扛起六四黑暗的閘門
 
扛起六四黑暗的閘門
作者: 余 杰

書評

更新於︰2013-03-10 Print Friendly and PDF

在民主台灣,王丹重新啟航;隔著淺淺的海峽,他的聲音清晰而堅韌。這是一本沒有劃上句號的回憶錄,更加精彩的篇章,才剛剛翻開。


●余杰最近去台灣推銷新書,和王丹(右)相會。
他們是天安門一代的代表人物。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剛上北大不久,讀的第一本所謂的「禁書」就是《王丹獄中回憶錄》。那時,我從一位韓國留學生手上借到這本書。晚上在被窩裡打著手電筒,一口氣讀到東方之既白。我用自己青澀的青春呼應著王丹青澀的青春。

與王丹的第一次相見,則是在十年以後哈佛大學的校園。那是二○○三年,王丹雖然比我長四歲,看上去似乎比我還要年輕。又過了十年,王丹從哈佛大學畢業,輾轉到台灣的大學任教,展開了歷史研究和人權活動之兩翼,深受學生及臺灣年輕人的喜愛。歲月滄桑,海外民主運動潮起潮落,中國國內情勢日新月異,這一切都沒有洗去王丹身上的理想主義氣質。從這本《王丹回憶錄》中就可發現,王丹一輩子都變不成老謀深算的政客——當年,他放出的「最大的願望是當北大校長」的「狂言」,確實是他的真心話。

惟有「恆久抗爭」才能走向勝利

魯迅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中寫道:「沒有法,便只能先從覺醒的人開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魯迅自我期許的這個肩起黑暗的閘門的英雄,可以與西方文學經典中推著石頭上山的西西弗斯、衝向風車的堂吉訶德並稱為「理想主義三傑」,其悲劇性甚至有過之。似乎這就是近代以來中國的先驅者們最為經典的形象。

若以一九八九年被中共當局通緝的二十一名學生領袖在此後二十多年裡截然不同的人生軌跡而論,堪稱中國在驚濤駭浪的「出三峽」過程中的一個縮影。在他們當中,有的淡出了越走越窄的民主之路,有的華麗轉身成為腰纏萬貫的商賈,有的甚至背叛當年的理想與熱血而與強權共舞。我曾經想,如果能訪談到這二十一人,寫成一本訪談錄,寫他們二十多年來的變與不變,一定是一本很有趣的書。當然,這是一個很困難的計畫。不過,在尚未梳理出當年學生領袖的群體形象之前,從王丹的這本回憶錄中,讀者自可欣慰地發現,還是有人在繼續走那條「少有人走的路」。

王丹將「六四」當作一道不可放下的閘門,二十多年如一日扛在肩頭。他在回憶錄中寫道:「這些年來,我到處奔波,凡我所到之處,幾乎都會涉及六四這個主題。⋯⋯我感受到的溫暖和支持遠遠大於冷漠和攻擊不止十倍。」王丹面對的對手是一個不可一世的巨人——荷包鼓鼓的中共,「六四」被冰封在「大國崛起」的幻想的最底層。

二十多年以來,「六四」屠殺在中國當代史上成為一面碩大的天窗,成為溫家寶口中實現經濟繁榮必須付出的代價。天安門母親淪為不可接觸的「賤民」,天安門母親最親密的朋友劉曉波身陷牢獄,王丹甚至連累溫柔堅韌的母親成為無辜的囚徒。但是,如林肯所說,謊言可以暫時欺騙所有人,謊言可以永遠欺騙部分人,但謊言不能永遠欺騙所有人。在這個意義上,王丹的恆久抗爭,王丹的著述與演講,王丹在臺灣給那些在和平與富裕的年代裡長大的學生所上的每一堂課,都是推倒「中國的柏林牆」的努力的一部分。

深入反省八九民運失敗原因

八十年代末,王丹就讀的北大,尚有「五四」遺風的存留;九十年代初,我就讀的北大,則在政治高壓和商業誘惑中連一張書桌都擺不下了。在王丹的回憶錄中,我從很多蛛絲馬跡裡可以發現,「八九」民主運動絕非偶然發生,那是八十年代一波三折的思想解放運動或啟蒙運動所催生的必然結果。

從王丹的經歷可以看出,那個時候的他,可以組織社團、編輯刊物、聯絡知識界名流,生活斑斕多姿,青春如光閃爍。由此,也奠定了王丹一生都執著的「北大情結」。

但是,「北大人」還不是真正的「知識人」。現代意義上的「知識人」,必須具備精神上的超越性、經濟上的獨立性和價值上的恆定性,而在「北大人」的傳統中,卻滲透了「學而優則仕」、「天下興亡,唯我有責」的士大夫的優越感以及對權力的依附性。在八九學運中,重現了帝國時代公車上書的模式,比如三名學生代表跪在人民大會堂外面的台階上,雙手高舉請願書,悲情固然有餘,卻自我放棄了在政府面前的平等與獨立。而在很多與軍隊對峙的場景中,學生、市民與軍隊唱的居然是同一首革命歌曲。這種反抗者與反抗對象之間的「精神同構性」決定了運動必然走向失敗。

