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革時代香港左派曾發動口耳相傳閃電集合的飛行集會，今天互聯網時代的茉莉花集會是否也可以從飛行集會獲得新的靈感？

關於上街遊行，香港蔡子強說：對於三、四十歲中生代來說，最記得的應是「六四」，那麼對於二十歲新生代將來最記得，一定是「七一」。這令我想起，我們這一群七十歲的親共派老生代，難以忘記的就是香港文革，「六七」暴動期間的上街遊行了。

香港地下黨組織的文革遊行

　　說到那一年的遊行，中共香港地下黨領導的「香港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所發起，由親共學校學生、中資機構職工和親共工會工人所組成的典型毛派遊行隊伍，是人們最有印象的了。他們白上衣藍長褲、襟上毛像章、手上紅書仔，整整齊齊操隊上港督府示威，那情景相信很多香港人都未有忘記。然而人們忽略的，暴動期間還有三次鮮為人知的「飛行集會」遊行示威。這三次組織者也是地下黨的各界鬥委會，由「學友社」，「青年樂園」和「灰線」具體號召「官津補私」學校學生鬥委會聯合參與，並統稱之為「學界」。地下黨統籌決定遊行大計，包括時間、地點之後，通過各種地下渠道通知動員。我作為當時學友社主席，並無資格成為決策者，也不知道具體由誰指令，只有在獲得地下領導人的指示後去執行的份兒，就是通知我屬下範圍內的學生鬥委會參與。其中有一次，由地下黨領導通知學友社柯其毅去見程介明，由他交代遊行詳細的計劃。

● 港共用飛行集會等方式策動1967年香港暴動。一名女狂徒在手執毛語錄的左派隊伍中前。（本刊資料）　　　

　　這是一次奇怪的而且難得的地下黨外校線與紅校線的跨線聯絡。此事記載於拙文：〈黨支部建在港府各局〉（有關遊行照片刊於香港大公報一九六七年十一月編印的〈港英必敗，我們必勝〉圖片集）。

　　當年的阿堅是中學畢業生，他是學友社組織的文藝戰鬥隊（文戰隊）成員，曾在北角春秧街作過街頭演出。他參加了那三次「飛行集會」，對當時的情況有如下生動的追憶：

回憶香港文革三次飛行集會

　　「文戰隊」的「資深」隊員其實只是我們四個男孩子，並要在示威遊行中肩負一個重任：高舉橫額和帶領高呼口號，並在散隊時協助其他隊員安全撤退。當天接近下午一時左右，由「學界」事先通過地下黨的秘密渠道通知動員而來的約一千名學生群眾，已經在北角華豐國貨公司附近，僑冠大廈，新都城大廈等處內外徘徊，扮作閑人散步遊蕩。他們三三兩兩，或走著或站著，都等待著一聲的號召。

　　準一時正，我等四個文戰隊隊員從人群中衝出，跑到馬路的中央，利落地張開橫額並高呼口號：「港英必敗，我們必勝！」佯裝閒人的學生們立即響應，迅速湧出馬路並排列在我們後面，結集成浩浩蕩蕩的遊行隊伍。我們開始踏著大步，高呼口號，藐視香港殖民者的一切反動法律。這次示威遊行，因親共學校學生的參與更壯聲勢，工人群眾也手持「物件」到場戒備。大量的親共機構派出公司車輛在各主要路口盡量封鎖或堵塞來往交通，以保護學生的安全。

　　就在第一輛灰色警車到達，防暴警察剛著地時，遊行隊伍已散開撤離了。我帶領著幾個文戰隊隊友向位於半山的蘇浙公學撤退，然後取道賽西湖附近的小徑步落北角的另一端。途中遇上其他隊友，才知道防暴隊經已駐防僑冠大廈外圍，黑黑的槍嘴指向大廈各層，部份撤離時失散的隊員及學生取道渡海小輪到九龍或紅磡。事後才知道，大部份過海的學生均被防暴隊截查或留難，也有人被捕。

