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底層的葉海燕、向人大提議案的遲夙生、學者李銀河，以及正在改朝換代的民意，「性工作合法化」漸行漸響，成為中國走向現代文明的標誌之一。

近年，大陸性學研究逐漸深化，從理論走向實踐，「性工作合法化」在民間漸行漸響。不過，話題畢竟敏感，觸及傳統道德與紅色意識形態底線，官方雖無表態，但「不禁止即默認」。正視而非回避，悄悄成為朝野共識。

二○一一年六月下旬，聯合國人口基金第二屆愛滋病預防與性工作國際研討會在北京召開，大陸性工作者代表葉海燕受邀演講，其註冊的「妓權網站」已生存多年。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南方週末》深度報導底層性工作者實況，將底層性工作者從暗處推向前臺。報導揭示大陸許多窮困角落，廉價性交易在大規模運行，底層性工作者承受疾病、暴力、罰款、貧困等現實。空倡道德，於事無濟。

中共一直將鏟滅娼妓視為一大政績，如今春風吹又生，至少六百萬妓女（編註：這是中國官方的數字，為世衛組織引用。中國學者認為，此數不足實際數之一半。）活躍於全國城鄉，還有她們帶動的「產業鏈」（供養五千萬人口）。八十年代以來，中共對「性工作」採取鴕鳥政策——回避、不承認，但也不真正禁絕，因為既無法禁絕，也斷了一條維穩的就業管道。

吳獻芳：貴州農婦廣西謀生

大陸性工作者分五檔：一、最昂貴的夜總會級（如北京的「天上人間」），收費近萬；二、賓館、洗浴中心的「叮噹公主」，收費數千；三、按摩店、休閒店和髮廊，收費過百；四、站街女，約六十元；五、十元店，塵埃中的大排檔，湘西鄉村「騾馬店」收費二、三十元。

貴州農婦吳獻芳流落廣西小縣，縣城有三四家提供性服務的洗浴城，按摩房四五十家，「小旅社」約十五家。吳獻芳租居小旅社地下室，沒有窗戶，潮濕如穴。一張舊席夢思占去房間一半，她整天躺坐於床候客。小旅社住著三四十位「吳獻芳」，四旬農婦為主體，最大的六十二歲。當地俗稱這種小旅社「十元店」，客人多為本地老頭或者中年民工。每次交易十至三十元。來客平均五分鐘完事。

稍有姿色，再趕上好運氣，一天可接十來位客人，月入兩千來塊。她們不做婦科檢查，婦檢要三十元。如感覺身體異樣，到鄉下打青黴素吊瓶，二十多元，消腫後即復工。

吳獻芳隔三岔五將「工資」托老鄉存卡或寄回家，兒子是她最大的盼頭。長子當了司機，倒插門嫁到天津農村。她白天「上工」，得空就在電話裡對著二兒子哭，愁得整夜睡不著，竟禿了頭。為不嚇走客人，花八十多塊買藥，不想長出的全是白髮，只能染黑。

王菊花有三個孩子，老公遊醫，醫死人判刑十年。老公叮囑：「天塌了，也要把孩子帶大」。袁麗蓉快六十了，生意寡淡，總哭喪著臉。她老公跟別人好上了，不離婚，還把她往死裡打，左眼至今落疤，有家不敢回。

這群農村貧婦，最大風險是「掃黃」，抓一次罰款三千，至少得接一百五十位客人呵！一般威脅是：疾病、暴力、歧視。前些年，北京一年百餘起未破兇案，百分之三十七受害人為「黑暗中」的妓女。

最怕壞人「點水」，即有人先設套，再打電話報警，人贓並獲。既不能得罪客人，又怕生意太好招人妒嫉「點水」。進了局子，二次勞教一年並通報家人，或罰款三千。儘管相當肉疼，她們還是情願罰款，不願被通報。幾乎人人都出過事。吳獻芳也被抓過兩回，她性訥膽小，趕緊交錢贖身。頭一回六百塊，第二次三千。她曾想不幹了，可大兒子沒錢蓋房子，親家瞧不起；二兒子脫離傳銷，當了司機，二十一歲沒錢找不上媳婦；只能回身「開工」。

湘西，幾十個村婦為上千光棍中出得起錢的人提供性服務，都不用套。「工地」極其簡陋：一張並不結實的木板床，亂糟糟的被子，散放的絳色乳罩，地上有木盆、開水壺、用過的衛生紙、撕開的煙盒，牆角堆滿方便麵盒。每次二三十塊，掏不起錢的，可透過牆上小孔觀看活體表演，每次一塊錢。

