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鼎山先生一九二二年生於浙江寧波，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英文系，一九四七年赴美，獲密蘇里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紐約市立大學教授。現任紐約中文筆會會長。這兩篇專欄文章是他九十歲華誕，回憶初來美國時的懷舊之作。

●董鼎山是紐約資深的華裔作家之一。左起：夏志清夫婦、王渝、巫一毛、董鼎山。

洗碗托盤的日子 

今日自社會主義中國前來資本主義美國留學的富貴子弟們，絕沒有我們六十年前來美留學的學生初進美國大學的經驗：在餐館洗碗、收盤賺些外快過活。我雖然帶有一些父母辛苦賺來的美金外匯（父母以為足夠學費與生活費），可是一到密蘇里大學，就受到同學（多是二次大戰退伍兵士）慫恿，前往當地一家最昂貴的餐館洗碗，工資每小時六角，較學校圖書館工資多一倍。

那時一般美國大學生多靠政府資助金（所謂G.I.Bill）過活，生活艱苦，不得不打工。而我們中產階級出身的中國學生也頗有幾個屈尊去幹自己以為有失體面的勞工。在廚房洗碗不久，我被老闆娘看中，升到餐室工作，穿了白制服，收拾殘留餐桌，托了盤子送回廚房，在餐室眾目睽睽之下，我覺得很不自在（食客多是教授與來訪的學生家屬）。

我還記得一位慈祥老翁特別給我兩角五分硬幣小費，反而讓我羞慚，突然想到自己背有「小資產階級包袱」（在中學時代暢讀共產主義理論書所學得的術語）。穿了白制服有自卑感。某次頭廚囑我去街上雜貨店購買一包香煙。我先跑到更衣室去脫掉制服才敢出外，頭廚目瞪口呆，對我的行為頗不解。今日回想，甚覺得好笑，倒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美國，一切都是平等待遇，大學生做勞工，並非令人羞愧的事。

我曾寫過多篇回憶文章（都收在最近由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所出的《鼎山回憶錄》中），記錄過去的經歷，現在繼續補充寫出來。

在哥倫比亞（密蘇里大學所在地）那家餐館度過約兩年托盤子生活（一度被升為堂倌）後，我於一九五二年夏來到紐約，在找到正式工作前，與幾位留學生朋友一起去長島一海濱旅館餐室打工。我對在餐室托盤、做堂倌之事已十分熟練，深受經理器重。那所旅館是在紐約市經商的猶太富人的避暑地，家屬住在靠近沙灘的旅館，他們自己則每天清晨駕車或乘火車進城辦公，一早起身，有的用早餐時因睡眠不足會發脾氣，令我這個侍者甚覺難堪。一位也在那裡服務的職業女堂倌輕聲告訴我：「不要太生氣。吃苦十一個星期就完了。」

她是一位慈祥的愛爾蘭裔中年婦女，富有經驗，每年夏季來此服務，因為小費不錯，吃住免費。暑期工作約兩月餘，一共可積蓄一千餘錢。讀者須知，在六十餘年前千元美金不是一筆小數。到了紐約後，我在哥倫比亞大學附近一宿舍居住，與一位朋友共住一房， 每月租金總計十五元，並有黑人女工清理房間，去唐人街餐館食頓好菜，約一元。看場電影，票價五角。一位密大新聞學院畢業的美國好友，在美聯社找到工作，起薪七十五元。他與我合租一個兩臥房公寓，租金每月六十五元。

我在長島海濱猶太旅館服務時，發現猶太人背景頗為不同，有一對雍容華貴的中年夫婦，吃飯時舉止文雅，對我們這些當侍者的學生很客氣。他們原籍德國，家道富有，在希特勒虐待猶太人前逃來美國。另外一些猶太人則多來自東歐，大概出身窮苦，在餐館中吃相不雅，用潔白的台布揩手，高聲指喚侍者，有時不給小費。那對中年夫婦看了常表示不以為然，對我們的服務則特別連聲道謝。我從這家猶太旅館學到的是：猶太人各有不同，正如我們中國人一樣。我們不應歧視猶太人。

第一個美國女朋友

少年時，我在國際都市上海見到的外國人很多。見得多了，後來就慢慢地能將「洋鬼子」分門別類。金髮藍眼的白俄，不少都是被列寧在俄羅斯革命後趕出來的。白俄不同於「赤俄」，因為他們都是舊日富貴階級，沒有參加革命。由於當時中國政府尚沒有外國人入境簽證制度，白俄難民都擁來哈爾濱與上海。男的在英租界做勞工，女的淪為妓女。

記得某次我在街角見到一個坐地求助的少女，滿臉是梅毒造成的疤痕。其次，猶太人更多，多是為逃避希特勒納粹迫害的難民。因為上海是個開放港口，而不受限制，沒有證件與國籍的難民都可進入。東歐被德軍占領後，猶太難民越來越多，他們聚居在上海的虹口區，形成了一個波蘭式的Ghetto（猶太區），與鄰近居民相處甚好。

其他洋鬼子是我們所熟悉的傳教士、經商者、大中學老師等。英美人士最多，法租界有法國人。當然，所有洋鬼子都是高鼻梁，我們覺得很難分別。

後來我從上海到美國中西部大學求學，見到的當地美國人，多是北歐移民的後裔，鄉間務農為生的多是黃髮碧眼，而我們黑頭髮的中國學生在人群中很突出（此時尚無黑人學生）。儘管學生中有來自各大城市不同族裔背景的學生，例如意大利裔或西班牙裔等，也有一些來自紐約的猶太人。

我到了密蘇里大學後，難免與不同種族的女學生交友。我第一個與其發生感情的是一位褐髮高鼻、滿口整齊皓齒的女生。我們談政治，深感興趣相近，因為我已受到延安革命的誘惑，自命思想先進，她雖然年輕，談話時好像是美國所謂的左傾人物，很有浪漫激情，我們意見相近，甚是投緣。

她問我在上海的生活情況，我告訴她上海洋人很多，但是我一般沒有接觸。她說上海的猶太難民一定不少吧。我說他們大多居住在一個特別區域，很少見到。但是一般說來，由於常人有偏見，猶太人受人鄙視。她問是何原因，我說一般人都誤認為猶太人經商不誠實，用高利貸騙人等等。總之，我所說的這些觀點幾乎多來自德國納粹的宣傳。

我們談到這裡，她突然面孔轉紅，說「你可知道我是猶太人？」我一時不知所措，慌張地說「我這些胡言多是一般人士的成見。」她微笑一下，並不慍怒，不過她的面孔頓時泛起紅暈，令我更覺可愛。我連聲道歉，請她原諒我。她好像大姐姐似地說「你太天真，但我原諒你，以後請不要隨便揣度或評判他人，尤其是對一整個民族輕易下結論。」

我羞愧得要找一個地洞鑽下去，特別是我自認是個思想先進，不具偏見的人。她的態度很溫惋，甚至讓我吻她，原來她是前來攻讀新聞學的紐約人。那年夏季，我去紐約旅遊，她還特別請我到她家用飯，與她父母相見，原來她的父親是位出名的藝術家，在格林威治村開設有一個畫廊。那時（二次大戰後數年），紐約知識界人士多是猶太人，很多思想左傾。

我與朱迪（她的名字）的羅曼史並未繼續下去。不過，我後來遷到紐約居住後，所交的志趣相同的朋友很多是思想先進的猶太人。

我也曾與另一位美麗猶太女子交友，有過深厚情意，從她處學到不少有關文學與進步思想的知識。從此我便再不欣賞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