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而律師,進而從政
作者: 傅國湧

中國崛起透視

更新於︰2013-04-06 Print Friendly and PDF

一個法治社會,做官和做律師的職業準則,有依法的一致性,而且,做律師是有尊嚴有體面的,至少在四九年以前,他們還能守住自己的職業倫理。


●1980 年2 月台灣美麗島雜誌事
件,著名的黨外律師團。就是進而
從政退而當律師的典型。這些律師
不少是台灣三十年來的風雲人物。

律師百年,我們可以梳理出很多條線索,從退而做律師到進而從政,可以看做其中的一條線索。

我其實更願意把律師稱為辯護師,中華民國和律師基本上是同一個時間點產生的。當年浙江省在《浙江公報》上就刊登過浙江提法司核准的辯護師名單,上面有一百幾十個辯護師,就是我們今天說的律師。在《暫行律師章程》出台之前的中國,至少在浙江省有過《辯護師法》這樣的法規,所以我更喜歡用辯護師這個說法,律師是人民的辯護師。 

在民國三十八年之前,也就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國,從官位下來退而做律師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曾在十五年中三次出任司法總長的張耀曾律師,曾經做過司法總長和教育總長的章士釗律師,曾經做過大理院院長的董康,曾經做過眾議院議員的劉崇佑,曾經做過眾議院議員的沈鈞儒,曾經做過浙江省議員的阮性存⋯⋯⋯這個名單我們還可以繼續排下去。

民國時代很多辭官者做律師 

隨著歷史的演變,在民國六十八年即一九七九年之後的台灣出現了另外一個現象,就是進而從政。可以隨便舉幾個律師為證,這幾個律師都是「美麗島」一案的辯護律師,蘇貞昌、謝長廷、陳水扁、尤清、江鵬堅、張俊雄,還有其他人,因為當時出來辯護的有二十一個律師,他們從政的比例非常高,而且這些人有多位後來都做了中華民國的總統或者總統候選人、副總統候選人、行政院長之類的。 民國百年,中國律師的百年興衰,這條脈絡是很清晰的。前三十八年我們有一個什麼樣的傳統?有一個退而做律師的傳統,為什麼能夠退而做律師,因為在一個法治社會,做官和做律師的職業準則,有高度的法學與法制的一致性,而且,做律師是有尊嚴的,有體面的,至少在那一個時代,無論是北洋政府時代,還是南京國民政府時代, 他們還能守住自己的職業倫理(包括職業規則,職業尊嚴、職業榮譽)。

民國六十八年以後的台灣,從一九八一年開始,「美麗島」一案的辯護律師們開始踏上從政之路,紛紛當選為台北市議員、台灣省議員。謝長廷是一九四六年生,蘇貞昌一九四七年生,陳水扁一九五一年生。「美麗島」一案發生時,一九七九年,諸位看一下他們的年齡,最年輕的陳水扁竟然只有二十八歲,年紀最大的謝長廷也只有三十三歲,這批年輕的律師從一九八一年開始因為「美麗島」一案辯護的緣故踏上了從政的道路,從議員到總統,這條路就走過來了。

我感受到這樣一點,無論是「退而」 到專業領域做律師,還是「進而」到公共領域,他們有一個相同的地方就是有一個共同的底線,他們對職業倫理的在意,對職業倫理的堅持,這種職業倫理是超越政治立場的,不分左右的,不分你信仰三民主義或者共產主義的。法國留學回來的法學博士吳凱聲先生,在汪偽政府時期當過外交次長,但是他在一九三○年代曾為多位中國共產黨早期著名人物做過辯護律師,包括陳獨秀的兒子陳延年、廖仲愷的兒子廖承志及陳賡等人。

他並不相信共產主義,但是作為律師,他是盡了本份的,盡了責任的。章士釗為陳獨秀辯護,也不是因為認同陳獨秀的政治觀點。抗戰前夕,二十一個一流的律師,包括張耀曾律師在內,為「七君子」辯護,他們的政治立場並不一致,他們許多人不贊成「七君子」偏左、偏共的立場,但是他們還是站出來為「七君子」做了辯護。 那個時代,作為律師,他們可以守護自己的職業倫理,堂堂正正地為不同政治信仰,不同政治觀點的人做無罪辯護。

事實判斷應該先於價值判斷

當然,不論「退而」還是「進而」,是民國三十八年之前,還是民國六十八年之後,都是由社會條件決定的。如果這個社會沒有開放選舉,任何律師都沒有機會「進而從政」。所以,更加重要的其實不是退,或是進,而是可進可退。只有建立一個每一個人作為個人受到尊重,而不讓任何人成為偶像的常態社會,每一個人才可以選擇退或是進。 對今天的律師業來說,在暴得大名、萬眾矚目和腳踏實地、得寸進寸之間,更多的人無疑也會選擇前者。但我深信,在這兩者之間,在腳踏實地和暴得大名之間有一條共同的底線,就是職業倫理,就是民國時代的律師們曾經堅守的職業倫理。

我深信一個傳統不僅是由個別明星式的律師塑造的,它更是由默默無聞的律師共同塑造的。後者才是基礎,是底部,是常數,可遇可求;前者帶有更多的偶然性,所以我並不太看重明星式律師的出現。歷史不僅是由那些廣受矚目的事件和法律個案構成的,更是由那些默默的發生並沒有受到廣泛關注的事情構成的,後者比前者更能夠反映一個時代、一個社會真實而普遍的面貌。

上帝會為我們指出公義的通道

我相信事實判斷先於價值判斷。今天的中國有很多的分歧,相信我們先做事實判斷,然後再去做價值判斷,才有可能形成基本的共識,只有在事實判斷的基礎上,才有可能有真的共識。更多的中國人都在講價值判斷,你是左的,他是右的。如果一直都在糾纏左和右,中國的未來是無法達成共識的,今天沒有共識,將來也不會有共識。

但是,我深信當我們完全絕望的時候,上帝會為中國開出一條意想不到的通道。 人的盡頭就是上帝的起頭,當中國進入了在人看來毫無指望的絕境的時候,當北京的霧霾要把整個城市埋掉的時候,當我們看見任何的道路都已經堵死了,無論是上天還是入地,四面八方都沒有了路,這個時候上帝會親自伸出他大能的手,給我們一條開闢一條意想不到的道路。我願意把中國的未來交在上帝的手裡,當然上帝也要借人來說話,要借我們這些活在地上的人,包括認識他的和不認識他的人也在內,他會借助我們說話,借助我們去做開路的工作。

這條路在哪裡,我還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上帝的手裡掌握著明天的道路。中國的明天不在一個很詭譎的地方,也不在一個很複雜的地方, 只是這條通道我們今天還看不見,但是我相信上帝手裡已經有了,他的手裡有一個藍圖。 昨天我在飛機上看一本書《上帝的藍圖》,邊上的乘客很好奇,說這本書有這麼好看嗎?我笑笑沒有回答。上帝的藍圖,才是真正美麗的藍圖,超越我們人的想像的藍圖,在他的藍圖裡,有公平,有正義,在他那裡公義有如滔滔江河。今天的中國缺什麼?最缺的就是公義。我相信未來只有上帝親自來帶領,而我們只有盡自己的本份去努力,包括中國的律師在內。

二○一三年三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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