃是沒落政 治制度。說我們的民主理想,和我們民主自由的傳統,都是過去的事物。我們絕不承認這種說法。我們是有前途的,而他們的方向,卻是退向古埃及王國的束縛方向,是退向中古黑暗時代的奴役方向。」

孫中山民權主義的可貴之處還在於,它並非流於理念,而是從制度建構入手,明確地提出了可以操作的「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並以「憲政」作為國民黨人為之奮鬥的執政目標與價值境界,比起康有為籠統地提出「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三階段來,要具體得多,也實在得多。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就比往昔以暴易暴的「湯武革命」勝出一籌。蔣經國後來之所以能在海峽兩岸好評如潮,就是因為他是孫中山三民主義理論的最忠實的信徒,是胸懷寬闊的政治家。正是蔣經國當年默認異黨密謀的「圓山之會」(註:民進黨組黨),成為台灣地區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契機,才有開放黨禁與政黨輪替的民主實踐。台灣憲政的價值並不限於台灣本身,它足以表明:中國人完全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實行民主政治,無需像香港那樣「借腹生子」。也證實,中國傳統文化同西方的民主理念並非不可通融。

中國維穩體制實有暴政之嫌

通觀當代中國大陸,經過近三十餘年的改革開放,社會經濟發展成效顯著,人民的物質生活大大改善,國家的地位得以提升,這些都是舉世公認的成就。相比之下,政治體制的改革過於遲緩,現頒憲法所規定的人民權利得不到保障,憲法所應限制的公權卻日趨膨脹,甚至為所欲為,許多黨政官員不僅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吼聲中趁機撈魚,用各種方式搶佔國有資產,而且毫無顧忌地買官受賄,拼命斂財,還壟斷行業資源,與民爭利,形成某些操縱市場競爭的利益集團,以權貴資本的身份角逐全球,炫富天下,甚至還借土地開發等名目,強奪下層民眾的宅地資源,官民衝突持續加劇。如果說一九四九年的革命勝利是無產階級的階級 勝利,那麼,經過六四年的執政,昔日的無產階級早已變成有產階級。如果下層人民因為維護自身基本權利而淪為打壓對象,那麼,「人民政府」、「人民共和國」等名稱幾近包裝權貴的新衣,掩飾國家性質的蛻變,只會激發人民的反感。姑且不說中國共產黨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是如何向人民提出民主建國的歷史承諾的,即便只為維繫當前的統治秩序,也應排除干擾,力行自訂之憲法。

時當社會轉型的關鍵時刻,貧富懸殊不斷擴大,仇官仇富心理蔓延,社會矛盾突出,問題成堆,亟需成批的治國能人拿出大智大勇來,審慎而快捷地疏導和解決問題,而不應該宣導「不爭論」,「不折騰」,推行維穩體制,這就無異於擱置問題和掩蓋問題。各級黨政部門不是本著憲法原則,分清是非,追究責任,而是迷信武力鎮壓,以維穩為信條,動輒調集警力,乃至軍隊,哪裡出現訪民,就在哪裡抓人,哪裡發生衝突,就在哪裡打人,無所畏懼,還號稱「維穩壓倒一切」。甚至嚴懲陳光誠這樣挺身護法屢敗屢戰的盲人律師,持續引發國際輿論對中國政府的譴責,與東師古村的陳光誠律師相比,究竟誰是盲人?誰是殘疾?恐怕還需確證。

顯然,同貨真價實的憲法原則與法治精義相比,「維穩壓倒一切」的口號與維穩體制實有暴政之嫌,亟待廢棄,理當儘快回到憲法的軌道上來,不要只搞選擇性行憲,只抓「四項基本原則」,卻罔顧人民的基本權利。惟有還政於民,用選舉制取代任命制,才有可能從根本上扭 轉民求官而非官求民的異常現象,將權力的威嚴讓位於人的尊嚴。

薄王事件蘊含豐富憲政研究資源

還在一九二二年五月,由胡適起草,蔡元培、李大釗等十六人聯署的《我們的政治主張》就國家的政治改革提出過三個基本要求:

