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民主群星的隕落
 
我看民主群星的隕落
作者: 李 銳

批毛文選

更新於︰2013-02-06 Print Friendly and PDF

編者按:李凌新書記錄西南聯大(1938-1946)大批追求民主的優秀師生在共產黨統治下的悲慘命運。李銳序揭露悲劇的來源是毛澤東對知識分子幾乎是不共戴天的敵視態度。


●李銳(左)和《群星隕落記》作者李凌。

今年我已經吃九十六歲的飯了,精力體力大不如前,很少伏案握筆。前不久,李凌同志將他的書稿《「民主堡壘」群星隕落記》給我,並囑寫序言。我之所以應命,是由於這本大著中有我 熟悉的人,主要描述了當代許多著名學者、大師的悲慘命運,所關注的問題恰恰是我晚年不斷呼喚的「何時憲政大開張」。可以說,這本書是當代中國歷史變局的一個例證。

西南聯大先後有二百名地下黨員

一九三九年夏,我到重慶參加南方局青年工作會議時(青委書記是蔣南翔),認識了袁永熙。他當時是西南聯大黨總支書記,參與領導學生民主運動。他曾有過短暫輝煌。解放後,在團中央任學生部副部長、清華黨委書記、校長助理。他的夫人陳璉(陳布雷的女兒)因他被打成右派而離婚,文革中自殺。

一九五二年以前,我一直在報社和宣傳部門工作,非常關心國家形勢的發展,對國民黨鎮壓民主運動曾寫過不少文章。昆明的「一二一」慘案,隨後李公樸、聞一多相繼遇難,是震動全國的大事。書中的統計數字說明:「一二一」前,昆明的大學中只有黨員二十多人,運動之後發展到一百多人,僅西南聯大就有七十一人。西南聯大存在的八年多時間裡,曾在校就讀的學生約八千人,畢業的本科生、碩士生三千八百多人,先後在校中學習和工作過的中共黨員有二百零六人。其中「一二一」慘案中遇難的烈士有于再、潘瑣、李魯連、張華昌(于、張不是聯大的)。

大多數學生解放後在各種工作崗位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如馬識途、宋平、王漢斌、彭佩雲、何東昌、何功楷、沈克琦、李曉等。有一位一九四○年在聯大畢業的老教授、研究美國史的專家劉緒貽,書中沒有提及。二○一二年五月, 武漢大學為劉教授一百歲大壽開了慶祝研討會。由於他堅決反對「用民本偷換民主」的「維穩」,以此壓制改革,大家歌頌他為「百歲非毛派」。

一支富民主思想的校長教授隊伍

西南聯大能夠成為抗日戰爭時期的民主堡壘,不僅是雲南省工委領導了聯大有戰鬥力的黨組織,一批優秀黨員和許多進步同學奮不顧身的英勇戰鬥;還有一支富有民主思想的校領導和教授隊伍,也是一個重要方面。聯大由清華、北大、南開三校組成,後兩校校長蔣夢麟、張伯苓都在重慶有兼職,不能來雲南,校務由清華校長梅貽琦全權主管。梅的人品與個人修養極佳,從不輕易發言,成竹藏胸,言出必行,行必有方。

梅校長的生活也很嚴謹,他將校長專用車改為公用車,自己儘量步行;每遇困難挺身而出,從不獨斷專行。清華成立之初就是民主治校,梅校長力主學術自由,抗拒政府政治控制的教育體制,學校有教授會、評議會和教務會議,最有發言權的是教授,被稱為「教授治校」。梅視教授為大學的脊梁,一九三一年就職演說有這樣的話:「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沒有讀過大學的華羅庚,入學考試英語差的吳晗,數學極差的錢鐘書,都是他引進的人才。在雲南時,梅校長對校內中共地下黨的組織活動從不干涉,甚至加以保護,對國民黨鎮壓學生行動時則予以抵制。

聯大有一支出名的富有民主思想的教授隊伍。著名學者、詩人聞一多遭國民黨刺殺,引起軒然大波,激發更多知識分子站到國民黨的敵對方面。羅隆基、潘光旦、曾昭倫、費孝通、向達、吳晗還有雲南大學的潘大逵等,都是竭力促進中國民主化變革進程的。他們大都留過學,受西方科學、民主和憲政治國的影響,對國民黨蔣介石 的獨裁專制統治深感不滿。西南聯大的許多教授都成了民盟的高層成員。這當然也是聯大成為「民主堡壘」的一個重要因素。

當年堅持民主制度的人,未必接受馬克思主義。如羅隆基,抗戰前在上海光 華大學任教,就因為批評國民黨統治下的人權狀況,鼓吹言論自由,就大受迫害,要取消他的教授資格。他的政治思想,就是從英國拉斯基學來的政治學,在《新月》月刊上發表的文章,對於馬列主義、共產主義作了直接的批評。這些教授反對國民黨的專制統治是極其真誠的、堅決的。關於馬克思主義,還可以說陳寅恪教授,我和黎澍同去錢鐘書家拜訪時,聽錢談到,解放初期,郭沫若寫信給陳,邀請他到科學院第二歷史研究所任所長。陳回信說:如要我當所長,這個所就不講馬克思主義,請你告毛澤東、劉少奇得到他們的同意。