有人認為：「在男女比例失衡、婚齡女子外嫁、配偶資源外流嚴重的湘西偏遠苗寨，許多村寨幾乎淪為光棍村，湘西許多集鎮的地下性交易有效協調了人性最根本需求的平衡。許多村姑、大嫂們拿出本該屬於丈夫的交配權，以滿足光棍們最根本的需求，從而換取自己與家庭的生活資料。」

●知名性工作者葉海燕主張性工作合法化，她甚至向底層勞工提供免費性服務。
中國性問題的解決已經十分緊迫。

「流氓燕」開辦關注妓女網站

葉海燕出生湖北山村，因貧放棄小學教師職業，南奔粵桂，立志掙錢回家開廠，帶動全村富起來。但她只能進卡拉OK做陪唱。最初，葉海燕很看不慣「小姐」。後來，她任玉林一家酒店大堂經理，管一撥小姐，發現小姐們常常喝醉大哭。○三年，離婚後的葉海燕寄宿一群「小姐」家，才知「小燕子」未婚同居產一女嬰，男方逃之夭夭；四川小紅「打工」掙了一萬來塊，被女友串通壞人灌了迷魂藥，摸光錢財還被強暴。不久，天涯論壇出現「流氓燕」，與所有羞辱「妓女」的網民對罵，直到天涯網管封了ID，一腳將「流氓燕」踢出論壇。

○五年，葉海燕自辦網站。簡單的木制傢俱，一台舊列印機，一台二手電腦，一部電話，一個人，「中國民間女權網」開張了。

她關注八類弱勢女人：離異婦女、未婚媽媽、小姐⋯⋯憑藉網路紅人的影響力，女權網壇吸引了大批網民，小姐「瑤瑤」發帖：「我是一個小姐，你願意娶我嗎？」不久，網站內部的女版主分化，一派認為不能和妓女同一網站；另一派是孤獨的「流氓燕」，力挺「瑤瑤」，就是要給小姐提供發聲通道。

最後，站長「流氓燕」索性改網站為「紅塵網」，自標「中國第一個關注妓女的網站」，「給紅塵女留個未來！」幾天後，她遭遇一連串打擊。最後，「紅塵網」在網路駭客孜孜不倦攻擊下，徹底淪陷。○六年五月底，她接到電話：「瑤瑤」被客人殺死，剪刀刺傷全身，葉海燕再次憤怒「出山」。

葉海燕主張性工作者也是工作，公民權利應得保障，倡議「免除對底層性工作者的經濟處罰」。葉海燕反對賣淫，認為賣淫是男權社會對女性的壓迫欺侮，但消滅賣淫不行，賣淫是貧窮婦女的一項人權，最後的謀生手段，只能提高婦女地位逐步改變。

葉海燕尤其關注掃黃帶來的傷害：罰款會導致她們更貧困；隱私得不到保護會跳樓⋯⋯今年初，她臥底「十元店」，免費為四位民工提供性服務，全程微博轉播，以此宣倡性權利平等。她有十五萬粉絲。網友問：她瘋了嗎？律師熱議：網上招嫖直播，擾亂社會治安。葉海燕沒被抓，只是微博帳號再次被封。從此，她和周邊「小姐」打成一片，被呼「燕哥」。

葉海燕下海：性工作也是工作

「流氓燕」招致多方不滿，更有人認為她公開宣淫。教育部機關團委書記吳述綱對記者說：「葉海燕老師的許多言論太過露骨，已經超越了『性教育』的尺度。」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葉海燕成立於一一年八月的玉林浮萍健康工作室被砸，認為她「鼓吹賣淫」。

葉海燕認為憑什麼「姐妹們」的生存環境如此惡劣？社會對她們的歧視和暴力難道理所當然？法律對她們公平嗎？她寫稿掙錢維持網站運轉，天天吃方便麵，連衣服都是小她九歲的男友從家裡偷的。她與男友輪流上網值班，志願者都走光了，她天天在網上跟人吵架。她說：「我尊重每一個姐妹的選擇，可我自己不會做妓女。」她在所有門戶網站註冊博客和微博，闡述觀點。時不時會有一些NGO（非政府機構）請她講座，她便倒出一籮筐設想。如給五十五歲以上貧困性工作者每月發放五十元養老金，但給性工作者做幾次婦科檢查或發套什麼的，遠非葉海燕的終極目標。

