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甘陽原是國家主義者
 
汪暉甘陽原是國家主義者
作者: 薛利山

大陸傳真

更新於︰2011-04-06 Print Friendly and PDF

● 被稱為新左派的一些中國學者長期攻擊普世價值,為專制政權提供統治理論,利用西方同道的無知和誤解,內外通吃。但在艾未未等真左派崛起後,他們國家主義者的面目逐漸被識穿。

  最近,大陸學者徐友漁在一次採訪中說,以前與自由派爭論的所謂新左派,實質上是擁護專制極權的國家主義者,中國大陸真正的新左派實際上另有其人,他們在深層思想理論上固然與自由派有分歧,但在對待現實的態度方面,在反對專制、維護公民權利的問題上和自由派是一致的。這個說法得到一些觀察者的注意和贊同,真正新左派開始浮出水面,假的新左派面目逐漸清晰,使得中國大陸社會思想派別的分野回歸本位,魚龍混雜的局面得以澄清。


● 汪暉在烏有之鄉網站集會上演講。(本刊資料)
 

假新左派反市場經濟不反專制

  中國的「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大約始於一九九七年,那時大陸的社會不公正問題漸趨嚴重,貪污腐敗、貧富分化日益突出,社會矛盾不斷加劇,而知識界對於中國社會弊病的診斷和開出的治療藥方卻截然對立。

  新左派認為弊病產生的原因在於中國實行市場經濟的轉型,也在於中國參與了全球化的進程,其代表人物汪暉斷言,中國的社會弊病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社會不公正起源於國際資本在全球的流動,賄賂、腐敗發生於外資公司;他們大力主張加強國家干預、控制的能力,歌頌毛澤東時代的「偉大成就」,認為現在就算有一定成績,也是因為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打下了基礎;他們批評自由派對文革和毛澤東時代極左做法作清算時輕率地拋棄了「一筆寶貴的社會主義遺產」。

  自由主義的立場與此截然對立,認為今日中國的弊病來源於壟斷的、不受制約的權力,來源於這種權力對市場的干擾和破壞,認為實行真正平等、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是消解專制權力、維護公民權利的力量,賄賂、腐敗、不公正是由於市場不規範引起,解決的方法是要使市場規範,把濫用、獨斷的權力從市場排除,而不是倒退到國家計劃一切、控制一切的時代。

  一些外部觀察人士對於兩派的鮮明對立和激烈爭論感到不理解,他們認為即使在對待市場方面觀點不同,雙方仍應有許多共同點,比如在對現實的批判、維護公民權利、捍衛言論自由等方面;甚至有好心人企圖把兩派拉在一起,求同存異、消除分歧。但事實證明,兩派既沒有共同的看法,更沒有一致的行動。

  十多年來,中國社會中發生了許多考驗人們社會良知的事件,比如孫志剛事件、太石村事件、鄧玉嬌事件等等,如果新左派如人們期望的那樣能有所表示、有所行動,那麼新左派與自由派的聯合或統一戰線自然就會形成,但在一系列的維權事件中,何時、何地出現過諸如汪暉、甘陽、崔之元、王紹光等新左派代表人物的身影呢?

  最明顯的是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被封殺一事,當中共當局在二○○六年因為《冰點》發表客觀講述歷史事實的文章而將該周刊封殺時,激起海內外的強烈抗議,連一些原中共黨內高官都發表聲明,維護言論自由,譴責新聞審查。但新左派卻大唱反調,批評《冰點周刊》,支持封殺。被新左派把持的重要刊物《讀書》是唯一一家出版物,膽敢發表文章譴責《冰點》,支持封殺。

陸興華指汪暉不是真正的左派

  新左派和自由主義的對立如此不可調和,相互態度如此敵視,使很多人感到不可理解,以至於有人認為所謂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是無謂之爭,是不該發生的,因為面對中國的現實,兩派應該有不少共同之處。問題在於人們用新左派「理應如此」來代替了他們的實際所作所為,就看不清事情的本來面目和實質。

  新左派的理念和思潮發源於西方社會,在那裡新左派對於自己所處的環境持尖銳批判態度,他們生活在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條件下,所以他們千方百計找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的毛病來痛加批判,而中國的新左派生活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打著社會主義旗號行一黨專政的社會中,他們像西方的新左派那樣把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作為批判對象,完全是捨近求遠、避實就虛。

  新左派的言行使人想起一個故事: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一個議員代表團訪問蘇聯,交談中美國人說蘇聯沒有民主,蘇聯人極力否認,美國人將了一軍:「我們可以喊『打倒里根』,你們敢嗎?」蘇聯人應聲回答:「我們當然可以喊「打倒里根」!」中國新左派自我標榜的「批判精神」也是如此,他們在北京大做反對美國、批判華盛頓共識的文章,安全又可邀功。


● 甘陽曾是1989年5月25日天安門學運中各界聯席會議十點聲明的起草人,力主學生在廣場至少堅持到6月20日人大會議召開。現在脫胎換骨成為中國新左派代表人物,廣州中大高等研究院院長,博雅學院院長,通職教育總監。(本刊資料)