陳沒有去台灣,一直留在廣東中山大學,也沒有北上。陳是史學大師,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陳是真正的家學淵源:祖父陳寶箴(曾任湖南巡撫)和父親陳三立都支持維新變法,舉辦新政,遭到撤職。陳寅恪曾經指導「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桎梏」當時指三民主義,後來指馬克思主義。中央曾先後派章士釗、陳毅、周揚等人到廣州勸說陳來京就職,陳一一謝絕。

  這些當年反對國民黨蔣介石專制統治的進步青年和精神獨立的教授們,結合在一起,就成了「民主堡壘」,乃星空中璀璨奪目的群星。這種定性是完全正確的。

聯大師生歷次運動被鬥者不計其數

李凌這本書的書名是《群星隕落記》,它不是要寫群星,而是要寫群星的隕落。一九四九年之後,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政府被趕到台灣去了,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成了大陸的執政黨。根據當年共產黨尤其毛澤東著重宣傳的,要建立自由、民主、富強的新中國,這些民主教授和革命學生們追求的目標可說已經達到了,這不是一件令人歡欣鼓舞的事情嗎。可是奇怪的是,就像天文學上發生的流星雨一樣,群星亂落了!這本書就是記下了這一頁歷史。

一九四九年以來,政治運動不斷(有學者統計,大小四十多次),這些運動不論叫做甚麼名字,都是「與人鬥,其樂無窮」的,都是整人的,首先是打擊知識分子的。書中寫到:當年受周恩來派遣到昆明做龍雲工作的華崗,取得很大的成功,還一度化名在西南聯大任教。可是到了一九五五年的肅反運動中,他就在山東大學校長的任上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後來被整死了。肅反運動的打擊面(立案審查)是一百四十萬人,所有政治歷史稍微複雜一點的都得列為肅反對象。華崗這樣的大案是登了報的,其他的人就無從知道了。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為了要使右派分子在公眾面前「掃臉出醜」,毛澤東規定要有十分之一見報。這樣,在當年的報紙上,就看到了羅隆基、費孝通、潘光旦、曾昭倫、 潘大逵、吳文藻、吳景超、向達⋯⋯等等民主教授被列為右派分子的材料。聯大的學生劃為右派分子的,有參加黨組織領導的袁永熙。

本書作者李凌,是在聯大擔任過黨支部書記的,也被劃為極右了。當年在聯大積極參加領導學生運動的共產黨員,解放後被整得很慘甚至整死的,除袁永熙、陳璉外,還有李炳泉、吳顯鋮、尚嘉齊、范迪之、盧錫錕等,聯大師生在各種政治運動中被打成右派、極右、三反分子、反動學術權威,被批鬥、被抄家、被凌辱的人不知有多少。據我所知,一九五七年謝富治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時,他就把當年「邊縱」的許多聯大學生黨員打成右派、打成地方主義分子。陳寅恪是一九五八年批判「厚古薄今」的運動中,遭到批鬥的,從此告別講台,潛心著述,文革時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雙目失明二十多年去世。

反右運動大規模摧殘民主群星

我在幾年前曾寫過一篇文章《毛澤東與反右派鬥爭》(刊《炎黃春秋》二○○八年第七期),從《毛選》上第一篇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九二六年最早發表的原件中(《選集》作了大量刪改),可以看出他早年的敵視知識分子的思想情緒。他認為無論哪個國家,都分有上、中、下三等人,或五等人即大、中、小資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將銀行等高等員司、政府高等事務員、政客、部分留學生和大學教授、學生、大律師等,稱為「反動派知識階級」,屬於前四等人的附屬物(人數約一百萬)。將為「中產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子,即大部分留學生、大學教授和學生、小律師等,分為右翼和左翼,右翼屬於反革命,左翼有時可參加革命,然易與敵人妥協,這些可友可敵的人有四百萬。

延安時期必須同國民黨爭奪知識分子,毛對知識分子的看法略有變化,但沒有根本變化,從一九四二年的整風運動及隨後的搶救運動,知識分子仍被當作「異端」慘遭迫害,我有親身經歷。(搶救運動中,延安和邊區共打了一萬五千個特務,一個真的也沒有。)毛始終認為知識分子是資產階級的附屬物,乃「皮上之毛」,「階級鬥爭」革命中的反動派。直到文革時,知識分子被稱為臭老九,連知識也被否定了:「知識越多越蠢,越多越反動」。

關於反右派鬥爭還應多說幾句話。一九四九年後的所有政治運動都是整人的,主要整知識分子。反右派鬥爭除開打擊人之外,還要批判這些人的見解,即批判所謂右派言論和右派思想。今天看來,其實當年所批判的右派思想,其中許多都是有助於中國現代化、民主化、法治化的主張。批判了這些,就顛倒了是非,遲滯了中國按普世規律前進的進程,其後遺症至今還沒有消 除。

反右派運動可以說是對中國民主群星一次大規模的摧毀。可是事情至此還沒有完,比如吳晗,在反右派運動中是頗為積極的(那時他剛入黨),到文化大革命就 成了祭旗的犧牲,最後他全家死得好慘。