　　約半個月後，地下黨又再組織了兩次「飛行集會」。在中環中區消防局前那次，文戰隊肩負了更大的任務：要將一支紅旗插在一個高約七尺的電箱上面，在短短的時間內將紅旗穩固在高位上並非易事，我們謹慎地商量了操作的方案。由於警方有了上次的經驗，有大量學生在同一時間徘徊在中環一帶等待集結的情況引起了他們的警覺。因此這次防暴隊來得特別快，大有要一網打盡之勢。當遊行開始，我們舉著紅旗正領著隊伍前進的時候，經已發現敵情，一輛輛滿載防暴隊的警車像一排排灰色幽靈由遠而近。我和另一位隊友相互支撐著登上了電箱，把紅旗固定後躍下時，差不多與防暴隊同步。正在危急之時，一把熟識的聲音高呼：「打倒走狗！」把防暴隊的注意力轉移了，也掩護了我們混入人群中準備撤退。那位高呼口號的也是我的隊友，他發現我等插旗後正處於危險之中，便不顧一切地引開警方的視線，幸好他也安全撤退。

　　經過北角遊行的教訓我們本已決定以後不再經渡海小輪過海，因為在小輪上的二十分鐘內，已有足夠的時間讓警方以逸待勞地在彼岸等著我們了。不過這時已經太遲了，警察已把大約四個政府大球場般的範圍包圍起來，我們約二至三十個學生被團團圍住未能突圍，眼看這回沒有逃脫的機會了。突然有一隻手拍我一下：隨我來！一把並不熟識的聲音在我耳邊響起，有人順手拉著我和一班學生，並引領我們進入中區消防局內，讓我們避過一劫。他們是親共消防工會的人。我們走到窗前安心地觀看，欣賞警察如何善後這剛才還紛亂不清的局面。這一經歷真可說是「我中有敵，敵中有我」了。

　　中區遊行後沒有幾天，地下黨又通知再要組織在九龍旺角彌敦道街市上的遊行示威。由於預計參加的人數比前兩次多，整個行動的安排較上兩次來得更細緻。所有在彌敦道附近的中資機構、國貨公司、工會等都安排了「避難中心」，準備收容不能及時撤離現場的學生。隱蔽的「救護中心」則設在中僑國貨公司內。大概這次是準備與港英政府大打出手了。和前兩次一樣，分散在旺角彌敦道一帶成百上千的學生，正三三兩兩地等待著，只等紅旗一揚便可跑到街上結集遊行。但百密始終有一疏，過了約定集結的時間了，紅旗卻還未亮出，每人都開始心情緊張，因每遲一秒鐘危險性便相對增加一分。在人人都焦急萬分的時候，突然文戰隊的一位女隊友衝出馬路中央，大聲喊起一段毛語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紅旗未到，示威橫額未達，這段語錄就成了集結的訊號，就是命令。由於這位女隊員的自覺和勇敢，將本來經已非常焦急，正無所適從的學生迅速集結起來，在港英政府能調動警力前來鎮壓之前開步遊行。在隊伍解散前一刻，紅旗和橫額方見出現，遊行總算是順利完成了。

　　此後由於港共繼續在各處放置真假炸彈，市民生活受到威脅，對親共派的所作所為產生抗拒和反感，地下黨無法再舉行群眾性的大型活動了。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我被派往深圳人民解放軍軍區進行一次為期十五天的政治學習。

曾鈺成等是當年組織者示威者

　　阿堅們的「飛行集會」其實非常危險，許多被捕的學生不但受到肉體的虐待，更失去學業前途，付出的代價是高昂的。當時每次示威皆因大批便裝軍裝警察的迅速掩至而被迫解散，遊行只能維持二十分鐘左右。示威組織者安排了及時解散隊伍，沒有與政府對峙的計劃，整體來說，已經避免了許多不必要的犧牲。中共組織這樣的遊行，作用只能是顯顯姿勢，練練膽子，對於當時的大局而言影響不大，那些學生是白白地犧牲了。