  在新左派陣營中,那些堅持真正新左立場,自命為「原教旨主義新左派」的人對上述虛假的新左立場作了揭露和批判,青年學者陸興華在二○○四年就寫了一系列文章。他在一篇文章中說,汪暉是中國新左派的棋手,但「汪暉也必須記住,西方新左派不是中國新左派,兩者分屬不同的思想、政治、機構譜系,重合的地方不多,其所繼承的遺產、政治行動綱領、話語和機構傳統之間,也很有不同甚至違逆的地方。」他還指責說,汪暉等新左派關心中國社會中的弱勢群體的狀態是假的,他們的「人民」和「弱勢群體」還只是他們的貼身跟童、人質,只是送來方便而已。

  在陸興華的眼中,那些「認真負責的自由主義者往往也是左得很好的」,比如自由主義者王怡身上的一些「左」,左得比幾乎所有中國新左派都好。在討論中國大陸的社會弊病時,陸興華認為前提條件是要有民主憲政、法治框架、民意表達和民眾參與,問題的癥結是政治改革嚴重滯後,這些主張與自由主義完全一致。可見如果新左的立場是真的,與自由主義的共同點就會相當多。

甘陽為中共專制辯護紙包不住火

  有大約十年的時間,新左派們一面在國內抗議對手給他們戴帽子、貼標簽,一面在國際上盡情享受「新左派」這個名稱帶來的好處。他們一邊捍衛「社會主義的寶貴遺產」,攻擊普世價值,一邊利用西方同道的無知、誤解和讚譽,頂著「中國大陸的重要維權人士」、「主要的持不同政見者」等桂冠,內外通吃。他們的得手,在於西方的左派不瞭解中國真情和自己的一廂情願,也在於他們在國內說一套,在西方說另一套。

  但是紙裡包不住火,真相畢竟會顯露出來,特別是近年來國內外大事一件件發生,中共當局侵犯人權的行徑日益加劇,新左派的虛假立場很難繼續維持。

  暴露得最充分的是甘陽。他以前為了混淆視聽,把自己稱為「自由左派」,即自由派的左翼,但他在二○○四年到二○○八年的言論表明,他的立場與中共當局沒有差別,有的只是把當局的「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綱領理論化、系統化的雄心。他在二○○七年用自己的「中國道路」來闡發官方目標,將此定義建立一個「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他大力歌頌毛澤東,認為「毛澤東時代所形成的傳統,這個傳統的主要特點是強調平等,是一個追求平等和正義的傳統」,而「中國的改革今後需要達成新時代的『通三統』,亦即認為今天要強調,孔夫子的傳統、毛澤東的傳統、鄧小平的傳統,是同一個中國歷史文明連續統。」

  二○○八年西藏三一四事件之後,汪暉發表關於西藏問題的文章,他嚴厲譴責西方媒體對事件的報道,譴責「外來勢力的組織、策劃」,把藏民的遊行抗議說成是「暴動」,歌頌中共在西藏的「民主改革」。和甘陽一樣,汪暉力圖以更加理論化的言說,來做到官方宣傳不能做到的事情。

  很明顯這幾年新左派表現出一種新的動向:在取悅於西方新左派和取悅於中共當局之間,他們比以前大幅度地傾向於後者。

艾未未錢理群才是真正的左派

  與此同時,像艾未未、錢理群這樣的在思想立場上有新左派傾向的人,在維權運動中表現得越來越積極,在關於六四鎮壓、零八憲章、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等問題上的態度和言論,在維護言論自由、反對文化專制等問題上的鮮明表態,說明持新左立場與反對專制極權不但不矛盾,而且是題中應有之義,說明新左與自由派在批判中國現實的活動中不但應該,而且很自然地站在一起。艾未未、錢理群這類人的影響日益增大,關於新左與自由派關係的疑問就日益消失。

  由於中國新左派在反對專制和維權活動中長期缺位,更由於其中一些人明顯甚至過份的親政府言論,以前對他們欣賞有加的歐美、台灣的新左派中已經有人開始對他們的真實立場產生懷疑和警惕。

  在今日中國,判斷一個知識分子立場是否可取,首先是看他是否反對專制極權,是否捍衛公民的基本權利,比如言論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財產權等等,其他在社會、思想、文化方面的觀點在其次。對於前者要存大同,對於後者可以存小異。新左和自由派的深層次分歧,應該在一個憲政民主平台已經搭建好了之後,以自由討論的方式解決。

(薛利山,北京學者)

小辭典:國家主義

  國家主義(Statism)是一種提倡以國家力量達至經濟或社會目標的意識形態。

  這種意識形態是指以國家權力為核心,以權力至上為價值基礎的一種社會觀念體系。把民族國家吹捧為理想的政治組織形式,要求公民把對它的忠誠看得高於一切。國家主義19世紀前首先在西歐隨著民族國家的鞏固而發展起來。民族主義、愛國主義、集體主義是其派生物。國家主義的兩個高潮是20世紀採行中央計劃的法西斯主義(納粹德國)和共產主義(蘇聯、中國)。(參考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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