毛定知識分子為反革命 文革祭刀

由於知識分子喜歡提意見,喜歡多嘴多舌,執政當權之後,視「獨立精神」、「自由思想」為異己的「偉大導師」毛澤東,感到同他所希望的人人都當「馴服工具」,當「螺絲釘」(學雷鋒)的要求格格不入,將知識分子特別是大知識分子當敵人看待的早年認識,終於可以在現實中得到實踐了。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在成都會議的講話提綱中,毛澤東寫道:「對於資產階級教授們的學問,應以狗屁視之,等於烏有,鄙視,藐視,蔑視,等於對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學問,應當鄙視藐視蔑視一樣。」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四日, 毛澤東對「北京藝術院校試行半工(農)一文的批語」中說:「那些大學教授和大學生們只會啃書本(這是一項比較容易的工作),他們一不會打仗,二不會革命,三不會做工,四不會耕田,他們的知識貧乏得很,講起這些來,一竅不通。他們中的很多人確有一項學問,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還是如此。他們也有術,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說,知識分子和工農分子比較起來是最沒有學問的人。他們不自慚形穢,整天從書本到書本,從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幹反革命, 搞資產階級復辟,培養修正主義以外,其他一樣也不會。」

既然是反革命,當然要對付了。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澤東對他的美國友人斯諾說:「我們沒有大學教授、中學教員、小學教員呵,全部用國民黨的,就是他們在那裡邊統治,文化大革命就是從他們開刀。」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印發了這個毛澤東和斯諾的談話紀要,在注釋中指出:「此件請印發黨的基層黨支部,口頭傳達到全體黨員,並認真學習,正確領會主席講話精神。」也就是說要全國各地一直到基層黨支部都要對知識分子「開刀」。(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至第118頁,第12至35頁,第13至171頁、182頁。)

文革中,將知識分子打成「臭老九」,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

毛澤東扭曲知識分子的歷史地位

西南聯大即是「民主堡壘」,又是「人才搖籃」。在八年多的教學期間,教育出的本科畢業生和碩士生中,到一九九五年,共有九十位學生成為科學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我國二十三位兩彈一星元勳中,有八位是聯大人,其中只有趙九章、楊嘉墀兩位是當年的教師,其餘六位都是當年的學生,即郭永懷、陳芳允、屠守鍔、朱光亞、王希季、鄧稼先。我國從二○○○年開始,評「最高科學技術獎」,每兩年評出兩人。該項獎極其嚴格,寧缺毋濫。到二○○八年,共評出十二人,其中有當年聯大學生四人,即黃昆、葉篤正、劉東生、吳征鎰。還有李政道、楊振寧兩位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也來自聯大物理系。可是培養這些學生的老師們,如曾任清華、北大、西南聯大物理系主任、理學院院長的葉企孫、饒毓泰和兩彈一星元勳之一的趙九章都下場凄慘,甚至被整死了。

李凌同志的這本書,以他的親見親聞親歷為主,加上搜集到的材料,記錄下這一頁沉重的歷史。現在的中年尤其青年人,大都不瞭解這一頁歷史。中國應當走上自由、 民主、科學、法治的現代化道路,這是大家的責任,一百多年來,多少人為此奮鬥、為此犧牲。知識分子在人類社會進步的道路上處於一種甚麼身份和地位,毛澤東 怎樣扭曲了這種地位,歷史就在眼前流過,不能無動於衷。任何理論都不能離開真實的歷史,對歷史要有忠誠的態度,研究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也都同他們當 年經過的史實分不開。本書作者以耄耋高齡、孜孜不倦來寫這本書,當然感到這是一種歷史的責任。

前幾個月,我所在的單位老幹局發了一個《關於開展「黨的生日寄語」活動的通知》,要求我們這些老頭寫一段「寄語」,「以營造慶黨的生日、迎黨的十八大良好氛圍」。我就在「通知」下面的空白處,寫了這樣幾句話,錄以結束這篇序言:「以史為鑒,鑒往知來。人類歷史進步,從工業革命到現在智能社會,靠的是科學知識創新;此種創新又同自由民主的憲政治國分不開。一九一九年發生的五四運動,正是高舉民主與科學大旗,循此普世規律、世界潮流。我們黨革命勝利,也是靠反對蔣介石法西斯統治,宣揚建立自由、民主、富強的新中國獲得的。可是執政之後,卻走了一條與此相反的道路,殃民禍國,直到『文革』十年嗚呼哀哉。改革開放三十年,經濟好轉,前十年隨世界潮流前進,八九年之後,普世價值失效。我的憂慮在:何時憲政大開張」。

(摘自炎黃春秋雜誌二○一二年第十一期)






更多文章

關於我們 聯絡我們 開放舊網頁 每期文選 封面彩頁
版權所有,轉載文章請知會本網站 email: open@open.com.hk 告知貴網站名,何時轉載及文章題名,請說明出處(原載開放雜誌網站某年某月號)請尊重原作,請勿刪改。
Copyright © 2011 Open Magazine.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