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百多年前一位法國思想家寫的書在中國熱傳，真正了解其人其書者有誰？本文是一篇上乘的導讀。介紹托氏研究為何法國革命失敗，而美國憲政成功？法律、政治與宗教信仰的關係。對於脫胎於革命的現代法國與中國極具啟示。

●法國大革命1789-1799，負面的暴民政治和非法制的專政，
影響中共至深。托克維爾指出美國憲政革命是成功之道。

習近平再次說起他的「中國夢」，待下月全國「兩會」人事框架組建後，方能看出誰來助他這個夢？去年十一月三十日，王岐山在中紀委會上，推薦法國托克維爾（A.Tocqueville 1805-1859）著的《舊制度與大革命》，試圖挽救已失去人心的體制。無神論的王岐山只粗讀了托著中的一部，無法理解作者的洞見，本在情理中。遺憾的是中國大陸的知識界、中產階層及各路反對派的精英，很少有人讀過托的書，知其思想精髓。可見中國的憲政夢，還未走上正路。

宗教自由是民主成功之母

托克維爾一生的主要著作有三部，最重要的一部是《論美國的民主》（上下卷，1835和1840出版）、《回憶錄：（一八四八年法國革命）》（死後三十四年的1893年出版）和《舊制度與大革命》（1856年出版）。三部書出版一百年後的一九九二年才在北京出漢譯版。

三部書的核心是論述美國憲政為何成功？法國大革命為何失敗？其關鍵是法國的大革命打倒上帝，取締宗教。宗教自由與民主憲政本是密不可分，視為民主憲政的精神與支柱，離開宗教去談民主，就成了無根之本，無源之水。西方思想家認為「一個合格的公民首先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動力。

法國大革命的失敗和美國民主的成功說明，沒有（宗教）信仰是偶然的現象，有信仰才是人類的常態。法國大革命時期，宗教精神與自由背道而馳，但在美國宗教精神與民主自由卻始終緊密地結合。因此，法國的失敗與美國的成功是不可避免的。

法國大革命時期也曾高舉過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大旗，但在旗下，實行的卻是革命的暴政。以自由的名義走向專政，以平等的方式產生新的「恐懼和嫉妒」，以博愛的方式使人頭落地。在法國人的心中，宗教已失去意義，用所謂崇高的革命理念替代了上帝的位置，將人重新拉進了屠宰場。

沒有宗教，傳統道德在法國大革命過程中統統變為廢物。然而，精神變態、人格分裂、價值分離、口是心非卻充斥著社會各階層，人人說假話，生活在假話與謊話中不可自拔。一個失去宗教信仰而高喊民主的法國社會失去了基本的判斷力，正義觀、道德觀、價值觀都蕩然無存。這與中共建政六十多年的中國大陸社會是多麼的雷同。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共革命者，早年到法國勤工儉學究竟學到了什麼？紅色高棉的領導人到法國留學後，將幾乎全民信佛的柬埔寨，變革成無神論統治之國，學到了法國大革命後的極權、獨裁和暴政。

批判法國大革命多數人的暴政

《舊制度與大革命》出版於一八五六年，迄今已有一百四十六年，而漢譯本問世才二十年。托氏寫完這本書，法國大革命已過去了很多年，距他寫的《論美國的民主》已有二十一年。然而，革命與舊制度的復辟仍輪番上演，法國仍在苦難中輪迴。這讓托氏開始深入反思這場革命的原因，以及侷限和教訓，進一步論述了美國民主成功的原因。證明法國大革命是破壞有餘，成事不足。

托氏看到了法國和英國同樣有貴族階級，但英國搞成了「光榮革命」，完成了君主立憲。法國卻無力制衡國王的專制，最終大革命發生。路易十六本是個開明的君主，同情美國的民主革命，致力於改革，而那個時代的法國農民生活已大為改善，經濟繁榮遠勝過歐洲大多數國家。但生活越改善，人們的被壓迫感和被剝奪感就越強，對君主的改良越來越失去耐心，開始動手改造一切，甚至不惜為這場改革而拋棄宗教精神。托氏認為「沒有充分準備的人民自行動手從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毀掉一切。專制君主本是最低危險的改革家」。

