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十年代天府之國的風俗人文、大饑荒親臨體驗、描摹專喝人血的動物等等，增添這部自傳體小說的史料和文獻價值。

　　龍應台寫了一本《一九四九》，她的敘述空間已將大陸一側拋閃；去了那海島的「失敗者」的種種，被她娓娓道來，誠為悱惻動人。可是大陸這廂的人讀了這本書意猶未盡，更有綿綿遺恨不減者：國民黨拋閃在大陸的遺民們，比海峽那一端的「失敗者」（抑或「幸運者」），未知更悲慘幾何，又有誰人肯來書寫？

　　說來也淒涼，大陸這側的苦難，猶如地質積層，一層壓一層，龍應台筆下人物們的社會關係──前朝遺民（類似明遺民、清遺民），便是壓在最底層，十八層地獄。以書寫中國底層社會而國際聞名的大陸作家廖亦武，零五年至零七年曾於雲南邊陲尋訪從「土改」倖存下來的地主，可算大陸文學敘事中探向那最底層的一次罕見的努力。

見證中國當代之改朝換代

　　「遺民」之說，曾是一個比較遙遠的歷史話題，如明清之際的「亡國亡天下」，似與當代無關。但在並不久遠，有眾所皆知的一大學術佳話，即史學家余英時考證晚年陳寅恪之「文化遺民」心境，後者四九後滯留大陸並傾注精力著《柳如是別傳》，引三百年前明清痛史，澆心中塊壘，涉及了中國歷史上一個新的「遺民」種類── 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華民國遺民。雖然「遺民」話題在余英時的論說中，有「文化遺民」與「政治遺民」的明確分際，但是「新中國」現實政治中存在著一個「國民黨反動派」遺留下來的「政治種類」（文件上叫「反動台屬」），卻在「文革」結束之前的二十七年裡，它一直是任憑宰割的「政治賤民」，則無須論證。這是一個幾乎被徹底滅聲的群體，近來年雖有許多倖存者寫出回憶錄，大凡只是傾倒苦水，無疑有其「拒絕遺忘」的重要價值，但可讀性不高，能觸動後代者，鳳毛麟角，則又是維繫記憶的一種缺憾。

　　老驥這本《亂世天堂──我的右派人生》，於此卻是空谷足音，在網上連載之際，如作者所言，獲「各方人士好評」，國內網站亦予轉貼，「不少網友（尤其是年輕網友）熱烈反響和探求真相，其渴望總會令我為之動容的，而且銘記著他們『希早日寫完，出版時打聲招呼』的期待」。其中緣故，頗可一議。這位作者在一九五五年十九歲時，向時任《人民文學》常務副主編的胡風，投寄短篇小說，「幾度書信往還」，胡風稱他「小朋友」，他差點兒成了「胡風份子」，也說明他有文學功底，此其一；他的家世跟國民黨的關係，竟非同小可── 一九四二年他六歲時，在重慶小泉「彭家花園」見過「身著蟬色對襟便裝」的「光頭老人」，還被宋美齡誇讚「長得蠻清秀哩」。其父乃辛亥志士、四川保路運動先驅者、國民黨人，一九六六年八十二歲高齡，在家鄉被重慶紅衛兵批鬥、罰跪、遊街、鞭打致死，拋屍荒野──這位作者是一個標準的「遺民」，他的文學自傳，以其「私史」填補了這一代遺民的空白：

　　「站在一九四九這條歷史斷裂帶上，我既是一個黨國的末代童子軍，也是另一個黨國的首批紅領巾。即是說，我有幸見證了中國當代史上的改朝換代，在兒時記憶的庫房中，堆積了或汙濁不堪或血腥恐怖的一幕又一幕......」「改朝換代的血腥殺戮與恐怖景象則給我留下了終身難忘的記憶，既常常夢見歌樂山下被蔣政權燒焦的屍體，也常常夢到更多的倒在毛政權鎮反槍聲中的無頭屍（民間叫做敲砂罐），令我的青少年時光常常沉淪在鮮血與腦漿攪拌著的噩夢之中。覺得勝負雙方打出的『民主共和』都像一個人血饅頭。」

