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蔣經國之變看今日中國面對的內外壓力，只要拒絕極端民族主義和偽自由派，堅持妥協辦事，放棄恐怖加腐敗的專政，憲政民主有希望。

●2003 年12 月8 日中國總理溫家寶訪問華盛頓之
前特地在紐約華爾街證券交易所敲響開市鐘。中國
市場向國際金融資本開放自1997 始，已15 年。

從「中共十八大」到「十二屆人大」，舉世關注中國的「政治改革」。有「滿懷期待」的，有「極度失望」的。其間發生「南方週末」新年獻詞「中國夢，憲政夢」被篡改事件，「滿懷期待」者也悲觀起來，似乎對「政治改革」絕望了。

我寫過一篇「十八大──黑暗中國的破曉」，認為今日中國已到歷史臨界點。中國之變與不變，向哪裡變？取決於時代潮流、內外環境和人民意志，不以任何個人意志為轉移。蔣經國晚年說過的話「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適用於今日中國。

蔣經國之變：受到外部內部的壓力

台灣的「破曉」，始於蔣經國晚年。蔣經國是貨真價實的「太子」。在國民黨內，「太子派」也不斷與「CC派」、「夫人派」等內鬥。蔣經國長期掌控軍事、政工、情治系統，是「白色恐怖」的製造者，他自己供認不諱。

一九五五年，蔣經國接受美國學者艾倫．懷丁訪問時說：「在亞洲，一黨專政是唯一的統治辦法。政工、特務、青年反共救國團被攻擊得最厲害，美國的誤會也最深。但唯有如此，才能反共。只要中共存在一天，我們就永遠沒有民主。」到了一九八○年代，蔣經國感受到「時代、環境、潮流」變化的巨大壓力，他不得不變了。

一個是外部壓力，國際環境巨變，威脅台灣的生存空間。一九七八年鄧小平恢復權力後做的第一件事，是迫使美國卡特政府接受他的對台斷交、撤軍、廢約「三條件」。

國民黨戒嚴統治的根據，是把台灣當作「反攻大陸」基地。雖然美國第七艦隊開進台灣海峽，既阻止毛澤東「解放台灣」，也阻止蔣介石「反攻大陸」。但蔣介石的「反攻大陸」夢，基於他迷信「美蘇必戰」；等到有一天美國進軍蘇俄，他就可乘機重返南京。然而蔣經國等到的，卻是美國與中共聯手制蘇；那末即使將來「美蘇必戰」，也沒有國民黨的機會了。

所以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國民黨十一屆四中全會上，蔣經國說：「這是本黨歷史上最艱險的一年。」就是說，比一九三七年、一九四九年更艱險。一九三七年日本侵華，可以退到大後方重慶。一九四九年被共產黨打敗，可以逃到台灣。一九七九年在美國斷交與鄧小平「促統」雙重壓力下，台灣已無路可退。

另一個是內部壓力，自南歐興起的民主化時代潮流衝擊到台灣。十二月十日那一天是「世界人權日」，當晚高雄發生「美麗島事件」，標誌台灣自由民主運動新高潮的來臨。

一九八○年二月的「美麗島大審」，是蔣經國對台灣自由民主運動的最後一次大規模鎮壓，幾乎把著名反對人士一網打盡。然而台灣人民卻勇敢地站到了蔣經國的對立面——被審判者一邊。

當年年底的民意代表選舉，「美麗島大審」的受難者家屬和辯護律師獲得空前勝利，使蔣經國看到戒嚴統治的威懾力量已擋不住自由民主的時代潮流，台灣民眾已不再畏懼支持挑戰國民黨的新政治力量了。

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一靠美國支持，二靠「反攻大陸」幻夢，三靠「戒嚴法」恐怖威懾。這三條都破滅了。那時蔣經國已百病纏身，坐在輪椅中視事。他別無選擇了嗎？也不是，他有三種可能的選擇：

