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法治社會，做官和做律師的職業準則，有依法的一致性，而且，做律師是有尊嚴有體面的，至少在四九年以前，他們還能守住自己的職業倫理。

●1980 年2 月台灣美麗島雜誌事
件，著名的黨外律師團。就是進而
從政退而當律師的典型。這些律師
不少是台灣三十年來的風雲人物。

律師百年，我們可以梳理出很多條線索，從退而做律師到進而從政，可以看做其中的一條線索。

我其實更願意把律師稱為辯護師，中華民國和律師基本上是同一個時間點產生的。當年浙江省在《浙江公報》上就刊登過浙江提法司核准的辯護師名單，上面有一百幾十個辯護師，就是我們今天說的律師。在《暫行律師章程》出台之前的中國，至少在浙江省有過《辯護師法》這樣的法規，所以我更喜歡用辯護師這個說法，律師是人民的辯護師。 

在民國三十八年之前，也就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國，從官位下來退而做律師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曾在十五年中三次出任司法總長的張耀曾律師，曾經做過司法總長和教育總長的章士釗律師，曾經做過大理院院長的董康，曾經做過眾議院議員的劉崇佑，曾經做過眾議院議員的沈鈞儒，曾經做過浙江省議員的阮性存⋯⋯⋯這個名單我們還可以繼續排下去。

民國時代很多辭官者做律師 

隨著歷史的演變，在民國六十八年即一九七九年之後的台灣出現了另外一個現象，就是進而從政。可以隨便舉幾個律師為證，這幾個律師都是「美麗島」一案的辯護律師，蘇貞昌、謝長廷、陳水扁、尤清、江鵬堅、張俊雄，還有其他人，因為當時出來辯護的有二十一個律師，他們從政的比例非常高，而且這些人有多位後來都做了中華民國的總統或者總統候選人、副總統候選人、行政院長之類的。 民國百年，中國律師的百年興衰，這條脈絡是很清晰的。前三十八年我們有一個什麼樣的傳統？有一個退而做律師的傳統，為什麼能夠退而做律師，因為在一個法治社會，做官和做律師的職業準則，有高度的法學與法制的一致性，而且，做律師是有尊嚴的，有體面的，至少在那一個時代，無論是北洋政府時代，還是南京國民政府時代， 他們還能守住自己的職業倫理（包括職業規則，職業尊嚴、職業榮譽）。

民國六十八年以後的台灣，從一九八一年開始，「美麗島」一案的辯護律師們開始踏上從政之路，紛紛當選為台北市議員、台灣省議員。謝長廷是一九四六年生，蘇貞昌一九四七年生，陳水扁一九五一年生。「美麗島」一案發生時，一九七九年，諸位看一下他們的年齡，最年輕的陳水扁竟然只有二十八歲，年紀最大的謝長廷也只有三十三歲，這批年輕的律師從一九八一年開始因為「美麗島」一案辯護的緣故踏上了從政的道路，從議員到總統，這條路就走過來了。

我感受到這樣一點，無論是「退而」 到專業領域做律師，還是「進而」到公共領域，他們有一個相同的地方就是有一個共同的底線，他們對職業倫理的在意，對職業倫理的堅持，這種職業倫理是超越政治立場的，不分左右的，不分你信仰三民主義或者共產主義的。法國留學回來的法學博士吳凱聲先生，在汪偽政府時期當過外交次長，但是他在一九三○年代曾為多位中國共產黨早期著名人物做過辯護律師，包括陳獨秀的兒子陳延年、廖仲愷的兒子廖承志及陳賡等人。

他並不相信共產主義，但是作為律師，他是盡了本份的，盡了責任的。章士釗為陳獨秀辯護，也不是因為認同陳獨秀的政治觀點。抗戰前夕，二十一個一流的律師，包括張耀曾律師在內，為「七君子」辯護，他們的政治立場並不一致，他們許多人不贊成「七君子」偏左、偏共的立場，但是他們還是站出來為「七君子」做了辯護。 那個時代，作為律師，他們可以守護自己的職業倫理，堂堂正正地為不同政治信仰，不同政治觀點的人做無罪辯護。

事實判斷應該先於價值判斷

當然，不論「退而」還是「進而」，是民國三十八年之前，還是民國六十八年之後，都是由社會條件決定的。如果這個社會沒有開放選舉，任何律師都沒有機會「進而從政」。所以，更加重要的其實不是退，或是進，而是可進可退。只有建立一個每一個人作為個人受到尊重，而不讓任何人成為偶像的常態社會，每一個人才可以選擇退或是進。 對今天的律師業來說，在暴得大名、萬眾矚目和腳踏實地、得寸進寸之間，更多的人無疑也會選擇前者。但我深信，在這兩者之間，在腳踏實地和暴得大名之間有一條共同的底線，就是職業倫理，就是民國時代的律師們曾經堅守的職業倫理。

我深信一個傳統不僅是由個別明星式的律師塑造的，它更是由默默無聞的律師共同塑造的。後者才是基礎，是底部，是常數，可遇可求；前者帶有更多的偶然性，所以我並不太看重明星式律師的出現。歷史不僅是由那些廣受矚目的事件和法律個案構成的，更是由那些默默的發生並沒有受到廣泛關注的事情構成的，後者比前者更能夠反映一個時代、一個社會真實而普遍的面貌。

上帝會為我們指出公義的通道

我相信事實判斷先於價值判斷。今天的中國有很多的分歧，相信我們先做事實判斷，然後再去做價值判斷，才有可能形成基本的共識，只有在事實判斷的基礎上，才有可能有真的共識。更多的中國人都在講價值判斷，你是左的，他是右的。如果一直都在糾纏左和右，中國的未來是無法達成共識的，今天沒有共識，將來也不會有共識。

但是，我深信當我們完全絕望的時候，上帝會為中國開出一條意想不到的通道。 人的盡頭就是上帝的起頭，當中國進入了在人看來毫無指望的絕境的時候，當北京的霧霾要把整個城市埋掉的時候，當我們看見任何的道路都已經堵死了，無論是上天還是入地，四面八方都沒有了路，這個時候上帝會親自伸出他大能的手，給我們一條開闢一條意想不到的道路。我願意把中國的未來交在上帝的手裡，當然上帝也要借人來說話，要借我們這些活在地上的人，包括認識他的和不認識他的人也在內，他會借助我們說話，借助我們去做開路的工作。

這條路在哪裡，我還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上帝的手裡掌握著明天的道路。中國的明天不在一個很詭譎的地方，也不在一個很複雜的地方， 只是這條通道我們今天還看不見，但是我相信上帝手裡已經有了，他的手裡有一個藍圖。 昨天我在飛機上看一本書《上帝的藍圖》，邊上的乘客很好奇，說這本書有這麼好看嗎？我笑笑沒有回答。上帝的藍圖，才是真正美麗的藍圖，超越我們人的想像的藍圖，在他的藍圖裡，有公平，有正義，在他那裡公義有如滔滔江河。今天的中國缺什麼？最缺的就是公義。我相信未來只有上帝親自來帶領，而我們只有盡自己的本份去努力，包括中國的律師在內。

二○一三年三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