川西大壩子上的善惡眾生相

　　主人公「陸小驥」眼中的一九四九年後「若夢若幻」的川西平原現代史，至今也是大陸官史裡絕對不會出現的：「在川西大壩子尚未發生空前絕後的大饑荒、大死亡之前，得天獨厚的老成都一直都是煥發著千年不敗的繁華與悠閑的，張獻忠的橫刀腰斬未曾令她斃命，因為這裡有長生不老的都江堰，和天人合一內涵著的回天之力。」「僅在兩三年後，他們中的不少人就將活活餓死在這片肥得流油的千里沃野上了。那一幅幅哀鴻遍野的景象，與明末張獻忠竄來成都屠城乃有異曲同工之妙，死難者的數目也很接近。史載當年成都有市民三十八萬人，屠城時只有六萬人幸得逃生。」

　　作者是一位年輕的水利工程師，他的苦難和掙紮，都與岷江水和龍門山結下不解之緣（「被岷江峽谷塵封」的歷史）。但是苦難也是財富，端看你怎樣消受它們。作者的文學天分使得他在死去活來之間，仍可以觀察「牛鞭下的眾生相」，一旦他僥倖存活下來，他就不會只想「倒苦水」，而是要講故事，講一個個「好人」和「壞人」的故事。其實戲劇就是單純地演出善惡而已，把好人和壞人真寫好並不容易，寫好也不是「臉譜化」。人性雖複雜，卻不是把文學技巧弄複雜，就能把人性的複雜寫出來。人這動物到極端情境之下，便人性大暴露，直通通只剩下善與惡，非善即惡，沒得商量。又常常善惡在真實生活裡的淋漓盡致，是再天才的小說家也虛構不出來的。

　　「陸小驥」本是一個「政治遺民」，五七年「反右運動」中居然自投羅網地寫了《我也想鳴一下》，被劃為「極右份子」；然後是五九年，「在空前絕後的人為大死亡，在肥得流油的川西大壩子上，尤其在生命源泉的都江古堰旁，其慘烈程度乃是令人更加不敢相信和回望的」，「我剛好爬出了死人堆，但又很快失去了知覺」，浮腫的屍身「在等待埋葬或火化的兩三個晝夜裡」，始終被一條狗貼身相守，以致生還人間。這個細節的象徵是：在那慘絕人寰的世道裡，人類墮落得簡直不如一條狗！

水利設計院的酷吏與坑儒

　　人類社會倒退回叢林、鬥獸場，乃是因為野獸增多，即作者筆下反覆描寫的那種「專喝人血的東西」。毛澤東「創造了一部恢宏無比的坑儒史和酷吏史」，作者決不姑息地刻畫著他遭遇到每一個「酷吏」，如「整人大師」水電廳副廳長金健、設計院政治部主任薛明金、政工幹部兼色狼翟福明、支部書記王亮胎等，但他寫得更精彩的，則是一些「鷹犬」，因為「右派即使落入苦海也會時常彰顯其過人的陰險才智和醜陋的天性」，如「蔡師爺」（蔡匯笈），水利廳秘書處的一號筆桿子「陰險狡詐之極」，「研讀過不少線裝書，學會了陽謀、陰謀與權術，深諳『人咬人無藥醫』的妙用，且多借他人之口」；還有「７瘋狗」伊能，原《戰旗報》記者，「老愛揭發別人，尤其擅長作賤弱者，把捕風捉影的東西也編得活靈活現的。這是那個年代最為可怕的黑色才華」。

　　這部小說剖析「受難者」之醜惡，毫不留情，超越了以往的中國小說。「在這場生存競爭的精神虐殺中，最兇惡者莫過於經過『肅反』和『反右』連續敲打過的國民黨員和三青團員了，他們力求自保的變態心理令我至今覺得悲哀並鄙視，這種小人哪還記得甚麼『禮義廉恥』和做人的氣節，總想披上『左』皮去喝血立功......

　　作者寫他的難友測繪組長蕭文，直寫得愛憎莫辨。蕭文「白白胖胖，似乎太陽沒法子把他曬得黑。一雙睿智的小眼睛總是流露出不會輕易茍同於人的清高。我們交誼甚深，幾乎情同手足」。終於扛不過酷吏們的逼迫，他忽然揭發陸小驥：「這個右派還對我說過，一旦章羅聯盟得逞，他要先殺金廳長，後殺支部書記牟羅漢！」「誰知他竟將他燒掉的一本日記也拿來坦白交代了，把燒掉的內容幾乎背得一字不差」。但是作者對他的人性並沒有徹底絕望，因為蕭文在反右前已結婚，妻子有了身孕且失業，兩人在荒塚再定終生直至白頭偕老，「在繼後的歲月裡，在無盡的黑暗中，一曲曲千古絕唱中的厄運佳人卻永遠是我心中的亮點，即使在萬般醜惡中，乃至陷入極度絕望中，我還是不時看見了人性中的一抹抹靚色與生活的希望。」

