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動人的文字，無不是蘸著血淚寫成的。惟願德拉瓦灣的這家人不再寂寞，那一樹的櫻花，花開時節雖然短暫，卻能安慰傷痕累累的心。

他一定要有野草的精神。不管他面前的牆有多厚，有多難穿透，他一定要在它下面、甚至在它上面成長，就像不屈不撓的小草，最終將頂開岩石。這就是惠特曼頌揚的美國精神，他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方式來寫詩。

對生命的愛，超越了苦難

此前十年多次到美國訪問，常常聽圈內的朋友談到蘇曉康一家的情況，一次車禍之後，剛剛團聚的家庭再次破碎，蘇曉康十多年如一日地照顧癱瘓的妻子傅莉，可以想像有多麼不容易。蘇曉康任「民主中國」網站主編的時候，我是作者之一，時不時有簡短的電郵往來。直到二○一二年，我們全家逃離中國，踏上同樣一條流亡路，這才有從容的時間，驅車從維吉尼亞前往德拉瓦探望蘇曉康夫婦。傅莉在康復之中，可以操持簡單的家務，思維比常人還要敏捷。他們已經熬過了生命的最低谷。

最近幾年，蘇曉康重新拿起筆寫作，篇篇都是力透紙背的佳作。我盼望著讀到他的心路歷程，在二○一三年的台北國際書展上，終於與他的新作《寂寞的德拉瓦灣》相遇。花了幾個晚上讀完這本漂泊者自我心靈救贖之書，作者的剛強與軟弱、決斷與彷徨、企盼與沮喪、苦澀與甘甜⋯⋯一一撲面而來，仿佛是對作為後來者的我的鼓勵與告誡。台灣文學評論家陳芳明評說：「捧讀蘇曉康第二冊回憶錄《寂寞的德拉瓦灣》，依舊在體內的甚麼地方發出顫慄。他離開中國已經二十四年，權力者仍然囚禁他於故土之外。思故鄉之日遠，思年華之早衰。任誰都要覺得極度絕望。但是，他決心堅強活下去。不僅要活下去，還要繼續寫下去。只因為他必須陪伴近乎植物人的妻子，他要記錄生命中的摯愛是如何一點一滴隔離了他。他的文字，其實就是證明妻子仍然留在他身邊的軌跡。蜿蜒的筆，糾結的心，寫的可能是日益悲傷的歲月，更是突顯中國統治者的殘忍。」

我想，中共的殘忍與邪惡只是本書遙遠的背景，本書的主旨乃在於對生命和愛的追尋、堅守和禮贊。苦難固然是一種負面的價值，但是，與苦難的對遇、僵持乃至戰勝，是一種可以傳遞與分享的正面價值，超越苦難之後，就能享受莫大的平安。

流亡路上的憂鬱症

在古代的中國，人們沒有流亡的觀念，因為中國被認為是整個的天下。對於士大夫來說，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進退之間的轉換一夜之間就可完成。天下太大，個體太小，桃花源不過是個夢想，哪裡有流亡的天地？直到近代，流亡才成為中國知識份子的人生選項之一。從戊戌變法到「八九」民運，一百年來，中國的流亡者之多，流亡者的作品之多，足以寫成一部流亡的文化史和文學史。

槍響之後，管你是青年導師，還是文學大師，紛紛奪路狂奔。蘇曉康受惠於「黃雀行動」，從北京到香港，從香港到巴黎。抵達巴黎的當夜，「白日逃亡後麻木的知覺，竟復甦在第一次沐浴時，熱水從赤裸的肉體上衝刷出某種終身難忘的味蕾，可以在日後的每一次熱水浴中被重新提取出來。那其實是一個憂鬱的誕生。」人雖然到了自由世界，魂卻留在了天安門廣場，誰能為他叫魂呢？生存是一種幸運，生存何嘗又不是一種更大的痛苦呢？

自由的滋味，並不像沒有自由的時候想像的那麼甜美。普通人恥於披露自身的脆弱，蘇曉康卻在第一頁就原封不動地援引自己的體檢報告——這是一個患過憂鬱症的亞裔男子，描述憂鬱症猝不及防地襲來時的情形：「我有過兩次臨近崩潰、瓦解的經驗，或者說一種昏厥，都把它們初始的復原滋味鮮活地留給了我，也許我從來沒有從那種昏厥中走出來過。」最為可怕的是，這位八十年代才華橫溢、名望如日中天的報告文學作家，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居然一個字也寫不出來了。「我自流亡以來，就陷入『文字休克』狀態，無法寫任何流暢的東西。」戰士失去了槍，作家失去了筆，意味著什麼呢？那是一種怎樣的絕望呢？

妻子伴著他不放棄不回頭

一場突如其來的車禍，讓這個本該在異國他鄉重聚之後的家庭，如一套美麗的青花瓷器，碎裂成再也無法修復的碎片。妻子傅莉躺在床上無知無覺，八歲的孩子在沒有母愛中成長，作為丈夫和父親的蘇曉康，「一個精神癱瘓的人照顧一個身體癱瘓的人」，他照顧臥床的妻子，撫養早熟的孩子，裡裡外外一把手。他回憶說：「這條路只有我自己去走，黑燈瞎火也好，萬丈深淵也好，我唯有孤零零地走下去。好在是陪著傅莉一道走，她的命魂是一點燈光，只能照亮前面幾寸遠，這也夠了。」

