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短促,請不要放棄
 
生命短促,請不要放棄
作者: 余 杰

書評

更新於︰2013-05-04 Print Friendly and PDF

最動人的文字,無不是蘸著血淚寫成的。惟願德拉瓦灣的這家人不再寂寞,那一樹的櫻花,花開時節雖然短暫,卻能安慰傷痕累累的心。

他一定要有野草的精神。不管他面前的牆有多厚,有多難穿透,他一定要在它下面、甚至在它上面成長,就像不屈不撓的小草,最終將頂開岩石。這就是惠特曼頌揚的美國精神,他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方式來寫詩。

對生命的愛,超越了苦難

此前十年多次到美國訪問,常常聽圈內的朋友談到蘇曉康一家的情況,一次車禍之後,剛剛團聚的家庭再次破碎,蘇曉康十多年如一日地照顧癱瘓的妻子傅莉,可以想像有多麼不容易。蘇曉康任「民主中國」網站主編的時候,我是作者之一,時不時有簡短的電郵往來。直到二○一二年,我們全家逃離中國,踏上同樣一條流亡路,這才有從容的時間,驅車從維吉尼亞前往德拉瓦探望蘇曉康夫婦。傅莉在康復之中,可以操持簡單的家務,思維比常人還要敏捷。他們已經熬過了生命的最低谷。

最近幾年,蘇曉康重新拿起筆寫作,篇篇都是力透紙背的佳作。我盼望著讀到他的心路歷程,在二○一三年的台北國際書展上,終於與他的新作《寂寞的德拉瓦灣》相遇。花了幾個晚上讀完這本漂泊者自我心靈救贖之書,作者的剛強與軟弱、決斷與彷徨、企盼與沮喪、苦澀與甘甜⋯⋯一一撲面而來,仿佛是對作為後來者的我的鼓勵與告誡。台灣文學評論家陳芳明評說:「捧讀蘇曉康第二冊回憶錄《寂寞的德拉瓦灣》,依舊在體內的甚麼地方發出顫慄。他離開中國已經二十四年,權力者仍然囚禁他於故土之外。思故鄉之日遠,思年華之早衰。任誰都要覺得極度絕望。但是,他決心堅強活下去。不僅要活下去,還要繼續寫下去。只因為他必須陪伴近乎植物人的妻子,他要記錄生命中的摯愛是如何一點一滴隔離了他。他的文字,其實就是證明妻子仍然留在他身邊的軌跡。蜿蜒的筆,糾結的心,寫的可能是日益悲傷的歲月,更是突顯中國統治者的殘忍。」

我想,中共的殘忍與邪惡只是本書遙遠的背景,本書的主旨乃在於對生命和愛的追尋、堅守和禮贊。苦難固然是一種負面的價值,但是,與苦難的對遇、僵持乃至戰勝,是一種可以傳遞與分享的正面價值,超越苦難之後,就能享受莫大的平安。

流亡路上的憂鬱症

在古代的中國,人們沒有流亡的觀念,因為中國被認為是整個的天下。對於士大夫來說,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進退之間的轉換一夜之間就可完成。天下太大,個體太小,桃花源不過是個夢想,哪裡有流亡的天地?直到近代,流亡才成為中國知識份子的人生選項之一。從戊戌變法到「八九」民運,一百年來,中國的流亡者之多,流亡者的作品之多,足以寫成一部流亡的文化史和文學史。

槍響之後,管你是青年導師,還是文學大師,紛紛奪路狂奔。蘇曉康受惠於「黃雀行動」,從北京到香港,從香港到巴黎。抵達巴黎的當夜,「白日逃亡後麻木的知覺,竟復甦在第一次沐浴時,熱水從赤裸的肉體上衝刷出某種終身難忘的味蕾,可以在日後的每一次熱水浴中被重新提取出來。那其實是一個憂鬱的誕生。」人雖然到了自由世界,魂卻留在了天安門廣場,誰能為他叫魂呢?生存是一種幸運,生存何嘗又不是一種更大的痛苦呢?

自由的滋味,並不像沒有自由的時候想像的那麼甜美。普通人恥於披露自身的脆弱,蘇曉康卻在第一頁就原封不動地援引自己的體檢報告——這是一個患過憂鬱症的亞裔男子,描述憂鬱症猝不及防地襲來時的情形:「我有過兩次臨近崩潰、瓦解的經驗,或者說一種昏厥,都把它們初始的復原滋味鮮活地留給了我,也許我從來沒有從那種昏厥中走出來過。」最為可怕的是,這位八十年代才華橫溢、名望如日中天的報告文學作家,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居然一個字也寫不出來了。「我自流亡以來,就陷入『文字休克』狀態,無法寫任何流暢的東西。」戰士失去了槍,作家失去了筆,意味著什麼呢?那是一種怎樣的絕望呢?