被踐踏凌辱的良善之輩

　　苦難的本色，也許不僅因為無辜，更因為善良遭凌辱被作踐以致毀滅。故事中鋪陳的良善之輩厄運連連，未知幾許不忍卒讀，作者傾注筆端最甚者還是一位老知識分子，國家級水利專家孫錦。他在課堂上教育學生：「都江堰的精髓是尊重自然，乘勢利導，不是蠻幹，這是人類水科學的一部經典和永恆的教科書。」後來全廳右派中，只有孫錦一人拒絕在「結論」上簽字畫押，寧死不屈；可是再後來在勞改中，「竟然因雨後夜班誤入女廁所，只好任憑獸性騎在他的靈魂上面取樂，天天都在批鬥會上被勒令跪著並挖掘著永遠挖掘不淨的『流氓行徑的反動根源』了。他高貴的靈魂完全麻木了，破碎了，死了......」。

　　六二年他雖有幸「提前摘帽」，還是沒逃過「文革」一劫，他被批鬥，「還有冠心病，拿給這這些龜孫子左踏右踏，左踩右踩，就活活踩死在臺子上了」，屍體被棄置於荒塚；他的獨子瘋癲又走失，屍首無存。七九年「專案組」還向他長眠的小土包宣讀了「右派問題改正通知書」。「這是刻意遵命搶在一九七九年春節前夕去通知他的。據說好讓獲得改正的人們同家人歡度一個久違的春節。這是一個滑稽的悲愴。」這種「滑稽」，恰是苦難最深之處。

　　作者筆下還有幾個摧裂人心的故事，是幾位女性，但寫得並不成功。此書涉及的兩性婚戀話題，被籠罩在徹底扭曲的政治環境裡，「陸小驥」畢竟才滿二十三歲，年輕人若不幸劃為「右派」，形同被施了「腐刑」，作者很花了些筆墨去渲染他「為了銷蝕這份盈盈橫溢的青春慾念」，戰戰兢兢突破「禁區」，先後有貧農女兒林玉芳、小鎮麗人安麗、女造反派楊小俐等魚貫入場，作者如實再現「階級鬥爭」斷頭臺下的「偷情戲」，即人性本能與暴政剝奪之間的殘酷衝突，而兩情相悅者之間最大的障礙乃是唯恐製造天生的罪人，不過作者筆下回回都是女人膽大、剛烈甚至淫蕩，形象大致雷同還在其次，更要緊的卻是，每一個女人幾乎都在「大膽追求」之後，在道德上被再一次「謀殺」。作者在排遣自身幽怨之際，無意間拿更弱勢的女性作了墊腳石。

　　這部小說也塑造了一個「正面人物」，，即人事處處長、老紅軍羅永金，是作者的「救命恩人」，因此對他的「仁慈和善良毫不懷疑」，小說中甚至出現一個小標題，叫著「假如中共黨員都像這個老紅軍」。這個人物是大陸政治話語中典型的「清官」形象，也反映了作者雖經歷苦難，卻依然不棄感恩之情，但孤立的「好人」對制度性災難絲毫無助，這些好人也總在那裏為這個制度緩頰、辯護，一如這位羅處長哭著說：「嗨！對不起啊、對不起哇。小驥呀！......我一想到這些就心痛呀！真是對不起呀！真是對不起你們這些好同志呀！」

　　《亂世天堂》在展示故事的時空背景上，頗有氣魄和力度，包括對五十年代天府之國風俗人文的膾炙人口之描摹、對千年瑰寶都江堰的內行抒寫、對天昏地暗之大饑荒的親臨體驗、對文革「大規模群眾運動」的實錄式記載，等等。這都在文學性之外，增加了這部自傳體小說的史料和文獻價值。作者自述他的宗旨，亦可稱「杜鵑啼血」：

　　「為了昨天的殘酷不被複製── 這幾乎是作者唯一的初衷，也是地下不少雙無目眼睛的目語......更主要的期望還是能夠留下一本『信史』─由『我』的經歷與感悟集史實、文學、政論於一體︱讓子孫後代在可以觸摸的三維感覺中，不致遺忘中國歷史乃至人類歷史上也可堪稱最黑暗最血腥的毛魔時代。」

二○一一年春

【註】老驥《亂世天堂──我的右派人生》

臺北允晨文化，二○一一年四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