所以，在他看來，「這場革命摧毀了那樣多與自由背道而馳的制度、思想、習慣，另一方面它也廢除了那樣多自由所賴以存在的其他東西」。托氏的三部書，自由是他思想的靈魂，平等是基調，宗教是自由平等的動力。離開自由的平等是奴役下的平等，離開平等的自由是特權者的自由。自由是平等的自由，平等是自由的平等，二者相結合才是真正的自由平等。反之是假自由、假平等，但真正的自由與平等都離不開宗教自由作土壤和基石。故自由、平等放在宗教自由的美國生成憲政民主制度，而法國革命與宗教斷裂使民主的命運多舛。

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托氏一方面認為民主是世界潮流，而另一方卻擔心，民主搞不好很可能是「多數人的暴政」。在美國和法國的民主革命之間，托氏認同美國，感到美國建立的制度有效地削弱了多數人的暴政，而法國在這方面卻完全失敗了。法國革命使人們很快地忘記了自由，卻甘當獨裁者拿破崙的「平等的奴隸」。法國的革命太激進，充斥著平等主義的夢幻，有一種「民族再生、崛起」的口號，要實現像中國歷史上「人盡舜堯」的夢想。同時，法國的民族在它的革命中總是訴諸專制、暴力，最終導致了其民主實驗的流產。法國大革命一貫地帶有和民主格格不入的專制主義氣質，不是搞「議會專制」，就是搞「群眾專制」，後來還滑向了拿破崙的個人獨裁。翻開中共建黨後的九十年的革命史，和當年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是多麼相似。

托氏外祖父是名律師被處死

英、美與法國相比，英國一○六一年才進入封建社會，封建貴族勢力發展並不充分。美國原本是英國的殖民地，居民都是身份平等的平民，不存在貴族勢力。而法國從中世紀起就是一個封建國家，貴族勢力浩大，封建割據嚴重。獨占一方的封建主，財大氣粗，豢養了自己的軍隊，和國王分庭抗禮。他們之間只崇尚暴力，從不屑於用理性的方式去解決分歧。法國始終沒培養出法治的傳統，沒出現像英國一二一五年《自由大憲章》那樣約束王權的法律文件。法國的統一，也不得不由國王像中國秦始皇橫掃六國那樣，用暴力征服的方式來完成。中法兩國數千年的封建專制傳統多麼的相同。

托氏出身在法國諾曼底一個貴族家庭，他的家族屬保王黨貴族，在大革命的恐懼時期，作為律師的外祖父被處死，父母被入獄並被判死刑，後來熱月政變發生，才逃過一死。外祖父馬勒舍爾伯是啟蒙時代百科全書派的贊助人，是一位貴族自由主義者，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當革命議會審判國王路易十六時，擔任國王的辯護律師，結果在雅各賓專制的恐怖中被送上斷頭台。他的名言是：「我在國王面前為人民辯護，我在人民面前為國王辯護」。

可以說，外祖父是對托的思想影響最大的人。成年後，托曾幾度從政，擔任過外交部長，曾希望從政能夠為大革命後的法國尋覓出一條長治久安的維穩路。但在一八五一年路易．波拿巴的政變，使他的政治抱負付之東流，結果被捕。此後退出政壇，終於領悟，從事研究和寫作比從政更適合自己，至一八五六去世前的三年，他完成了反思美、法兩國民主成功與失敗的三部書。

托一八五九年去世後，他的著作和思想，在法國並沒有得到重視。只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對托氏的研究，西方學界才熱起來。中法都是經革命才走向現代化的國家。在「後革命時期」所遇到的各種困境，有很大的相似性。史學家陳寅格曾說，西方社會中以法國人與中國人最為相似。閱讀托氏的三部書，可以幫助人們理解世界史上，中法兩國的歷史與當下中國社會轉型的關聯性，從而為走出這一困境提供啟迪。