蔣經國的老路、邪路和正路

第一種，繼承蔣介石的哲學「以不變應萬變」，繼續「拚經濟」，政治上「維持現狀」，這是國民黨內主流傾向。這個戒嚴體制在風雨飄搖中維持了三十多年，而蔣經國已是風燭殘年，他可以再維持幾年，留給台灣一個不確定的未來。這是「老路」。

第二種，接受鄧小平的「問候」，共商兩岸統一。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本來是針對台灣和蔣經國設計的，鄧小平還請李光耀專程赴台，向他的莫斯科學弟表達「問候」。事後蔣經國召見美國在台協會代表丁大衛，要他告知美國政府，李光耀來台轉達鄧小平「問候」，意在促成「第三次國共合作」，談判「和平統一」，蔣已給予「否定回應」：「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蔣經國認為那是「邪路」。

第三種，是告別舊時代。同過去的舊制度告別，同獨裁者的蔣經國告別，順應時代潮流，帶著台灣告別過去。蔣經國選擇的，正是這一條對於他個人，對於他的黨，都屬於最困難的新路。蔣經國以他自己的歷史哲學，「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取代了他父親蔣介石的「以不變應萬變」，帶領台灣跳進歷史大變動的驚濤駭浪，台灣的民主制度轉型由此起步。歷史證明，蔣經國選擇的是一條「正路」。

美國創新轉型挑戰中國畸形繁榮

今日中國，同樣處於「時代、環境、潮流」大變動的歷史時刻，共產黨的統治面臨外部和內部的嚴峻挑戰。

第一，國際形勢的「巨變」，美國的「再平衡」全球戰略蓄勢待發。

當前流行的「中國崛起，西方衰落」論，是極端民族主義「自大狂」的誤判。從華爾街開始遍及全球的金融海嘯，是柯林頓、江澤民時代的「非理性繁榮」所引發，即格林斯潘所謂「中國製造，美國消費」、「中國發展實體經濟，美國發展虛擬經濟」的「全球化分工」。它害了世界，也害了中國。

大家記得一九九七年秋天的一個早晨，江澤民趕到紐約華爾街去敲響證券交易所開市鐘的故事吧？自那時開啟的這種「全球化分工」，實質上是開放全球金融資本，競相壓榨中國的廉價人力、土地、資源和自然生態，以大量生產廉價商品供應全球消費市場，製造GDP和證券市場泡沫的急遽膨脹。

這種「非理性繁榮」導致災難性的分配不公、貧富懸殊、高失業率、環境惡化、治安敗壞和道德危機。這是全球問題，也是中國問題。只看到「中國崛起」，看不到「崛起」付出的沉痛代價，是當前最大危險。美國檢討了當年放棄製造業帶來高失業率、貧富懸殊，導致「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歷史教訓，提出重建「先進製造業」的「創新轉型」。轉變的「核心」，是「培育創新人才，開發創新產品，創造新商機和新就業機會」。引領「創新轉型」風氣之先的哈佛大學，創建了多學科交叉合作的「創意實驗室」，把創意和實現創意的能力作為培養學生的目標；改變了不適應創新時代潮流的傳統教育體制。

在「創意實驗室」裡，研發、產業、巿場是銜接的，學校與產業界共同投入，提倡「Learning by doing」（邊學邊做）。師生互動，創意設計，學生可在全校二千多門網上課程中自主選課，也可校外自由選課，通過就拿學分。「創新轉型」啟動了美國創新型實體經濟的發展，例如「頁岩氣革命」，由於開採技術「大躍進」，美國頁岩氣產量大增，促進製造業成本與排碳量雙降低。美國石油進口已從百分之六十下降至百分之四十，明年降至百分之三十，二○三○年實現能源自給自足。

