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中共毛後政改留有重大影響者，當推終身制的廢除。曾任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的嚴家祺，是這項改革的重要參與者。他應本刊之約回憶當年經過以及許多人事逸聞。

●嚴家祺（左4）曾是趙紫陽（左1）推動政
改的助手之一。1987-11 在中南海紫光閣。

八二憲法  明訂領導人任職限期

一九八○年二月中共召開十一屆五中全會前，鄧小平就明確提出「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並把它寫進黨章修改草案。一九八○年八月十八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鄧小平在會上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又重提「廢除終身制」問題。一九八二年憲法關於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是根據鄧小平多次提出「廢除終身制」寫進憲法的。

一九八二年憲法規定，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但沒有規定「國家軍委主席」連任的限制，所以，二○○三年換屆時，江澤民在不能再連任國家主席後，繼續連任軍委主席二年。在江澤民第三次擔任軍委主席的時期內，胡錦濤任總書記、國家主席，實際上，這時，中國形成了「兩個權力中心」。

胡錦濤如果仿照江澤民第三次出任軍委主席，中國將會形成習近平、胡錦濤「兩個權力中心」。一個國家就像大海航行中的巨輪，不容有兩個「舵手」或「兩個權力中心」。在沙皇彼得大帝親政前的俄國，有「兩個權力中心」，一個是彼得大帝，另一個是彼得的異母姐姐索菲亞，一六八九年，索菲亞政變失敗，後來在修道院裡渡過了餘生。

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時期，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形成「兩個權力中心」。一九八九年中國發生「六四」事件，是鄧小平和趙紫陽「兩個權力中心」衝突的結果。

參加理論務虛會，提出廢止終身制

「廢止終身制」這樣一個用語，最早是我在一九七九年「理論務虛會」上提出的。理論務虛會是葉劍英建議召開的，由胡耀邦主持。參加會議的是所謂「理論界」人士，還有新聞界、文藝界人士共一百多人，參加者有于光遠、鄧力群、胡績偉、張光年、黎澍、楊西光、王若水、李洪林、蘇紹智、馮蘭瑞、張顯揚、王貴秀、于浩成、孫長江、郭羅基、阮銘、熊復、吳冷西、張平化、胡繩、呂正操、廖蓋隆、范若愚、溫濟澤等人。

「理論務虛會」是共產黨的黨內會議，我參加務虛會時，剛成為「預備黨員」幾個月。在社會科學院是一名助理研究員，之所以讓我參加會議，主要是在會前三個月《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我寫的「哲學幻想小說」，我訪問了意大利審判伽利略的「宗教法庭」、法國啟蒙時代的「理性法庭」、未來中國的「實踐法庭」。文章長一萬八千字，《光明日報》當時每天出版四版，「三個法庭」一文就占了三版。而且，這篇文章有一段呼籲為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翻案。

在開全體會議時，胡耀邦作了三次講話。會議開了二十多天後停了一個多月，到再開時，各省市的有關人員參加，規模擴大了。鄧小平在閉幕前三天作了一次講話。會議大多數時間是開分組討論會。會議分五個組，每個組都有幾個「凡是派」代表人物，我所在組的「凡是派」人物是胡繩。二月初在分組會上，我作了一個專門談「廢除終身制」的發言，二月四日，就印成一期《簡報》。

我在這次發言中是這樣說的： 「社會主義的實踐表明，領袖在事實上的終身制（名義上沒有規定終身制）往往是造成政治動盪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自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社會經濟制度在世界上誕生以來，這已經成了一種帶有病毒性的政治現象。由於領袖在事實上的終身制的存在，作為社會主義民主制的重要構成部分的選舉、監督、罷免和代表大會制度往往成了一種形式，不能在實際上起到它的作用。所以，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要切實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保持持續的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首要的問題是必 須廢除領袖在事實上的終身制，也就是說，作為執政黨的主席和政府首腦不得終身任職，而應當有一定任期。」 因為當時憲法未設「國家主席」，華國鋒是黨主席和國務院總理，所以，我當時談到是「執政黨的主席和政府首腦」。

務虛會暢所欲言批毛氣氛濃

我之所以敢於這樣大膽講話，完全是「理論務虛會」的良好氣氛造成的。第一天開幕式，胡耀邦報告話聲剛落，周揚就從鄧小平家裡匆匆趕來，傳達鄧的指示：「不要設禁區，不要下禁令」。所以，會上大家暢所欲言，第二天，每個人的發言，不經刪改就印成「簡報」。無論大會小會的發言，每人都可以看到。除了沒有人為劉少奇翻案外，會議上一個個發言列數毛澤東的錯誤，認為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四清、文化大革命，統統是毛澤東左傾路線的產物，造成的冤假錯案，都應該徹底平反。

