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國家,兩種底氣
 
兩個國家,兩種底氣
作者: 燕 子

專題

更新於︰2011-04-07 Print Friendly and PDF

● 日本大地震時,作家王力雄正在日本訪問觀光。目睹災難中的日本人、日本社會的沉著有序和中國人的活命哲學大發揚。

  朋友力雄三月十一日第一次到日本,第二天下午即發生日本有史以來的最大災難──M9級特大地震。強震引發大海嘯,瞬間吞噬宮城、岩手、福島等東北三縣的太平洋沿岸地區,至三月二十四為止死亡九千五百二十三人,失蹤者一萬八千八百三十四人,避難者二十五萬七千九百三十五人。注意,不是大約或者約合多少人,而是具體到每個村鎮市縣的個位數字。CG影像合成技術製作的好萊塢災難大片中的世紀性毀滅的衝擊場面,活生生地發生在自己身邊。地震大國日本坐落在全球最著名的火山和地震帶上,經歷過多次巨大的地震災害,筆者本人就經歷過一九九五年的阪神大地震,然而此次東日本大地震和大海嘯還是創下日本災難史上之最,日本稱之為「國難」,再加上原子能發電站可能出現核泄漏,真是雪上加霜的複合式大難當頭。

  力雄和我原以為預定的講座、對話交流、專訪、觀光等日程表會有較大的調整和改變,然而十幾天的行程中除了東京的一次因計劃片區停電之外,全都按部就班完成。

  我們一路從大阪到京都,到靜岡,到東京,所到之處,城市彷彿恢復以往的寧靜與美麗,杯口雖狂風惡浪,杯底卻波瀾不驚,一切秩序井然。人們守法自制、淡定自如、冷靜沉著,看不到人心惶惶、驚慌失措,更不用說哄搶店鋪、打家劫舍。日本媒體不失聲,不失真,不煽情,不花邊,實踐自己的社會責任,以國民的知情權為重,成為迅速傳播災情、避難聯繫、親人互報、人心定向的指南,避免了媒體喧嘩帶來的「次傷害」。電話局、郵局等公共服務照常運作,各負其責,各行其事,政府和民間有效互動,敏捷迅速卻有條不紊地救災。人們「處震不驚、臨核不懼」,令世界為之矚目。


● 中國作家王力雄訪問日本時,正碰上日本大地震,但一切活動照舊未取消。左起:王力雄,劉燕子和朋友老劉。(作者)

地震來了,除了喝酒還能幹甚麼?

  大地震和大海嘯之後,日本三至六級餘震不斷,到靜岡的頭一天晚上靜岡發生地震,我家住的公寓和力雄的賓館像喝多了酒的醉漢一樣打擺子,沒有人出來嚷嚷喊喊,烏里嘩啦,而是安安靜靜,克制冷靜。富士山為「休火山」,也就是正在休眠中卻隨時可能爆發的活火山。一些朋友奉勸我們不要往富士山近處行走了。到靜岡,內蒙文革研究者楊老師來接我們,說聲「沒事」,還帶我們去爬了東照神宮。到東京,雖然朋友的大背包裡裝著飲用水、手電筒、濕紙巾、常備藥,以防餘震或者停電不能回家的準備,但是街頭人們或遛狗,或騎車,或走路,該幹甚麼還幹甚麼,社會秩序保持極其穩定的狀態。只有地鐵的扶手電梯和部分自動售票機關閉,上面貼著一張小白紙條「對不起,震災中節電,給您添麻煩了」。部份電車不通,交通封閉,卻沒有聽到抱怨鬥毆和扯皮打架,排隊仍然是相互默契,有秩有序。筆者以為非常時期允許來點非常動作,乘坐出租車時,可否塞進五人稍擁擠一下,白髮蒼蒼司機白手套輕輕飛揚,笑頜:「不」。

 在靖國神社旁邊的一日式家小茶館小憩,老茶師有規有矩、慢條不紊一道道上茶,細心地說明三月這個時節的茶葉和手工茶點的特徵,「每次茶事之會,實為我一生一度之會」也。問何時開店,答曰:始於明治初年,僅僅百餘年而已。因為地震節電,平時都關著燈,但是為我們觀賞茶點的顏色,亮燈。五色茶點果然凝澀、典雅、澄淡而精緻,味佳品高。力雄感銘至深,欣賞小店的審美境界。

