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良英從理論研究、歷史觀察和切身體驗中深刻判斷馬克思專政和暴力學說是當代共產革命滔天罪行的根源，是中國知識界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最尖銳最徹底的一位。

●北京維權鬥士胡佳夫婦探望導師許良英。

許良英在他的「自述」——《幻想 挫折 反思 探索》一文裡，記述了自己為追求科學和民主崎嶇坎坷的一生；在談到他曲折的心路歷程時，有這麼一段話：

李慎之在他傳世之作《風雨滄桑五十年》中說，他一九四九年讀到毛澤東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對其中的一段話：「『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你們說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他心頭為之一震。「可是我當時並無特殊感覺。因為我從一九三八年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以後，就嚮往共產主義理想，也接受了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認為專政是通向理想天堂的必由之路。⋯⋯直到一九七四年以後，我才開始醒悟到：馬克思主張專政而否定民主，是他最大的歷史錯誤，是完全違背人類的歷史潮流。」

許良英批判馬克思的專政主張，在他和友人的通信中，有比較清晰的論述。

馬克思最大錯誤是主張專政

許良英一九九三年六月一日寫給劉賓雁的一封信中，針對劉賓雁來信中的一些觀點，比如「要為馬克思恢復名譽，對西方的自由主義很反感，對議會制和多黨制也不滿」等等，表示不同的看法：

「馬克思作為一位學者⋯⋯他的政治思想，他的革命理論，他對歷史發展的判斷，他的經濟學理論，現在看來是很成問題的，有的即使在當時來說也是完全錯誤的。馬克思的最大歷史錯誤是主張專政，反對民主。」

許良英指出馬克思除早期外，對民主、自由概念一直是嘲笑、批判和否定。雖然在《共產黨宣言》中也說了句「以個人自由發展為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的話，但這不過是進入共產主義天堂後的一種理想。而他一再強調，走向這個天堂的道路，只能是「專政」、「暴力」。恩格斯更說，有國家就沒有自由。因此，斯大林和毛澤東的暴政不是沒有根據的。他告訴劉賓雁：「我是痛苦地思考了十多年才作出這一判斷的」。

許良英曾告訴我，可能由於基本觀點的分歧，此後劉賓雁沒有給他寫信，十九年後，劉賓雁的骨灰回國安葬在北京天山墓園，九十二歲的許良英還是前來和老友告別。

馬恩從未放棄暴力革命思想

許良英二○○七年八月二十四日給李銳的信中說：「您為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澤東》一書所寫的序言《功勞蓋世 罪惡滔天》，『罪惡滔天』，說得太好了！」

接著，他指正一段史實：

「這個論斷與歷史事實不符。據我所知，馬、恩不僅沒有建立過共產黨，也沒有建立過社會民主黨。是由李卜克內西與倍倍爾創建了「社會民主工黨」。他們起草的《哥達綱領》，遭到馬、恩的嚴厲批判。恩格斯在給倍倍爾的長信中有一段話闡述無產階級專政：

「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的時候，它之所以需要國家，並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一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馬恩全集》十九卷七頁）列寧的《國家和革命》就是以此為經典發揮而成的。而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中把要求普選權、人民機制等稱之為「陳舊的、人所共知的民主主義的廢話」，並反對宗教信仰自由，認為黨必須「把信仰從宗教的妖術中解放出來」。文中那段共產革命的名言是：

「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的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馬恩全集》十九卷三十一頁）

許良英指出：「直到一八七五年，馬、恩依舊在大力宣傳共產主義、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八年後，馬克思就去世了；去世前，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曾改變這些基本概念。」

針對當前流行的所謂「馬恩晚年放棄暴力革命」的觀點，許良英在這封信中作了辯正。他說：「由於社會民主黨在議會選舉中的勝利，恩格斯對它刮目相看，在他去世前五個月的一八九五年三月，在《法蘭西階級鬥爭》序言中說，可以『利用選舉權奪取我們能奪得的一切陣地』。李卜克內西就此撰文，宣布可以放棄暴力革命。可是立即遭到恩格斯的批評。他於一八九五年四月三日給法國拉法格的信中說，『李卜克內西看到的只是黑和白，色調的差別對他來說是不存在的。』意思是說，議會鬥爭與暴力革命不是黑白不相容的。由此可見，恩格斯從未放棄暴力革命思想。」