　　我和現在香港的許多頭面人物都是當時的組織者或示威者 ，比如：前特首特別顧問葉國華、港大校長資深顧問程介明、培僑中學前校長吳康民、香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科技大學副校長黃玉山、現學友社幕後領導人李綺玲以及地下黨人蔡培遠、歐陽成潮、張綺玲、葉淑儀等等，應該對「飛行集會」仍有深刻的印象。所以共產黨人對於「飛行集會」應該不以為忤。

　　香港的這種「飛行集會」是繼承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時期中共所組織的遊行示威傳統而來，由中共傳授給香港地下黨的。那時除了舉紅旗橫額，唱革命歌曲作為集結群眾的訊號外，更有（的）擲瓶子撒傳單喊口號等多種方式。它的特點是「快」：以最迅速的方法傳遞遊行指令；以最迅速的方法結集，可以說是與警方的鎮壓行動鬥快。過去的遊行民眾在成功集結遊行後遇上警方持槍堵截時，多意圖與警方對峙提出訴求，脅迫政府妥協，但遇上冥頑不靈，兇惡狠毒的統治者就會造成慘重的傷亡。在沒有遊行集會自由的時代裡，要上街表達反對聲音，都得付出被捕被殺的代價。

今日香港已不需要飛行集會

　　這樣的「飛行集會」是否還有現實作用？

　　這問題令我想起那些網絡青年「快閃族」的活動。雖然他們玩的只是沒有任何政治意識的遊戲，但他們快聚快散同行同步，可以顯示一種共同意願的力量。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上，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一起完成一件有意義的集體意願，與「飛行集會」何其相似。他們是拜先進通訊科技之賜，也是他們對自由的享受。也許「飛行集會」可以像他們一樣，作為追求自由民主的行動實踐吧！

　　此外我又想到香港「社會民主連線」成員的一次集會遊行，竟遭到警方以阻塞交通為由加以否決未獲批准。當晚警方架起鐵馬封閉了維園的出入口，社民連的朋友們被重重圍困，動彈不得，幾經嘗試衝出鐵馬範圍依計劃遊行，惟始終未能成功。據知當時梁國雄曾主張「硬闖」，令我想起「飛行集會」也許就是一個「智闖」的方法。

　　「飛行集會」如果用於社民連這次的集會遊行，主辦者可以通知示威者在維園佯作解散，但實質上用手機短訊或耳語相傳，約定時間和行動訊號，在維園鐵馬範圍外的某地點重新結集，便可輕易突圍而出，並迅速開步遊行。恰如與警方玩一場貓捉老鼠的遊戲似的。至於遊行多遠，是在警方察覺後，在前路堵截遊行準備彈壓之前便解散，還是與警方對峙，則視乎主辦者的需要。為免不必要的損傷，組織者在行事前應有周詳的計劃和善後的措施。

　　自從一九六七年組織過「飛行集會」之後，我對遊行示威的公民權利受到剝奪感到深惡痛絕。一場遊行也要付出被打被抓的高昂代價，我深深地體會到失去自由的痛苦。對於香港的遊行示威要得到警方批准，本人深覺不以為然。這樣下去，久而久之，習以為常，遊行示威的主導權便轉移到警方的手中，收放鬆緊全由他們決定，這還算得上有遊行集會自由嗎？本人認為遊行主辦者對警方的責任只是「通知」，請求警方維持秩序而不是請求批准。

　　參加「七一」大遊行的香港人，與世界各地享有自由權利的人民一樣，當然用不著「飛行集會」了。他們在充滿自由的空氣中遊行，在黑衣人海中有披麻戴孝的，在莊嚴口號聲中有敲鼓奏樂的，活像一幅嘉年華的圖景，沒有鎮壓，也沒有逮捕。這真是自由的可貴啊！但是，在極權專制如中國的社會裡爭取自由民主，「飛行集會」的意念，也許仍然是一種可行的宣示力量的方法。這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妙計。