我並不同意蘇曉康輾轉反側的過度自責，若非當年參與「六四」民運，怎會如落葉般流亡海外？大時代裡個人的命運，常常是身不由己的，且不能回頭。車禍是偶然，不是必然。

蘇曉康沒有放棄，傅莉也沒有放棄。終於，傅莉奇跡般地醒來，一步步地走向康復，蘇曉康幫她重建了那段消逝的記憶。我和妻子第一次與傅莉見面時，傅莉就在一邊，向我妻子傳授如何適應異國他鄉的生活經驗。一件件事情，一個個人物，她娓娓道來。

傅莉經歷身體殘疾的大難之後，對光與黑暗的準確判斷超乎常人。二○○三年，蘇曉康的父親重病，中國駐美使館偏偏等到人已過世之後，才給蘇曉康夫妻發放簽證，「特許」兩人回國奔喪。追悼會之後，蘇曉康帶著傅莉奔走求醫，希望尋求美國缺少的另類治療方法。一位名醫提出一個需時數月的治療方案。但是，當局的卑劣暴露無遺：他們只允許傅莉留下治療，蘇曉康「一個月後必須離開中國，沒得商量」。傅莉毅然拒絕一人留下。

對於妻子的抉擇，蘇曉康說：「也許傅莉的記憶阻塞，仍將她滯留在六四後的恐怖經驗中，北京和鄭州都成畏途；也許她是極端清醒，絕不願讓國內的親友目睹她的身殘行毀。她之抵死不肯回頭，百倍於我之拋棄鄉願，已成了添加給她的苦難。」

父親、爺爺。去留肝膽兩昆侖

德拉瓦灣是一個支點，它讓蘇曉康在作為第二故鄉的美國土地上，書寫已然失魂落魄的故國，懷念一生為共產黨政權服務卻又受盡逼迫與羞辱的父親和母親，追溯在二十世紀的戰爭和政治中傷痕累累的父系家族和母系家族。

蘇曉康的母親在兒子逃離中國後，終日對著孫子以淚洗面。一九五二年，參加過同盟會的曉康的外公被新政權槍殺，熱情參加革命事業的母親立即沉淪，墮入苦海，從此長期失眠，天天吃安眠藥，脾氣也變得暴躁。致命的打擊是「六四」屠殺和兒子出走，母親再也撐不住，有一天跌坐在西單的巷口，再也沒有站起來。母親去世後，父親在一封信中告訴兒子：「《光明日報》有個副總編輯，指責她養出了一個反革命兒子；又說她父親是反革命，兒子也是反革命。這些話對她刺激很大。」

而蘇曉康的父親蘇沛，當過中共理論權威鄧力群的助手，是中共文宣系統出色的筆桿子之一，年輕時是武漢大學的才子，抱著單純的理想追隨共產黨幹革命。直到生命中的最後幾年，才在通信中隱約透露一點浩茫的心事。曉康坦誠地寫道：「父親憎憤文革，卻不能因此而幡然醒悟，沒能看透這個黨和它的制度，是中共大多數黨員的宿命。對於文革和六四、毛與鄧，他也看不到其間的一條草蛇灰線。九十年代後中國開始糜爛，貧富崩裂，爸爸卻受命去籌建一個黨的建設研究所，研究整頓黨風，並在那裡做到退休。」父親在那自己參與修建的巨大迷宮中怎麼也走不出去，父子之間那道深深的代溝始終未能填平。

蘇曉康沒有見過爺爺，爺爺文革初期就在成都忠烈祠街的蘇家老宅被批鬥致死。蘇沛告訴兒子：「我父親是在叫著我的名字聲中斷氣的。」這位性格沉靜的老人，唯有在給孫兒寫信時才動了真情：「你是流亡者的兒子，母親又是重殘。你們的流亡道路仍然迷茫坎坷。你要愛護你的母親，真正像一個流亡者的後代。」這算是對兒子選擇流亡生涯的肯定與祝福。

《寂寞的德拉瓦灣》終篇於二○一○年奧斯陸劉曉波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上那首哀婉欲絕的《蘇爾維琪之歌》。去留肝膽兩昆侖，沒有人的擔子是輕鬆的。正如在海外流亡十五年後才回家的陳芳明所論：「蘇曉康與劉曉波，是中國民運的雙璧。一個關在國內，一個囚在海外，卻輝映出中國的良心不死。⋯⋯這可能是泣鬼神的世紀散文，字字句句都在自責，也是對時代對政權的最大控訴。這本回憶錄的最後，他只能勇敢面對殘破的生命。但他還是願意與讀者分享兩句話：一是生命極為短促易碎，一是無論如何都不要輕易放棄。他的靈魂底層，仍然躍動著顛撲不破的意志。」

最動人的文字，無不是蘸著血淚寫成的，在這個意義上，《寂寞的德拉瓦灣》與王國維所讚賞的李後主的詞是一樣的。惟願德拉瓦灣的這家人不再寂寞，那一樹的櫻花，雖然短暫，卻能安慰傷痕累累的心。

（蘇曉康著《寂寞的德拉瓦灣》，台灣印刻出版，二○一三年。本文是作者為該書寫的序的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