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本刊發表了一些討論漢字的文章，涉及繁簡體字、漢字改革和中共社會的文字變遷等問題。作為一本以文字傳播為主要功能的刊物，身處電腦時代，確實是一件切身攸關的事情。而文字畢竟是人類貫穿所有時間與空間的文明象徵與生存工具。但在不同的時代與社會，文字會表現其自然的適應性而產生一定的變異，尤為文字工作者所敏感。

中共統治中國大陸以來，以其特有的政治經濟制度，自然也衝擊、影響和改變著中國的文化傳統，文字必在其中。這是一個相當龐大而複雜的課題。我們只能談一點感觸。中共既然是一個來自農民的造反集團，以農村包圍城市而奪取政權，其文化生態便是他們自詡的「工農兵」的、「革命」的「新文化」。（到了文革，大革文化之命，至於極端，並非我們現在議論的範圍）這種中共文化不可避免的粗俗偏激性質，必然反映在語言文字上。他們至尊的領袖毛澤東，就是這方面的導師、權威和影響無與倫比者。他的文章、文風、談吐、習氣已經透過官方鋪天蓋地的灌輸、宣揚，無孔不入地流傳下來，成為「黨文化」的主導，甚至滲透到他的反對者之中。

毛的詩詞、書法更以其浪漫的包裝，成為有商業價值的收藏品。但是，當我們深入到許多內部讀物和檔案史料的研究中，就會發現和他在文革中肆無忌憚發揮出來的流氓政治一樣的許多痞氣的、無法無天的語言文字。例如官方從未正式發表的他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各國共黨聚會上的講話，談核戰爭死人的問題，其放肆、輕挑，不負責任，已經在與會者即國際中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其實他很多講話的原稿都是這樣毫無領袖風範的粗率之談。文革後不少高幹在內部揭露過毛出爾反爾、言而無信、鄙陋不堪的種種醜態。

毛後年代迄今，中國的語言文風由於和世界的溝通交往，當然地發生了不小的變化，文明程度有所提升。在網絡時代，缺乏言論自由的中國人，有了一個出氣和發表的空間，創造了官方話語體系之外的民間語系和氛圍，豐富、活潑而有力，使黨文化的教條、刻板、僵硬相形見絀。官方領導人也在琢磨一些討好聽眾觀眾的語言方式，以新任黨魁習近平而言，就顯示了和他的前任胡錦濤明顯不同的表達風格，他引用的幾句諺語，也還有不俗的感覺，好過溫家寶掉書包裝腔作勢。但從外交風度上看，還是有很大的來自於教育和政治環境的局限，例如這次在莫斯科，當面對普京套近乎，稱我兩性格相同，是好朋友。實在有點無厘頭。去年在大國首腦聚會上，竟然彎腰在地，幫一位談話對方找眼鏡──大可不必嘛，恐怕也是年輕時學雷鋒，留下的習慣「助人為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