李洪林的發言《領袖和人民》對我影響很大，他說「不是人民應當忠於領袖，而是領袖應當忠於人民」。我在李洪林講話後，把我前幾年讀《政治學說史》和《世界通史》時有關「專制政體」「立憲政體」「共和政體」的筆記全都拿了出來，寫成了一篇關於「廢除黨和國家最高領導職位事實上的終身制」的發言稿，在會上宣讀。我在發言中談了「共和政體」與「首腦任期制」的關係後說：「如果黨的主席和政府首腦都有一定任期（例如四年或七年，四年連選可以連任一次），同時，還實行一系列保障社會主義共和制的措施，那麼，像林彪「四人幫」這些「現代造神派」（也叫「社會君主派」）借文化大革命搞「造神運動」就不容易了。任何一個新任職的黨的主席和政府首腦，他所考慮的第一件事將不是維護自己的權力和地位，而是在自己的任期內怎樣為黨和人民作出更大貢獻。這時，對領袖的崇拜將轉變為對人民的崇拜。『人民忠於領袖』的原則將被『領袖忠於人民』的原則所代替。」我在簡報上看到于浩成、黎澍都贊同廢除終身制。

介入西單民主牆，鄧力群反對批毛

在理論務虛會上，《人民日報》記者就當時西單「民主牆」的情況為會議提供了一期《簡報》，名為《簡報》，實際上有幾萬字長，詳盡地介紹了當時的各個「民刊」和觀點。《北京之春》是「民刊」之一，籌辦《北京之春》的會議是在社科院後面的「北牌坊胡同」劉萬勇家召開的，因為我寫《四五運動紀實》時訪問事件的參加者而認識王軍濤，籌辦會我也就去參加了。那天，我正好從哲學所內部發行的書中買到一本《布拉格之春》，當討論「刊名」時，我提議為「北京之春」。周為民和王軍濤是《北京之春》的主編和副主編，在文革中與我一起編《長城報》的邵明瑞熟悉北京印刷廠的情況，他幾天內就印好了一期《北京之春》。既然理論務虛會的《簡報》系統介紹了西單「民主牆」，我就毫無顧忌地拿了幾十份《北京之春》發給與會者。七十年代的西單「民主牆」，在北京只有一種「民刊」是鉛印的，也只有一種「民主牆」刊物，進入理論務虛會會場，這就是《北京之春》。我也把「廢止終身制」的發言送給《北京之春》，以筆名全文刊登在《北京之春》 第九期上。

理論務虛會是胡喬木、鄧力群與會議大多數人分歧的開始。會上有人批康生署名（文革前）的文章《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還是黨的同路人？》，鄧力群在《簡報》上發了一封信，說這篇文章是他提議寫、他出的題目，他與許立群合寫，最後由他定稿。鄧力群建議用康生名義發表，康生勉強同意了。鄧力群在這封信中雖然認為「康生問題很多，必須充分揭發。但是，不是他做的事，他不能負責，不能因為他出了問題，就都掛在他的帳上。」

但也正是鄧力群這封信，使大家看清了鄧力群與康生的關係和一貫的政治態度。當會議的多數人興高采烈地「批毛」時，胡喬木、鄧力群卻不高興。鄧力群在前幾年在香港出版的《十二個春秋》裡說，「會開的時間越長，發言越多，離譜的東西就越多。最突出的是王若水，他否定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本人，從毛澤東的個人品質上，要連根拔掉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胡喬木說，「這個會越開越不像樣，這個也否定，那個也否定。歸納起來就是五個否定，即否定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據鄧力群說，鄧小平「看理論務虛會的簡報，越看越看不下去。」

對理論務虛會中的一些激烈批評毛澤東的言論，鄧小平是不滿意的，但因會議開始時他說「不設禁區，不下禁令」，鼓勵大家「解放思想」，他一時找不到藉口制止「批毛」的進一步發展。魏京生在西單牆上貼出了批評鄧小平「獨裁」的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成了鄧小平扭轉政局的一個藉口。在魏京生貼出大字報後四天，魏京生被捕，第二天，鄧小平就在理論務虛會上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從這時開始，中國政治氣候大變，在西單牆上發表批評鄧小平言論的魏京生被抓進監獄，西單牆遭到封閉。