茉莉花革命可以借鑒飛行集會

　　【後記】突尼斯人民自發而迅猛的茉莉花革命是一場名副其實的網絡革命，令世人驚歎。事實上短訊、面書、推特等互聯網不單只是實用主義的資訊傳播工具，而是自由的象徵。網絡是自由概念衍生出來的，它帶著自由的因子。網絡是自由的武器，不是人類的工具。當一個「意念」（idea）在網路上出現了，它就像自由的翅膀，在網路世界裡無邊無際地飛翔，沒有甚麼東西可以阻擋得了。去年上海大火有十萬人聚集悼念，這次中國茉莉花散步運動第一波也有近千人在北京王府井圍觀，均是互聯網快速召集群眾的作用，威力無比。比較一下這兩次的情況很有意思：

　　一、意念（idea）是甚麼？它不應是讓人執行的革命綱領或指令，而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念頭（idea），當這個念頭得到網民廣泛共鳴和認同時便迅速地傳播，並在傳播過程中，像傳染自由因子一樣（Viral Marketing），被網民自由地加以改造和創新，最後這個意念的無限創意，比原始的更加完美或更具操作性，這時網絡革命便隨時會發生。沒有這創造的過程，不會成功動員千千萬萬的群眾，這是自由的原則。上海大火那次先是有人提出「悼念」這個意念，得到無數民眾接受認同前往聚集。人數之多以至中共不敢貿然鎮壓，還創造性出現上海交響樂團在悼念現場演奏的創舉，成就了一次網民的集體創作，成績蜚然。這次中國茉莉花散步發起人發出的是革命綱領和指令，不是意念（idea），是指示民眾如何執行，不是再創造。失去網絡革命必不可少的自由要素，故效果不彰。提出者從個人感受有感而發提出的意念，若能符合多數民眾的覺悟程度而得到共鳴才能有成功的機會。我認為以中國目前的情況，實際上仍停留在自由民主啟蒙階段，亦即所謂暖身階段，集中議題在反腐敗上所創出的意念最為恰當。

　　二、網絡革命為甚麼無組織無領袖？因為一個好的意念在網路上穿行過程中，不單只是傳遞而是得到不斷的變化和改進。意念在改進之中，自由彰顯了，就像動員群眾的發動機，人人都是參加者，組織者，都是領袖，於是等於沒有組織沒有領袖。茉莉花散步發起人實際上只不過是匿藏在網路上發號施令的領袖。盡管他們聲稱：這是平權條件下的公民革命，誰也領導不了誰──我看，雙方都錯了，這不叫平等，而是違背了自由原則，不是網絡革命。這仍然是傳統革命思維，相信是中共意織形態教育所致。上海的悼念，相對來說是比較符合網絡自由原則。

　　三、我們要革命當然隨時準備著犧牲，但要盡量避免不必要的犧牲。現在有許多參加者或無關者被中共一股腦兒約談、軟禁、扣押、監視、失蹤、刑拘，很多情況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這些領袖們應該為這些失去自由的同志們感到歉意、悲憤、給以聲援，向中共抗議。

　　四、茉莉花散步應該就此告一段落，先作總結再徐圖後繼。群眾運動的興起要有一定的成果，也不能像流水作業般無限期延續，像毛澤東的軍隊那樣打持久戰，這會削減民眾的熱情和信心，增加民眾的疲態而無以為繼。這是香港司徒華先生畢其一生實踐的重要經驗。

　　五、現在因為有了互聯網，已經不再需要中共地下黨那種口耳相傳的落後方式去聚集群眾了，但飛行集會也許仍然可以為民眾們在集結群眾，從虛擬的網路回到實質的行動中，提供一些創意的靈感吧！願茉莉花繼續盛開。

（寫於二○○三年十月，二○一一年三月補充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