第一,我們要求一個「憲政的政府」,因為這是使政治上軌道的第一步。

第二,我們要求一個「公開的政府」,包括財政的公開與公開考試式的用人,等等。因為我們深信「公開」(publicity)是打破一切黑幕的惟一武器。

第三,我們要求一種「有計劃的政治」,因為我們深信中國的大病在於無計畫的飄泊,我們深信計畫是效率的源頭,因為我們深信一個平庸的計畫勝於無計畫的瞎摸索。

胡適等人當年提出的前兩項要求,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已完全有條件實現,至今卻未見回應,「憲政的政府」與「公開的政府」依然是廣大民眾所呼喚和期待的夢想。

去年的薄熙來、王立軍火併事件所暴露的並非僅僅是權力集團內部的關係或分贓問題,以不受任何制約的黨權營造的地方王國之強大,水池之深,更讓人沉思和不安。竊以為,薄王事件的憲政研究價值並不亞於黨風黨紀與刑法的研究價值,如果僅僅關門 嚴懲薄、王兩個死老虎及其團夥,遮罩相關資訊與討論,那就無異於暴殄天物,未免可惜。

薄與王究竟是怎麼步步高升的?又是為何隨心所欲的?所謂重慶模式又是如何捧殺出來的?有誰管過他們沒有?怎麼管的?凡此種種,都值得追問和反思,該追責的還應適當追責,切忌將當下的中國問題重慶化,重慶問題薄王化,薄王問題娛樂化。只有從昂貴的學費付出中提煉智慧的苦水,把憲法與法律當真,才能對得起納稅人的勞動與無辜者的傷害,還有歷次憲法起草者與修改者的心血。否則,抓了薄與王,自有後來人。

勿忘極權主義的二十個特點

「重慶模式」的神話從出籠到破滅,都能讓我聯想起美國近代史上的那個伊斯曼(Max Eestman)。此人曾因為反對美國政府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兩度受審,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明確主張美國應當提前準備與英國並肩作戰,如果僅僅在經濟上援助英國,那就無異於「替身作戰」,還很不夠,在他看來,二戰乃人類歷史上唯一的民主主義與極權專制之間的較量。他還經過研究,把德、意兩國 代表的極權主義歸納為二十個特點:

1、狹義的家國主義情緒;

2、由一個軍隊般的政黨執掌國家政權;

3、嚴厲取締一切反對政府的意見;

4、把宗教信仰降低到國家主義之下;

5、「領袖」是一般信仰的中心,等同於神;

6、提倡反理智、反知識,嚴懲誠實思想;

7、毀滅書籍,曲解歷史及科學真理;

8、廢除純粹尋求真理的科學與學問;

9、以武斷代替辯論,由政黨控制新聞;

10、使人民限於文化的孤立,對外界的無知;

11、由政黨統一一切藝術;

12、破壞的信義,使用虛妄偽善的手段;

13、政府計畫的罪惡;

14、鼓勵人民陷害及虐待所謂「公共敵人」;

15、恢復野蠻的家族連坐辦法;

16、準備永久的戰爭,把人民軍事化;

17、不擇手段地鼓勵人口增加;

18、把勞工對資本主義革命的口號濫用;

19、禁止工人罷工及抗議,摧毀勞工運動;

20、工業、農業、商業皆受執政黨統制。

只要把這位美國作者七十多年前對極權主義的歸納對照薄、王渲染的「重慶模式」,以及全國人民的日常生活,可知自由、民主、公平、正義是何等珍貴,實行憲政是何等緊迫。

毫無疑問,從反右、文革等大規模的體制性犯罪到其他冤案錯案,從毛劉之爭、毛林之爭等巔峰黨爭到陳希同案、陳良宇案與薄王鬧劇,重要的不是誰管誰與誰關誰,而是如何儘快落實憲法賦予的人民權利,讓人民用選票來逐步管理各級有權者,包括站在金字塔的尖端每天都在說「重要講話」的人,規則面前人人平等。只有通過憲政,把各級官吏的言行置於人民與法治的監督之下,才有可能克服貪腐分子越反越多、貪腐金額越反越大等怪異現象,確保反腐之實效,至於防腐云云,更是不在話下,防腐就比反腐更重要。