  國會和議員們的辦公室都自動節電節能,國會中的天皇休息室也可以隨意參觀,國會小賣部的麵包貨架也像外面一樣匱乏,食堂進門處掛著幾排高檔衣服在賣,一看價格比外面便宜很多,我以為是國會的特權或者「給國家領導人特供品」,跑過去一看,原來是商店街服裝小販輪流到國會賣二手舊貨和清倉大甩賣。國會圖書館老樓遭到震災,新樓照常開放。

  三月十九日傍晚在早稻田附近的居酒屋,發生較大的餘震,桌子上的杯盤碗筷、墻壁上的掛鐘雜物都急劇搖晃,沒有人惶恐地跑出去逃命,大家都在談笑如舊,「割麥便割麥,舂米便舂米,撐船便撐船」,我自巋然不動。著名的中國問題研究者矢吹晉先生眯著眼說:「地震來了,除了喝酒還能幹甚麼?」

在日本的中國精英醜態畢露

  可是,災難在日本,恐慌卻在中國。人們爭先恐後哄搶碘鹽,導致鹽價上漲,不僅內地城市,唯色說連拉薩都開始哄搶鹽.平時一麻袋一百五十元的鹽竟然漲到一千元;人們囤積醬油和醋,日本的奶粉和電器乃至化妝品都被搶購之列。據說碘鹽防輻射,和當年非典時期搶購板藍根與口罩的瘋狂差不多。有網友云:「上聯:日本是大核民族,下聯:中國是鹽荒子孫;橫批:有碘意思」;國之穩在於人心。日本的硬件遭毀,軟件卻依然理性和冷靜地運作。難怪有人說地震對於日本人來說,或許只是一個趔趄。

  如果說大陸國人由於信息限制,信息忽悠,缺乏知識和理性,長期以來政府和信息缺乏誠信,不瞭解日本的情況,倒還情有可原,常有「地震前兆」,忽悠得人們狼奔豕突,恐慌不定。然而居住在日本的中國教授們也呼籲「凡在京者,以去國為上策,南遁京阪為中策,留守為下策。」在日同胞迅速拋下工作和學習,搶購機票,回國避難,一張東京到北京、到上海的機票漲價幾倍,昂貴無比,還供不應求,於是人們往北取道札幌,往南取道大阪和福岡甚至鄰國的首爾、釜山回國避難。

  朋友老劉旅居東京凡二十五年,一向沉默寡言,溫文爾雅,這次老劉一見到我們仿佛變成了一個氣得要吐血的老憤青。老劉說,這些長居日本的中國同胞,很多都是在日本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國菁英」,而且不少是理工科菁英,在大公司好不容易謀到高層職位,而且不少都已經拿到日本的永久居留或者日本國籍,當初只由於日本護照可以免簽證一百幾十個國家,為旅遊、生意賺錢之便,拿日本國籍,卻在日本危難需要同心合力的時候連屁股都不拍一下,就開溜走人。

  一位拿日本護照的中國大姐到中國大使館去拿回中國簽證,使館很奇怪,日本護照去中國十五天之內免簽呀,她竟云,要半年或者一年,或者永簽,發誓不再回到這個倒楣的島國。一些平時念佛讀經的國人也失去了定心念力,全家慌慌張張出逃到自認為安全的地方。爭先恐後,只顧活命,絲毫不考慮對周圍人的心理影響,對提心吊膽的災民們來說,最重要的就是大家能夠組成命運共同體,共赴患難,共度難關。老劉說,本以為無知膽大,誰知無知膽小。既然拿日本國籍,不說效忠國家,至少不要上演這樣自以為聰明機靈的逃命好戲。

  老劉感慨,中國人好死不如賴活,求的是生命的「量」, 日本人「賴活不如好死」,求的是生命的「質」,以前看到那麼多「勇敢」保衛「聖火」、圍堵熱比婭的「愛國」菁英們,卻在大災當前時,一片活命哲學的醜態,立刻切斷與日本的鏈條,跺腳劃清界限,真是令人失望。不過日本社會講信實,重視互助共同體,觀察人的時間很長,一旦信任,終身為靠。老劉認為這些逃回去的「菁英」即便回到日本社會,日本人嘴上不說,也很難再獲得誠信。