托著和中國精英的相遇與錯位

中共十八大後，托克維爾的書成為熱銷，但托克維爾並不是第一次在中國受到重視。上世紀八十年代起他的書就成為許多知識人熱衷引用的思想資源。二○○八年，在北京舉行過兩次「托克維爾與中國」的研討會。但托氏在中國每次被熱捧之後都不會持久。因為他跟中國知識群體的無神論黨文化和國學的框架格格不入。托氏在字裡行間對宗教自由，特別是對基督教的信仰，使他很難被中國大部份無神論的文化人當成知音。美國憲政民主制度的社會基礎，是自治的基層社會，特別是作為道德、律法共同體的基督教會，這是托氏對美國憲政民主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發現。這恰恰是中國各類精英的一個盲點，文革前三十年如此，文革後的三十年依然沒有掃盲。

二○一二年十一月，美國卡特中心邀請中國較開明的公共知識分子、知名博客作家、學者及官員到美國參觀總統大選，其中不乏有對托氏著作耳熟能詳者。選舉當日，看了十四個不同的投票站，可惜很少有人注意到有些投票站就設在教堂內，即便注意到了也沒意識到這其中的意義。在提皮科郡，選舉日設立的十九個投票站中有九個是在教會裡，而觀選團成員第一反應是，美國不是政教分離嗎，怎麼能這樣？但托氏在《論美國的民主》中寫道，這些基層教會是美國社會自主治理的基本單元，是美國憲政民主制度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

當今中國的改革者，還在爭論是繼續自下而上、村—鄉—縣—省逐級推動選舉，還是主張先黨內後黨外等民主路徑時，托氏早就認為，法律之所以在美國得以執行，不是因為法律成為信仰，而是有信仰（基督）的群體自願使自己服從法律。法律不會也不必成為信仰，信仰也不會取代法律。

中國轉型癥結：缺乏宗教精神

中共的體制性腐敗，為何長期爛而不倒？中國社會轉型為何這麼艱難，癥結在何處？這也許與中國各路反對派至今還輕視法律和宗教精神有關。很少有人知道，美國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中，有六位是基督徒，三位是猶太教徒。中國大陸所有持的不同政見者中，至今很少有人瞭解，像美國芝加哥的基督教三一教會，那是一個黑人社區的普通教會，卻培育了大批美國黑人社區領袖和政治領袖，從這裡走出了美國民權運動最著名的領袖馬丁．路德．金和第一個黑人總統奧巴馬。

美國建國二百三十年來，百分之七十的總統是來自基督教的三個教派─聖公會、公理會和長老會。宗教自由包括教派自由，而在中國大陸只有宗教但沒有教派自由，當今全球的各種宗教就有教派二百萬個以上。深受中國儒家文化影響的韓國，脫儒入基，在短短的三十年中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信基督，這是韓國社會成功轉型的重要因素。在信佛的大國緬甸，現雖轉型尚未成功，但又有多少中國人知道昂山素姬是虔誠的佛教徒？

中國大陸國人的法律之輕，將如何能承載起民族信仰之重？若中國沒有法律之外的共同信仰，又如何能撐起憲政、民主、法治、人權、自由的天空，其結果法律和民主政治往往被踐踏在地上成為一紙空文。中共的反對派若只有主張、口號和行動，卻遠離宗教信仰自由的精神和憲政民主的基石，還不儘快領悟一旦離開了憲政大廈是主要由一大批有信仰（宗教精神）的法律人來設計、營造、管理和操作的世界歷史經驗和教訓，那麼中國大陸或許也將會產生類似法國的第一共和國，第二共和國，還有第三、第四的共和國⋯⋯

中國也許會像當年法國大革命那樣，不斷處在專制輪換的恐怖中。台灣社會的轉型成功，是建立在宗教自由這個廣袤大地的基礎上，選出有信仰的法律精英來治台灣，台灣轉型的成功並不等於大陸的轉型就會立馬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