奧巴馬二○一三年度「國情諮文」，提出「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兩個「再平衡」，包括「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係」（TTIP）和「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這一蓄勢待發的新經濟戰略將改變「全球化」的舊格局。不能把美國的「再平衡戰略」簡單地視作對「中國崛起」的「圍堵」。事實上，由於WTO「多哈回合談判」長期陷於僵局和APEC每年聚會淪為清談，世界亟需面對今日經濟和生態不平衡的困境，通過全球經濟的「創新轉型」，實現人類生存與自然生態的「再平衡」。作為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大國，要實現「美麗中國」，理當順應全球「創新轉型」的時代潮流，與世界攜手並進。

恐怖加腐敗的專政模式走到盡頭

第二，中國內部形勢的「巨變」。誤入歧途的「改革開放」造成的生存困境，到了必須「痛改前非」的歷史臨界點。

江澤民「自大狂」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其靈魂是第一個，「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什麼是「先進生產力」？理應是人類創造力產生與累積的文明成果，怎麼會是「中國共產黨」？江澤民「目中無人」。在工地、工廠、農田勤勞建設現代國家、為全球市場生產民生用品的工人和農民，各行各業的設計師、工程師、教師、醫師、廚師、農藝師、企業家和管理者、實驗室裡的科學家和研究人員，在江澤民眼裡，都只是特權資本的奴隸和工具。郭台銘的「富士康」集團是一個典型。他以踐踏員工的個性自由和創新能力的「人海戰略」，組裝最有個性和創意的蘋果產品，使百萬員工淪為組裝線上機器的奴隸。

中國為這種反人性生產力付出的代價，是農民田地被奪，居民住房被拆，全國農田、山林、草原、江河、湖泊、海洋大規模被污染、破壞。農民失地，工人失業，政府劫貧濟富、劫民濟官，官逼民反的「群體事件」直線上升，全國武警、網警窮於對付，終於發生盲律師陳光誠脫逃成功的驚世之舉。全球付出的代價，是百年不遇的金融海嘯、失業危機、貧富懸殊，終於爆發百分之九十九 VS百分之一的「佔領華爾街」運動。

胡錦濤的「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是對江澤民「反人性發展觀」的糾正，因受江及其門徒干擾未能貫徹。溫家寶的「政治改革」、「普世價值」，又頻遭吳邦國「五不搞」與「偽自由派」所謂「影帝溫家寶」的左右夾攻，無疾而終。

十八大前發生的兩個標誌性事件：薄王事件暴露了專制黨國的內部分裂，陳光誠事件宣告了暴力「維穩」的徹底破產。這兩大事件打破了中國內部的恐怖平衡，表明江澤民、薄熙來、周永康式「恐怖加腐敗」的專政模式，走到了歷史的盡頭。

新班子不說政改，卻說憲政中國

從「中共十八大」到「十二屆人大」可以清楚看到，「憲政中國」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也是新的國家領導人走出當前困境必須作出的選擇。從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的在「十二屆人大」的言行看，不能說他們對此毫無作為。

習近平以近乎就職宣誓的語氣說，「我將忠誠履行憲法賦予的職責，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擴大人民民主，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自覺接受人民監督。要勇於沖破思想觀念的障礙和利益固化的藩籬，敢於啃硬骨頭、涉險灘。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必須依靠人民來實現。」

李克強在記者會上表示，「我們將忠誠於憲法，忠實於人民，促進社會公正。政府是社會公正的守護者，要使人人享有平等機會。把錯裝在政府身上的手換成市場的手，這是削權，是自我革命，會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覺，我們要有壯士斷腕的決心。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還難，但再深的水也得趟，因為別無選擇，它關乎國家命運。」

張德江說，「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維護憲法和法律權威，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重要作用，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健全權力運作制約和監督體系，加強對憲法和法律實施情況的監督檢查，在法治軌道上推動工作，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權益，任何組織和個人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

不能說這些言辭否定了「政治改革」，他們少用或不用「政治改革」這四個字可以理解，這四個字從鄧小平晚年到江澤民時期早已失去本來意義，溫家寶想恢復其原本價值卻被譏為「影帝」，李克強說「喊破嗓子不如甩開膀子」不為無因。

