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談不誤國,實幹未必興邦
作者: 余 杰

中南海

更新於︰2013-01-06 Print Friendly and PDF

習近平鼓吹「空談誤國,實幹興邦」,是另一種模式的大而無當的口號。不踏實推行政改,挽救不了目前日漸嚴峻的社會危機。


●新華社特地發表的習近平家庭生活照片之一。在福州主政
時家居中帶著女兒踩單車。不是休閒裝而是西裝打領帶。

中共十八大之後不足一個月,新任領導人習近平逐漸展示出部分治國思路。海外媒體評論說,與江澤民和胡錦濤相比,習近平是「無縫接軌,快速上位」。

江澤民在「六四」屠殺之後,取代被罷黜的趙紫陽出任總書記。江本無太大的能耐,以為上海市委書記就已經到頭了,哪知晚年還能「范進中舉」。鄧小平並不屬意江澤民,但因為挑選的兩個接班人胡耀邦和趙紫陽先後落馬,他不得不接受陳雲等元老欣賞的江澤民。江上位之初,迫於左派之淫威,經濟上實行「治理整頓」,一時間經濟滑坡、市場蕭條。鄧小平看到改革開放的成果即將毀於一旦,遂南巡廣東,發起「思想北伐」。發出狠話,「誰不改革就讓誰下台」,鋒芒直指江澤民。江為保位,趕緊宣導市場經濟,這說明江澤民上台三年之後,在元老眼中仍然一名傀儡。

而胡錦濤是鄧小平選中的「隔代」接班人,雖然一九九二年就升任常委,有了儲君之身份,得以在軍機處演練等候接班。江澤民長期在上海任職,有「上海小開」的派頭,當然看不起來自貴州西藏、泥胎木偶般的胡錦濤。對胡頤指氣使,而胡只能曲意奉承。二○○二年胡正式「扶正」後。江甚至在卸任之後,繼續連任軍委主席兩年,讓胡錦濤當了兩年「兒皇帝」。胡陪江唱了十五年「婆媳二人轉」。

「空談」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

習近平的上位,固然是中共各派系妥協的結果,但習僅僅在政治局操練了五年便順利接班,掌握大權。地方毛左之代表薄熙來被懲戒下台;胡錦濤因大秘令計畫的弄權,不得不以「裸退」謝罪。這樣,習近平撿了便宜,接班一個月,就成為鄧以來最強勢的總書記。

於是,習近平上台伊始,便喊出「空談誤國,實幹興邦」的治國綱領,受到海內外寄希望於中共「自改革」的人士的吹捧,認為是「習氏新政」之先聲。然而,在我看來,這一口號本身就是大而無當的誤國之妄言。

習近平之「空談誤國」說,缺乏主語,如果是對各級行政官員說的,有一定道理;但如果是對全國人民說的,那就大錯特錯。

首先,普通民眾對時政問題的「空談」,是其言論自由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老舍的話劇《茶館》中,滿清和民國的茶館中都張貼著「莫談國事」的告示,提醒茶客們不要議論國家大事,以免惹禍上身。儘管儒家文化中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情懷,但在中國的專制制度之下,庶民倘若不小心談論到「敏感」的國事,下場往往都很悲慘。老舍本人的遭遇就堪稱《茶館》之續篇——老舍躲過「反右運動」,卻躲不過「文革」。雖然他早已放棄「清談」的習慣,仍然成為「被運動」的目標。斯文掃地、肉體折磨,再加上妻兒反目,讓他徹底絕望而投湖自盡。

反之,在民主國家,「空談」是公民受到憲法保障的基本人權。公民通過「空談」來討論乃至監督政府的作為,不會受到警察的騷擾。美國大法官小威廉.布倫南指出:「對公共事務的討論應當不受抑制、充滿活力並廣泛公開,它很可能包含了對政府或官員的激烈、刻薄,甚至尖銳的攻擊。」退一萬步說,即便普通人的「空談」說錯了,也不至於「誤國」,因為民眾不是政府官員,並不掌握公權力,「誤國」的只能是手中握有權力的政府官員。

其次,「空談」也是媒體的本性。作為「第四權」的媒體,就是為了滿足公眾的「知情權」,並對政府作嚴格的監督和嚴厲的批評。媒體不具有行政和執法的權力,「坐而論道」,而不能「起而行道」。但是,媒體的「空談」卻能在某些關鍵時刻改變歷史的走向,比如《紐約時報》對水門事件的揭露,使得尼克松在彈劾的壓力之下不得不黯然辭職——這是獨夫民賊毛澤東所不能理解的。

明朝並非亡於士大夫的袖手清談

一個社會是否有活力,從媒體是否可以海闊天空地,尤其是針對政府及各級官員的「空談」可以看出來。美國首席大法官埃文斯.休斯指出:「當報界輕率詆毀公眾任務,謾罵誹謗恪盡職守的公職人員,並借用公共輿論對他們施加負面影響時,文明不能說媒體權力被嚴重濫用,因為與開國先驅們當年遭受的人身攻擊相比,這類言論根本算不上什麼。」換言之,政府和官員就是被要媒體和民眾責罵的,幹得不好當然會被罵,幹得好也會被罵。罵是常態,讚是例外。習近平應當好好學習一下休斯大法官的這段話,並捫心自問:「我是否有足夠的胸懷充當公眾和媒體『空談』的對象?」