不僅如此,只有把憲政的任務提上日程,才有可能擯棄主政者的「教主」角色與導師心態,避免意識形態與理論製造的淺顯和凌亂,杜絕口號治國與運動治國的模式,減輕人民的話語累贅與思想負擔,無需一會兒說「依法治國」,一會兒卻說「以德治國」,甚至出現「三個至上」之類違背邏輯規則與憲政常識的治國綱領,徒添混亂。

推行憲政客觀條件已基本成熟

憲政既是治國成本最低的方式,也是一個國家與國民的臉面。不同的國家固然有著不同的歷史文化與國情,需要採用不同的憲政模式與民主標準,不過,維護民權與 限制公權則是任何憲政國家不可逾越的基本原則。民主與法治乃人類共有的世界文明遺產,人類的某些惰性只有通過法治來限制,別無他法。

時常有人說,人民的民主素質還不高,如果突然推行民主制,只會帶來社會動盪。此論乍看起來很有道理,實則經不起推敲,至少還需回答以下疑點:

一、怎樣提高人民的民主素質?是靠政治學習,還是在民主的實踐中逐步提高?

二、六十四年來,各級黨政機關究竟為提高人民的民主素質做過哪些實事?提高了多少?時常鼓動民眾對自己唱頌歌,這並非只是薄熙來的個人行為,它究竟是在提高人民的民主素質,還是相反?

三、人民的民主素質不高是絕對的,還是相對的?既然許多地方的村民都可以參加村委會的選舉,那麼,大城市的市長與重點院校的校長為何就不能通過選舉產生?

較之晚清,今天的國情已大不相同,政治體制改革的風險遠不如清朝末年那麼大。

首先,清朝是一個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皇朝,它以防範占全國人口多數的漢族作為基本國策,滿漢矛盾不僅始終存在,而且隨著晚清的衰敗與喪權辱國,反而日益突出。滿人擔心改革會失去權力,漢人則把滿人當作「外國人」(孫中山語),不懷好心,只能推翻。今天的中國就不存在這個問題。

其次,自湘軍問世以降,中央對軍隊的控制開始削弱,新軍時期尤其是如此,今天的中國卻是黨軍一體,並不存在此類後顧之憂。

第三,晚清時期國庫空虛,負債累累,新政的經費投入有限,時常捉襟見肘,今天的中國卻是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人民的生活水準已有明顯改善,人心思穩,而不是人心思反。

第四,教育普及、交通發達的程度已大大超過晚清時期,並不容易把憲法之治變成暴民之治。即便是生活在閩北浙南崇山峻嶺的佘族人民,也是村村連公路,通郵政,還有電訊與網路互相聯通,全國範圍內已基本沒有資訊的死角。這給憲政的實施提供了便利。

不僅同清朝末年相比,憲政之施已不存在那麼大的政治風險,即使同孫中山、袁世凱與蔣介石主政的時代相比,既無列強侵凌之外患,亦無軍閥混戰之內憂,盡可勵精圖治,穩步前行。如果同一九四九年之後的毛澤東時代相比,亦當大增憲政之信心。比如,毛澤東時代的資訊相對閉塞,冷戰環境亦不允許從容思考,勝利者的自信容易根據戰爭思維,產生錯誤的判斷,政治運動越動越亂。過去的政治失誤可為後人的成熟張本,改革開放三十餘年的物質財富已為原本脆弱的 國力奠基,大學教育從精英化向大眾化的轉變,知識的社會化與全球資訊的普及化,均乃提升國民素質的有效資源,今非昔比。

英國劇作家蕭伯納說「在這個世界上,取得成功的人是那些努力尋找他們想要機會的人。如果找不到機會,他們就去創造機會。」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機遇與挑戰,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擔當與成功。

二○一三年六月七日

(原載《炎黃春秋》,題「『百年憲政』的認識誤區與憲政期待」,作者為同濟大學特聘教授、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本刊摘要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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