體制內外都要遵循政治妥協原則

台灣從國民黨的黨國體制向民主憲政轉型，重要的歷史經驗是：從「體制內」的執政者到「體制外」的反對力量和民眾，都能遵循和平、理性、妥協的原則。妥協是一門藝術，有進攻就有退卻，不但需要掌握己方妥協和退卻的界限，也需要具備迫使對方妥協和退卻的智慧。

台灣的經驗表明，無論是體制外的自由民主力量，還是體制內少數開明派，都難以單獨戰勝國民黨內盤根錯節的舊勢力。唯有體制內外協調互動，才可能擊敗舊勢力，實現從黨國專制統治到現代民主憲政的制度轉型。

連任民進黨兩屆主席的黃信介，是善於掌握妥協藝術的典範。一九九○年三月，他與「野百合」學生運動配合，迫使李登輝接受民進黨提出的「政治改革程式」。台灣的憲政民主進程，基本上是按照黃信介的設計實現的。

反對極端民族主義、偽自由主義

實現「憲政中國」需要的，正是「體制內」與「體制外」自由民主力量的協調互動，警惕兩種極端主義的干擾。一種是極端民族主義，以「新左派」自居的「自大狂」，他們是對內的「專政派」、對外的「戰爭派」，是中國特色的法西斯主義。另一種是反對民主、反對公平正義，把自由與平等對立起來的偽自由主義。他們自稱「讓少數精英先自由、先民主起來」的「貴族自由主義」。他們曲解托克維爾，稱托克維爾是反對民主、反對革命的保守主義者。他們從「告別革命」進而「畏懼改革」，以「改革會引發革命」抵制「憲政中國」。

托克維爾是「揚棄」貴族自由主義達到現代憲政民主自由主義的思想家，他從來沒有「全盤否定」法國大革命。他的家族上了法國大革命的斷頭台，但他超越階級意識，始終堅持法國大革命「自由、平等、博愛」的普世原則，他否定的是雅各賓反自由、反民主的暴政。

這裡需要簡單提一下對「揚棄」概念的普遍誤解。這一概念源自康得和黑格爾，德文原文是「Aufheben」，包含肯定、否定雙重含義，中文譯為「揚棄」，同樣包含「發揚」和「拋棄」雙重含義。托克維爾「發揚」了貴族自由主義的自由價值，而「拋棄」了不平等的階級局限，使之成為人人平等享有自由的普世價值，這就是托克維爾堅持的「一七八九年大革命的原則」，而雅各賓專政恰恰背叛了「一七八九年大革命的原則」。

余英時：台灣民主使國情論破產

「憲政中國」不是夢，自由民主、公平正義的時代潮流是不可阻擋的。但實現的過程如何避免曲折和災難，取決各派自由民主力量的互動，每一個國家主人都應貢獻自己的一分心力。台灣把自己的民主制度轉型稱做「寧靜革命」，也許可以作為一面鏡子，既遵循普世價值，又兼具東方特色。

二○○○年台灣首次政黨輪替、和平轉移政權時，歷史學家余英時教授寫過一篇「打破『西方民主』的迷思」，茲引用一段作為本文的「結語」——

一九三○年代的國民黨和今天的共產黨都用「國情」兩字為藉口，拒絕所謂「西方民主」，堅持「一黨專政」。其實民主是不是從開始便完全屬於西方文化的專利品？現在已頗有問題了。今天研究古代希臘民主起源的人已承認一個可能性，即城邦民主制度也許最先出現在西亞的腓尼基人那裡。總之，民主不必與西方文化之間劃上等號，中古基督教中也儘有「非民主」或「反民主」的因素，這是可以斷言的。相反的，台灣的民主至少也證明中國文化決不是與民主制度不能並存的。「國情」之說至此已徹底破產。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於普林斯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