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演變:通向改革的正路
 
和平演變:通向改革的正路
作者: 李世偉

中南海

更新於︰2013-04-05 Print Friendly and PDF

借鑒法國大革命俄國十月革命歷史教訓,蘇聯台灣韓國都是經由和平演變實現國家的民主轉型,中國改革開放也是和平演變實現資本主義經濟的進步,憲政民主還有其他選擇嗎?


●英國自1688 年和平的光榮革命以來,建立了穩定的
君主立憲體制三百多年持續發展。英皇室迄今為國
民所愛戴、尊重。英國皇室女王與子孫三代近影。

在中國大陸,「和平演變」遭到執政黨半個多世紀的持續攻擊和批判,成為大陸從政者和官方學者避之唯恐不及的敏感詞彙,成為一個反動的原罪。「和平演變」,談虎色變。

革命與演變都是描述社會變化的進程。前者通指暴力方式的劇變,後者指平穩和緩的改革性漸變。差別在於變化方式和激烈程度。

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和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十月革命都是暴力革命的樣板。恐怖屠殺是這兩次革命的共同標誌。法國大革命搞了八十多年,直到一八七○年第三共和國的建立,才算走上穩定的憲政體制。俄國從十月革命到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經歷了七十多年的專制復辟之後,才初步確立民主政體。

始於一六四○年的英國革命,是殺人較少的一次革命。完成革命的一六八八年的「光榮革命」沒有流血,卻建立了長期穩定的君主立憲制政體,直到現代社會。

從法俄革命到台灣韓國和平演變

中國從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算起已經過了一百年,至今尚未在全國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憲政體制。這是追求民主、自由和憲政治國的仁人志士不能不扼腕歎息的事實。

面對中國現代史,為什麼暴力革命欲速而不達?專制的復辟會與暴力革命如影隨形?答案在於人性的複雜性。人性是一個善惡的混合體。在文明向善的社會裡,人性會展現善的一面;在暴虐為惡的社會,人性之惡會被誘發。文明社會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抑制人性之惡,而引導和馴化人性向善的方向發展。

在美國的刑事犯罪中,有一類很重的罪行,叫做仇恨罪(Hate Crimes)。仇恨罪之所以是重罪,是因為它通過犯罪煽動社會仇恨,違反文明社會向善的基本要求。

暴力革命恰好是煽動仇恨,誘發人性惡的一面,以革命的名義在社會不同的階層和種族之間播下仇恨種子,宣揚你死我活。

現代民主視政治就是妥協。暴力革命崇尚勢不兩立,不允許妥協。列寧對專政下的定義,「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不受任何絕對的法規限制的,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權」。

法國大革命的雅各賓派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布爾什維克派所建立的都是直接憑藉暴力的政權。煽動階級仇恨,誘發人性之惡就成為必要的手段。但仇恨的種子一經播下,社會就很難實現和解,使用暴力成為維持政權的必然選擇。代代相沿,以暴易暴,專制成型。

據說在八九年民運期間,時任中共政治局委員的李瑞環一句話嚇退了天津的學潮。李對學生說,中共的政權是犧牲了幾千萬人換來的,你們要想改朝換代,也要死幾千萬人才行。這就是赤裸裸的以暴易暴的仇恨哲學。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之後,韓國和臺灣由專制獨裁向憲政體制的成功過渡是「和平演變」的典範。

一九八七年,韓國的六月民主運動導致了議會和總統的直選,建立大韓民國第六共和國,結束軍人專制政權。也是八七年,台灣總統蔣經國宣佈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到一九九六年,台灣實現總統直接選舉,迄今五屆,走上現代民主政治之路。

一九九○年代初,前蘇聯和東歐之變是人類社會「和平演變」的又一個範例。戈巴契夫的政治改革使得實現這一巨大社會變革付出很小的成本。葉利欽一九九一年粉碎保守派的八一九政變沒有借助任何外來力量就順利完成,二千萬黨員無「一個男兒」反抗,比三百年前英國的「光榮革命」還要光榮。

在社會變革中,「和平演變」是破壞性最小,大眾付出代價最少的變革方式。

中國改革開放也是和平演變

中國大陸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就是經濟領域裡的「和平演變」;社會政治環境相對於毛澤東時代的有限寬鬆也是「和平演變」。儘管中共領導人都高調反對「和平演變」。但實際上,和平演變不可抗拒在進行中。  

普京時代雖然對蘇聯的政治遺產有些眷戀,但列寧、斯大林式的專制統治已如大江東流,一去不復返了。總體上,普京繼承的還是戈巴契夫、葉利欽的民主憲政遺產。

二○○九年,俄羅斯出版祖波夫主編的《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對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的布爾什維克政權有無情的揭露和批判。重寫了歷史。影響很大。