西方共產黨早已放棄專政理論

早在一九八八年十一月，李銳曾當面責問許良英：「你為什麼要批判馬克思？」六四事件後，李銳思想有很大變化。二○○四年，李銳見到許良英時說：「現在我同你一樣。」

許良英二○○七年九月十二日給劉緒貽教授寫信，也指出：「馬恩在一八四八年發表《共產黨宣言》以後，其主要論點，如『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共產主義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共產黨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有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一直到晚年都未改變。

一八五二年三月馬克思給Joseph Weydemeyer的信中說，『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是他的『貢獻』。⋯⋯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思想是通過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達到共產主義。⋯⋯到十九世紀，民主思想早已成為人類文明的歷史主流，可是，十九世紀中葉馬恩卻標新立異地主張專政，反對民主，這顯然是完全逆歷史潮流的，必然造成災難性的後果。二十世紀的歷史已成為明證。」

　　事實上，隨著列寧、斯大林恐怖統治內幕的曝光，許多西方共產黨興起一股修改譯文熱，將黨綱中無產階級專政紛紛改為「無產階級執政」。今日中國，在公開的政治文件和報告中，也已不再提「無產階級專政」了，雖然他們在實踐上還在繼續專政。

在中國學者中，已故的李慎之同許良英一樣對馬克思主義持否定態度，但他從不公開說，而王若水的觀點，公開認為馬克思主義是唯人主義，是要求自由、民主的。因此，許良英對著名學者張宣三「完全否定了馬克思主義，而且否定得比我還徹底」，十分讚賞。

「新民主主義」只是毛的宣傳策略

眾所周知，胡績偉寫過一些文章，十分肯定和贊揚毛澤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還提出，「胡趙十年新政是重建新民主主義社會」等等。對此，許良英曾多次給胡績偉寫信，表達自己的不同觀點。許良英認為：

——當年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高唱「四大自由」，反對「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標榜「軍隊國家化」，完全是為了與國民黨爭奪統治權的宣傳策略，他自己從來沒有想真的這樣做。就說「革命聖地」延安，何曾有過「四大自由」：王實味僅僅提出「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就遭圍攻，甚至被處死。

至於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三年，表面上有黨外民主人士擔任國家副主席、副總理和部長，但他們沒有多少實權，重大的決策都由各單位的黨組先討論決定，黨外領導人只是事後附和而已。⋯⋯當時根本沒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特別是一九五一年搞的思想改造運動，不允許有思想自由和基本人權。

——「新民主主義」所謂「新」，就是必須由共產黨領導，這是對民主的否定。胡耀邦主政時期，他有意逐步縮小黨的作用，如實行黨政職責分開，實行行政首長、校長、廠長負責制，黨組織不得干預；並規定首長由選舉產生，必須實行差額選舉。⋯⋯因此，毛澤東的所謂新民主主義，不值得認真對待。

後來，胡績偉經過認真反復思考後，終於接受了許良英的意見。說「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只能是具有普世價值的民主道路。」

二十年農村專政，曾以死抗爭

許良英對馬克思專政學說有深刻認識和尖銳批判，也對其災難性後果，特別是他個人的親身經歷，有著切膚之痛的感受。

許良英一九三八年參加革命後，一直是虔誠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的忠實信徒。一九五七年他成為右派，也只是提出黨不應「對生死與共的朋友無情無義」，定為「極右分子」後，仍死心塌地地迷信毛澤東和馬克思，直到一九七四年才開始從毛的文革迷信中醒悟過來，一九八四年才決心摒棄馬克思主義。

許良英打成「極右」後，被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送黑龍江農場「勞動改造」。他因患有嚴重的關節炎，經受不住東北的嚴寒，決定選擇離職回鄉當農民。作為「專政對象」在農村生活了二十多年，經歷過太多的磨難；特別是文革期間，貧下中農要開萬人大會批鬥許良英。要他五花大綁，雙膝下跪。許良英無法忍受這種凌辱，在批鬥前喝下兩瓶敵敵畏，以死抗拒，被當地衛生所醫生救活。

文革後，一九七七年四月，許良英被調回中國科學院工作，得到平反。在八九民主運動中，許良英發起呼籲政治民主化的四十二人聯名信。六四鎮壓之後，親友們勸他躲避一下，許良英拒絕了。他說：「我已經作過『三世人』，已經活得夠長了。鄧小平說，用二十萬人的生命可以換取二十年的穩定。我若能為中國的民主事業做一個譚嗣同，當死而無悔。」

許良英就是這樣為科學和民主奮鬥了一生。他的崇高品格和感人業績，將永遠受到世人的景仰和懷念！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