第三,在三權分立的國家,掌握立法權力的議會,就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空談」機構。所謂「議會」,其功能就是「議」,就是以「空談」為己任。議會並不從事行政管理方面的工作,也就是說,議會並不參與「實幹」。如果按照習近平的設想,議會乾脆就廢棄了,在中國,號稱「橡皮圖章」的人大更是可以精簡掉。然而,議會的價值恰恰在於,對政府的政策和法律,進行充分、細緻的分析、討論和辯駁,然後行使立法權力。所以議會的「空談」正是決策前後的「實談」。

習近平的「空談誤國」之說,脫胎於古已有之的「清談誤國」。明朝的滅亡,就有人將責任強加到「袖手清談」的士大夫身上,因為在皇權專制傳統中,即便是「亡國之君」亦是至高無上的、不可批評的「君」。所以,士大夫便不幸被當作了替罪羊。其實,清談哪可能誤國乃至亡國?作家冉雲飛敏銳地指出:「『清談誤國』這種比傻概念在中國流行千年,人們竟然看不出其間的邏輯不通來,這也變相證明我們受愚弄得有多深。『清談誤國』是誰發明的呢?我沒考證過,但我想專制獨裁政權最喜歡以此來箝制言論自由,同時人們也因此喪失了思想溝通下的腦力激盪。中國為什麼出不了大思想家呢,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國人不能自由地清談。」可惜的是,習近平不是把專制和腐敗當作敵人,而將清談當作「敵人」,是愚蠢,還是刻意為之?

習近平捨政改而侈談實幹興邦

習近平的後半句話「實幹興邦」,也了無新意,是溫家寶在汶川地震中「多難興邦」的「升級版」。

溫家寶的話,對於盼望天降甘霖的奴才來說,是最佳的精神按摩。於是,「多難興邦」傳遍神州大地。對於溫家寶的謬論,冉雲飛在《多難興邦與腦子壞死》一文中已有深刻的剖析,不妨引用如下:「興邦不需要多難,多難不一定造成興邦的果。美國包括西方許多民主國家算是『興邦』,但它們沒有多少災難;北朝鮮的災難不比我們少,但你看金正日把這邦給興得,興得以餓死人為樂。在我們國家,人禍遠多於天災,靠頻發人禍這樣的災難而興國,腦子要有多壞死,才敢得出這樣的結論。當我們的總理說這種話,而很多人包括知識界不少人都附和的時候,你就知道腦子大面積壞死是如何煉成的。這種『壞事可以變好事』的天然邏輯鏈下的必然結論,要有多傻就有多傻,可是它竟然忽悠了許多人。」

習近平以「實幹」為號召,似乎要刻意顯示與擊鼓傳花、垂拱而治的胡錦濤大異其趣。但是,何謂「實幹」?中文是一個極為模糊、極為曖昧的語言,由於基本的缺乏邏輯思維的訓練,這種語言成了謊言的淵藪。比如,官方與民間都在談「改革」,都在爭奪關於「改革」的話語權,卻很少對「改革」本身作出清晰的定義。實際上,官方談的「改革」與民間談的「改革」,雖然用的是同一個詞語,在本質上卻有天壤之別。官方所說的「改革」,是鄧小平以來就不斷強調的「改進行政效率」和「改善工作作風」,並不涉及對一黨專制格局的改變;而民間所說的「改革」,如《零八憲章》所論,是根本的政治制度的變革。

而「實幹」這個詞語更是如此。當年毛澤東的「大躍進」、「三面紅旗」,不也是以「實幹」為標榜嗎?當時,全國幾億人民都被毛鼓動起來,大煉鋼鐵,熱火朝天,仿佛一夜之間就能邁進共產主義。毛之鼓吹「實幹」,江、胡、習恐怕都要望塵莫及呢。但是,結果如何呢?毛一個人異想天開的「實幹」,最後演變成亙古未有的「人禍」,造成和平年代餓死三四千萬人的慘劇,短短三年間治國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甚至超過八年抗戰。 

且慢向習近平鼓掌。與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相比,「空談誤國,實幹興邦」是另一種模式的大而無當的口號。口號挽救不了目前日漸嚴峻的社會危機,當局必須啟動真正的政改,中國社會才能重現生機。

有人說,政改之難,難於上青天。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如此,因為今天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已經板結化,中共早已蛻變成一個「裙帶資本黨」,即便是最喜歡談政改的溫家寶,也不願將已經收入家族囊中的鉅款吐出來。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政改也有其著力點,那不是「實幹」,而是「放權」。民間的要求很簡單,不是要讓當局做甚麼,而是當局儘量「不做」什麼。比如,開放報禁,將新聞自由還給人民;踐行憲法中規定的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言論自由、結社和集會自由;釋放所有的良心犯,如劉曉波所期望的那樣,讓文字獄徹底成為歷史。這些建議,只是讓當局不再幹以前幹的那些壞事而已,而不是「揮刀自盡」。如果連如此溫和的建議都不願接受,習近平的下場就只能是「自作孽不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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