在探討時,王丹首先提出「思想基礎」的薄弱。他指出:「整個運動的過程中,理論旗幟上大書特書的始終是『反腐敗』、『反官倒』、『新聞自由』這些民主的基本操作方式;只有在六月初的劉曉波等四人絕食中,才提到了深層次的問題:民主運動的非暴力原則和知識份子的參與使命。參與運動的絕大多數人,並未從歷史的角度去認識這次運動的深遠意義,而只是把它當作十年來又一次針對某一具體社會問題的不滿爆發,這就削弱了運動在理論上的號召力,沒有能切實地激發出廣大知識份子的歷史使命感。對於廣大的參加運動的基層人民來說,由於缺乏民主的理論和實踐上的訓練,在關鍵時刻也出現了迷茫、混亂、非程式化和非理性化的做法。」

這個分析敏銳而中肯: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獨大的「國」和封閉的「家」的二元結構,而缺少具有自治精神和自足力量的民間社會。如王丹所說:「我們的政治文化,過於強調依靠『清明政治』,即個人過分依賴國家,不是把自己當作國家的主人,而且把一切希望寄託在本來應當是為個人服務的國家身上。」

直到今天,「北大人」離「知識人」依然距離遙遠。在北大教授中出現了林毅夫、朱蘇力、孫東東等為黨國體制塗脂抹粉的御用文人,也出現了孔慶東、韓毓海等極左派乃至毛派,北大的聲譽屢遭重創。在中國社會劇烈轉型、貧富懸殊、腐敗肆虐的今天,民眾很少聽到「北大人」發出堅定、獨立而清晰的聲音。也許,真的要等到有一天,王丹歸去來兮,當上北大校長,北大才能重振雄風,成為培養公共知識份子的根據地。

公開向天安門反毛三君子道歉

二○一三年,我在台北再度與王丹相逢。當初與之並肩戰鬥的學生領袖們,有不少已老氣橫秋、精明世故,王丹依然意氣風發,單純如同一塊透明的冰。他在繁忙的教學工作之餘,以「華人民主書院」為平台,不僅吸引了對中國的民主和人權議題有興趣的年輕一代大學生,同樣與諸多渡海而來的陸生一拍即合、薪火傳承。

單純並不意味著淺薄和缺乏深度。在我看來,在王丹的這本回憶錄中,最為可貴的是題為「我的反思」的相關章節。先哲有云,沒有經過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人生。在這些部分,我看到了王丹那如刮骨去毒般的自我反省。他不僅從宏觀角度分析當時學生和知識份子的一些重大失誤,而且就具體的策略和方式提出了許多具有前瞻性的意見。

王丹並沒有因為自己坐過牢,便將這段經歷當作一筆可以炫耀的資本;反之,他更加關注和關心那些比自己受苦更多的同胞。他對當時學生將勇敢地污染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像的「三君子」扭送公安局的行為深懷愧疚之心,他在書中誠懇地寫道:「魯德成三人被學生扭送公安局,學生的行動確實過於幼稚和錯誤,導致魯德成等三人後來被判刑十八年,受了很多苦。我們非常對不起他們。」

不僅王丹,多名當年的學生領袖也切實展開對出獄後逃離中國的魯德成、余志堅和喻東嶽的救援。三藩市的「人道中國」負責人周鋒鎖,在二○一○年曾宣佈,他們將邀請喻東嶽和余志堅兩家來三藩市灣區居住和療傷,並將募集資金,幫助兩家解決生活困難。同為「人道中國」成員的封從德說:「給天安門『三君子』以人道幫助,是我們所有六四同學義不容辭的義務,因為是我們把他們送進了公安局。這三位湖南壯士走在了歷史的前面,是當時學生的認識水準所不及的,他們當時打出橫幅說『結束五千年的專制』,要把毛的偶像打下去。」這種「贖罪」的舉動值得稱讚。

《王丹回憶錄》的核心部分是「六四」前後的經歷,王丹在細節上澄清了諸多傳說和誤會;同時,這本回憶錄回顧了作者在去國之後的生活,比如在哈佛大學十年的學習、對海外民運的參與以及到臺灣的大學任教的過程。在民主台灣,王丹重新啟航;隔著淺淺的海峽,他的聲音清晰而堅韌。這是一本沒有劃上句號的回憶錄,更加精彩的篇章,才剛剛翻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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