○七年後，她的性工作者維權漸走高亢。她在武漢鬧市徵集簽名，倡議每年八月三日為「性工作者節」，發起終止暴力對待性工作者的「紅雨傘運動」⋯⋯但她只能得到零打碎敲的個人捐款，但她不願用發聲自由換取資金。○八年，她發佈一條驚人消息——自己也「做了」，一月接客五六位，進帳約一千五百元。她說之所以「下水」，除了更深入理解這一邊緣人群，還得養活自己母女倆。

台灣一直「罰娼不罰嫖」，二○一一年十一月廢止此法規，因違反憲法平等原則。葉海燕由此看到希望——免除對貧困性工作者的經濟處罰。二○一○年夏，葉海燕不戴面具出現在亞太性工作者會議現場，老外大吃一驚。她大膽宣佈：「我是一名性工作者」。

如今，葉海燕生活在三輪車爬滿大街小巷的小縣城，蝸居在月租三百塊的「工作室」，繼續她的「妓權運動」。工作經費緊張時，她甚至想先去洗浴中心做一兩個月，掙一兩萬回來以維持工作室一年的運作。葉海燕志在民間思想動員，糾正國人對妓女的傳統觀念。

女律師遲夙生、性學家李銀河

二○○三年，全國人大代表、齊齊哈爾女律師遲夙生提出賣淫合法化議案，遊說東北團三十名代表連署，雖未正式立為議案，但引起廣泛關注。遲律師建議：一、刪除《刑法》第三五八條中「組織他人賣淫」的處罰規定，但保留對「強迫他人賣淫」的處罰；二、對自願賣淫的成年人，應該把她們組織起來保障健康，安全交易，不應定罪。遲律師說她在現實生活中接觸許多因賣淫嫖娼引發的敲詐勒索、殺人滅口等刑案。遲夙生提出：男女嚴重失調，十至二十年內很多貧困者將娶不到妻子，賣淫會使強姦案大量減少，過去嚴禁賣淫嫖娼，強姦犯罪發案率非常高。

二○○六年，性學家李銀河根據西方女權立場，提出賣淫無罪。沒有受害者的性行為不應受法律懲罰，因此她主張賣淫非罪化。性學研究者的觀點較為一致，只是李銀河敢於說出來。李銀河自信其觀點經得住時間考驗。

李銀河認為掃黃三十年，完全無效，越打越多，造成的社會問題比它解決的還多，如黑社會、性病傳播等。地下活動必須要有保護傘，黑社會應運而生，然後帶出員警腐敗官員腐敗。妓女被殺案之所以難破，原因之一就是妓女全部匿名，無破案線索。至於妓女遭搶被強姦的案件就更多了。刑警認為未破兇案過多，非常有害治安，也質疑禁娼政策是不是有問題？但沒辦法，阻力非常大，大人物都不願正視這一問題。李銀河很感慨沒人想真正解決問題，沒人想真正幫助這些可憐婦女。香港有一「紫藤」組織，妓女受到剝削、迫害、危險，他們均伸援手。

大學女碩士們傾向賣淫合法化

大陸一方面禁止賣淫嫖娼，另一方面繁榮娼盛。上海快嘴周立波調侃：

高官玩的是文工團的，廳官玩的是天上人間的，縣官玩的是歌廳的，大款玩的是演藝界的，教授玩是的讀研的，廠長玩的是下崗的，老百們玩的是站街的，掃黃抓起來的全是站街的和老百姓。其他嫖客和雞，升官的升官，發財的發財，當代表的當代表，社會一片和諧。

今年五月，筆者一位十分靦腆的皖籍農村女碩士生遞交作文〈賣淫合法與不合法之爭〉。課堂評點時，對「賣淫合法化」，十位未婚碩士生（九位女生），八個半同意，一個半猶豫保留，但也傾向同意。這一在老一代一說紅臉的大事兒，下一代抬抬腿就過去了。他們的理據很簡單：「與其這麼『黑』著，不如讓它『亮』起來，讓文明之光照進去。」

「賣淫合法化」涉及中共「道德底線」，從性觀念一翼撬動紅色意識形態牆角。從底層走來的葉海燕、向人大提交議案的遲夙生、學者李銀河，以及正在改朝換代的民意，「性工作合法化」漸行漸響，成為大陸艱難走向現代文明的標誌之一。張耀傑說：「天宮一號上天不比滿足光棍的性需求更有價值！」

面對龐大的性市場，回避還是正視，是社會文明的考驗，也精確測驗政府的管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