聽聽高耀潔媽媽怎麼說

  地震海嘯後的這十幾天,筆者也被攪得焦頭爛額,唇乾舌燥。首先是東京的留學生和公司就職朋友們的巨大恐慌,雖然我只認識其中一位,但此公像氣泡一樣帶出一串。儘管我一再耐心說服他們信任來自日本政府的信息,事實上餘震前每隔幾分鐘手機就能接到日本政府的預報信息,但是他們仍然要求我立即不惜代價幫他們買到回國機票,不少已經取道大阪或到大阪避難。再就是來自他們父母的電話和電郵,要我確保他們孩子的人身安全,當重金重物酬謝。並一再詢問日本會不會出現假「神醫」,如何辨別魚龍混雜的假藥......我聽了一頭霧水,假「神醫」、假藥是甚麼東東?是不是傳言中吃一粒就可以防止核輻射的假藥?

  我理解這些父母對獨生子女的疼愛,他們本人也是紅衛兵造反有理的一代,慌亂無知加上中國整個社會道德下降和信用的缺失,不分真偽,盲信謠言,真是好笑又想哭。我想起來劉震雲的小說《溫故一九四二》,河南大災荒中有「財政科員劉道基,目前已發明配製救荒食品。複雜的吃一次七天不餓,簡易的吃一次一天不餓」。如果這種人工配製吃一天可以七天不餓的東西,中國千秋萬代可保太平,以後幾十年的中國歷史上就不會發生餓死人的事了。這件事說給遠在美國流亡的高耀潔媽媽聽,高媽媽說:一點兒不奇怪,中國假醫、假藥五花八門,醫騙子多得像廁所的蒼蠅一樣,惡行遍地,不知害死多少病人,逃回國就安全了嗎?到處是人禍,毒奶粉、地溝油、化學火鍋、三聚氰胺奶粉、毒大米、皮革奶,渾濁骯髒的空氣,不見得比日本的核輻射對人體負面影響小。

我們的精神底氣缺甚麼?

  人們紛紛離開東京往大阪、福岡避難時,力雄和我卻相朝反的方向前行。日本思想史研究者子安宣邦先生問力雄:「有不少中國朋友要我去香港或者大陸去避難,在危難的時刻,我不能離開現場,否則就沒有發言權,我要是逃走了,就是怯懦的日本人。可是您為甚麼還逆行而來呢?不怕核輻射嗎?」

  力雄半開玩笑地答:「這個時候我要逃走了,就是一個怯懦的中國人,如果說這是一個勇敢的行為,那麼生活在這裡的幾百萬、幾千萬民眾都是勇敢的人。」

  力雄認為,我們國人之所以在日本這樣講究誠信、信息發達的國家,表現出如此神經質、歇斯底里地不顧一切求生的行為,主要的是暴露了我們的民族精神有問題。我們的精神底氣缺乏宗教的終極關懷、缺乏哲學的思辨與理性、缺乏傳統的道德倫理和內在秩序,缺乏共同體的支撐。比如傳統社會中尚有宗族、氏族、地域、社區、村落共同體的互助機制,今天已經蕩然無存,變成了個人只顧保全個人的性命,儒、釋、道三家中只剩下道家的養生,人們不去追求精神的升華,全部的精力和全部的焦慮都在於肉體、物質上,本能和養生高於一切,一點點疾病,就焦急萬分,上窮碧落下黃泉,只為求醫治病。他說,這次恐懼核輻射,也是出於求生的本能,青海玉樹地震的時候,也鮮見藏人哭天喊地、嚎啕欲絕,狂躁不安,因為藏傳佛教蘊涵往生、輪回思想。

  在座的日本朋友說,平時日本人很悲觀,中國人很樂觀;遇到危難的時候,日本人很樂觀,中國人很悲觀。那麼是我們反應過冷、過少呢,還是中國人反應過熱、過度呢,究竟哪種是正常的呢?力雄說,冷和少比熱和多要好。不要讓災難引領我們。

  人們轉回頭看筆者,力雄說,燕子連想都沒想。確實如此。筆者腦子少一根筋。倒是記起「鐵達尼號」撞冰山下沉時,一位叫細野正文的日本人混亂中被人推上最後一隻救生艇的最後一個座位而倖免於難的故事。在日本,這位「幸運的日本人」卻背上苟且偷生的一世惡名,被人扔石子、吐口水:「那麼多人死了,這個傢伙在千鈞一髮之際,卻當了極不名譽的怕死鬼,丟盡了日本人的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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