考察法國大革命和俄羅斯十月革命可以發現,一場革命往往是外部危機和政權內部危機的總爆發。並不是托克維爾認為的由改革風險所致。一七七八年法國對英國宣戰,幫助美國打贏了獨立戰爭,但路易十六王朝卻因此欠下了巨額債務。財政破產,國民饑寒交迫,法國人是在「要麵包!」的呼喊聲中奔向凡爾賽王宮的。王室拒絕「第三等級」的政治改革要求,頑固維護教士和貴族的政治經濟特權——是法國大革命發生的另一個關鍵因素。

俄國一九一七年的革命更是與對外戰爭有關。沙俄在一戰對德戰爭中慘敗,軍隊死傷逾百萬,國內嚴重饑荒。政治上,沙皇拒絕自由派杜馬議員的建議,反對建立君主立憲制政體,導致以「反對戰爭,結束暴政」為口號的二月革命,給布爾什維克十月革命以機會,建立血腥的一黨專政。

以史為鏡,中共有責任使國家避免歷史性悲劇,推動走向民主憲政的「和平演變」。中國經濟領域的改革開放早於俄羅斯多年。始於一九七九年春西單民主牆,北京大學也有校園競選的民主啟蒙。中國的當政者抗拒「和平演變」政治停滯了三十多年。

和平演變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完全可以同步實現。但是有兩個關節點:一是認同人類的普世價值,有序地開放報禁、黨禁,分步驟實現民主憲政的政治體制;二是抑制極端民族主義,中共多次說過「永不稱霸」的話,在與鄰國的爭端中,要放棄使用戰爭和戰爭威脅改變領土現狀,維護世界和平。

中國共產黨如果能夠帶領中國成為民主憲政國家,實現中華民族的和平復興,就能成為一個偉大的政黨,而名垂青史。

拋棄浸透鮮血的意識形態教條

在共產主義的教科書中,無產階級專政,一直是一句不容挑戰的最高教條。

其實,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個執政的無產階級。無產階級一旦掌握了國家政權,就不再屬於無產階級了。就像農民起義當了皇帝不再是農民一樣。一個人的階級屬性從來都是變化的。滿清的牧民成為八旗將士之後,就轉變成了統治中國的貴族。十月革命後,布爾什維克一樣變成了統治國家的紅色貴族,根本不可能代表被統治的無產階級勞苦大眾。世界上有世襲的貴族,卻沒有世襲的無產階級。

十月革命前,布爾什維克一直要求儘快召開立憲會議。但是,在掌權後的立憲會議選舉中,只得到不足四分之一的議席,布派法案在立憲會議被拒絕之後,就用「來福槍驅散了近百年來俄國最優秀分子為之奮鬥的夢想」(高爾基語)。布爾什維克軍人向抗議解散立憲會議的工人遊行隊伍開槍射擊,「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街道上灑滿了工人的鮮血」。

《二十世紀俄國史》披露,在布爾什維克紅色恐怖中,全俄有六百一十個「契卡」,一千多個革命法庭。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二月殺人不少於二百萬。秘密警察契卡審問被告時不用證據,只讓被捕者回答他是什麼出身,受什麼教育或職業。就能決定此人的生死。    但蘇聯正式檔案多半經過篡改,官方公佈的死亡人數僅是實際人數的三分之一。布爾什維克政權的最可鄙之處是,推行暴政鎮壓人民,同時又聲稱這個暴政是代表人民利益的。

一九五○年,中共建政之初,開展鎮壓反革命運動,按毛澤東「以比例殺人」的指示,殺了七十萬到一百萬人,這些人中的大多數是失去了反抗能力的前政敵。項羽坑殺秦軍二十萬只是小巫見大巫了。

 朝野雙方應該尋求妥協共識

成為普世價值之下的憲政國家,是近百年來中國最優秀分子為之奮鬥的夢想。如何達成中華民族和平復興的百年理想,執政黨和民間政治力量應該尋求共識,海外嚮往民主、憲政的力量也應該達成共識,形成一致的綱領,提出可操作的方案。

現代民主政治的本質就是妥協,在妥協中實現各個利益集團的政治、經濟利益。中國實現憲政的理想,也需要政治妥協,需要達成一個朝野各種力量都能接受的妥協方案。這個妥協方案必須具有可操作性,必須考慮到各個集團的利益,其中包括執政黨的利益。

妥協是智慧,妥協締造文明。美國的民主制度是妥協的產物。中華民族的未來需要具有大智慧的妥協。「和平演變」就是包含妥協順勢而為,就是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

避免革命的悲劇,實現中國向民主、憲政社會跨越的「和平演變」,是中國當代政治領導人共同的歷史責任。

二○一三年三月十日於香港

(李世偉:紐約大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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