妻子伴著他不放棄不回頭

一場突如其來的車禍,讓這個本該在異國他鄉重聚之後的家庭,如一套美麗的青花瓷器,碎裂成再也無法修復的碎片。妻子傅莉躺在床上無知無覺,八歲的孩子在沒有母愛中成長,作為丈夫和父親的蘇曉康,「一個精神癱瘓的人照顧一個身體癱瘓的人」,他照顧臥床的妻子,撫養早熟的孩子,裡裡外外一把手。他回憶說:「這條路只有我自己去走,黑燈瞎火也好,萬丈深淵也好,我唯有孤零零地走下去。好在是陪著傅莉一道走,她的命魂是一點燈光,只能照亮前面幾寸遠,這也夠了。」

我並不同意蘇曉康輾轉反側的過度自責,若非當年參與「六四」民運,怎會如落葉般流亡海外?大時代裡個人的命運,常常是身不由己的,且不能回頭。車禍是偶然,不是必然。

蘇曉康沒有放棄,傅莉也沒有放棄。終於,傅莉奇跡般地醒來,一步步地走向康復,蘇曉康幫她重建了那段消逝的記憶。我和妻子第一次與傅莉見面時,傅莉就在一邊,向我妻子傳授如何適應異國他鄉的生活經驗。一件件事情,一個個人物,她娓娓道來。

傅莉經歷身體殘疾的大難之後,對光與黑暗的準確判斷超乎常人。二○○三年,蘇曉康的父親重病,中國駐美使館偏偏等到人已過世之後,才給蘇曉康夫妻發放簽證,「特許」兩人回國奔喪。追悼會之後,蘇曉康帶著傅莉奔走求醫,希望尋求美國缺少的另類治療方法。一位名醫提出一個需時數月的治療方案。但是,當局的卑劣暴露無遺:他們只允許傅莉留下治療,蘇曉康「一個月後必須離開中國,沒得商量」。傅莉毅然拒絕一人留下。

對於妻子的抉擇,蘇曉康說:「也許傅莉的記憶阻塞,仍將她滯留在六四後的恐怖經驗中,北京和鄭州都成畏途;也許她是極端清醒,絕不願讓國內的親友目睹她的身殘行毀。她之抵死不肯回頭,百倍於我之拋棄鄉願,已成了添加給她的苦難。」

父親、爺爺。去留肝膽兩昆侖

德拉瓦灣是一個支點,它讓蘇曉康在作為第二故鄉的美國土地上,書寫已然失魂落魄的故國,懷念一生為共產黨政權服務卻又受盡逼迫與羞辱的父親和母親,追溯在二十世紀的戰爭和政治中傷痕累累的父系家族和母系家族。

蘇曉康的母親在兒子逃離中國後,終日對著孫子以淚洗面。一九五二年,參加過同盟會的曉康的外公被新政權槍殺,熱情參加革命事業的母親立即沉淪,墮入苦海,從此長期失眠,天天吃安眠藥,脾氣也變得暴躁。致命的打擊是「六四」屠殺和兒子出走,母親再也撐不住,有一天跌坐在西單的巷口,再也沒有站起來。母親去世後,父親在一封信中告訴兒子:「《光明日報》有個副總編輯,指責她養出了一個反革命兒子;又說她父親是反革命,兒子也是反革命。這些話對她刺激很大。」

而蘇曉康的父親蘇沛,當過中共理論權威鄧力群的助手,是中共文宣系統出色的筆桿子之一,年輕時是武漢大學的才子,抱著單純的理想追隨共產黨幹革命。直到生命中的最後幾年,才在通信中隱約透露一點浩茫的心事。曉康坦誠地寫道:「父親憎憤文革,卻不能因此而幡然醒悟,沒能看透這個黨和它的制度,是中共大多數黨員的宿命。對於文革和六四、毛與鄧,他也看不到其間的一條草蛇灰線。九十年代後中國開始糜爛,貧富崩裂,爸爸卻受命去籌建一個黨的建設研究所,研究整頓黨風,並在那裡做到退休。」父親在那自己參與修建的巨大迷宮中怎麼也走不出去,父子之間那道深深的代溝始終未能填平。

蘇曉康沒有見過爺爺,爺爺文革初期就在成都忠烈祠街的蘇家老宅被批鬥致死。蘇沛告訴兒子:「我父親是在叫著我的名字聲中斷氣的。」這位性格沉靜的老人,唯有在給孫兒寫信時才動了真情:「你是流亡者的兒子,母親又是重殘。你們的流亡道路仍然迷茫坎坷。你要愛護你的母親,真正像一個流亡者的後代。」這算是對兒子選擇流亡生涯的肯定與祝福。

《寂寞的德拉瓦灣》終篇於二○一○年奧斯陸劉曉波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上那首哀婉欲絕的《蘇爾維琪之歌》。去留肝膽兩昆侖,沒有人的擔子是輕鬆的。正如在海外流亡十五年後才回家的陳芳明所論:「蘇曉康與劉曉波,是中國民運的雙璧。一個關在國內,一個囚在海外,卻輝映出中國的良心不死。⋯⋯這可能是泣鬼神的世紀散文,字字句句都在自責,也是對時代對政權的最大控訴。這本回憶錄的最後,他只能勇敢面對殘破的生命。但他還是願意與讀者分享兩句話:一是生命極為短促易碎,一是無論如何都不要輕易放棄。他的靈魂底層,仍然躍動著顛撲不破的意志。」

最動人的文字,無不是蘸著血淚寫成的,在這個意義上,《寂寞的德拉瓦灣》與王國維所讚賞的李後主的詞是一樣的。惟願德拉瓦灣的這家人不再寂寞,那一樹的櫻花,雖然短暫,卻能安慰傷痕累累的心。

(蘇曉康著《寂寞的德拉瓦灣》,台灣印刻出版,二○一三年。本文是作者為該書寫的序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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