我所在的哲學研究所奉命調查我與貴州「啟蒙社」以及《北京之春》的聯繫，哲學所黨組織決定暫時不給我從「預備黨員」轉正。由於哲學所黨委書記孫耕夫在恢復工作前曾經長期遭受冤屈，他對我的問題，調查了一下，說沒有甚麼問題，就這樣「放」過了我。

胡喬木約見，參加八二憲法討論

胡喬木是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講話的起草人，胡喬木和鄧力群也一直用這「四根大棍」來打擊理論界有影響的人士，特別是王若水、李洪林、于浩成、阮銘、郭羅基、蘇紹智、張顯揚。但到一九八九年初，胡喬木說出了他心底的看法。他說：「四項基本原則站不住，遲早要從憲法上拿下來。」

當時胡喬木是社科院院長。社科院放過我還有一個原因，與鄧小平講了「廢除終身制」有關。一九七九年底（或八○年初），胡喬木的司機到社科院醫務室找我老婆高皋，轉告我，說胡喬木要見我，問我哪天有時間。胡喬木那麼客氣使我奇怪。一天晚上，胡喬木、胡繩和李匯川三人，與我在社科院一號樓談話。實際上，我到今天也不知道他們找我談話為了甚麼。胡喬木問我有甚麼要求，我說，我想從哲學「轉行」政治學，現在參加張友漁領導的政治學研究所的籌備工作，還希望參加憲法修改討論。這次談話，我把新出版的《跨越時代的飛行》一書送給了他們，胡喬木說會請張友漁讓我參與憲法修改討論。

我後來才知道，這時鄧小平剛剛談了「廢止終身制」問題，我也就算「解放」了。由於我為七六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翻案大聲疾呼而加入了共產黨，在八九第二次天安門事件後，我遭到公安部通緝，被開除出了共產黨。

我參加幾次憲法討論會，在社科院內部《要報》上發表了一篇談國家元首、政府首腦與武裝力量統帥權關係的文章，指出，武裝力量統帥權不能由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以外的人單獨掌握。一九八二年五月初，我在《光明日報》的一次討論會上，明確提出，「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央軍委主席的相互關係如何，會對今後的國家政治生活發生影響，需要很好地加以研究。」我談到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和最高國家行政權的實際掌握者相互關係的四種模式，並提出第四種模式「國家元首、政府首腦都無實權，權力集中在另外一些人手中」是「完全不足取的」。這篇發言刊登在五月五日《光明日報》上，題目是《從長遠觀點看憲法》。

龔祥瑞提出學習西方文官制度

這篇文章中，我談了「廢止終身制的兩個含義」，一是「對沒有任期限制的、常任的職務實行退休制」，二是「對某些由選舉產生和因選舉而任命的職務實行『限任制』。對後一類職務，凡是選舉法和選舉制度沒有規定最高年齡限制的，廢止終身制就不是實行退休，而是限定其任期。」籠統講廢止終身制是不確切的，法官就可以實行終身制，文官應當實行「以法律任命」、「無過失不得免職」的原則。

一九八○年，我參與了張友漁籌建中國政治學會的活動，北京大學教授龔祥瑞也積極參與了籌建工作。李慎之、于浩成、陳為典、趙寶煦、許崇德、王滬寧都參與了許多政治學會的籌建工作。龔祥瑞為政治學會成立大會提交了一篇「如何改革中國的幹部制度」的論文。他提出，要學習西方國家的「文官制度」來改革中國的「幹部制度」，也就是實行「文官常任制」，所謂「常任」，就是「按照法律任命」、「無過失不得免職」、「實行良好保障的退休制」。按照龔的說法，中國的「幹部」也要分為「政務官」和「文官」。我因接受了龔祥瑞的看法，才在《光明日報》憲法草案座談會上，講出了「廢止終身制的兩個含義」。

龔祥瑞是李克強的導師。在反右中，龔祥瑞批判他自己的導師錢端升和同學，長期被人瞧不起。在籌備政治學會期間，我多次聽人談起這事。但我發現，在全中國，在政治學會中，當時沒有任何人政治學、法學水平超過龔祥瑞。我所尊敬的張友漁、李慎之，都無法與他相比。「六四」後，我聽說，他完全直起了腰，在北京和各地到處宣揚憲政、法治、自然正義、正當程序等理念。《法學》雜誌主編周恩惠問他，一個法律人最基本的素養是甚麼？龔祥瑞說，首先要有獻身精神：「一個法律人要不怕強權，要敢於維護法的尊嚴，為老百姓伸冤、鳴不平，還要準備遇到各方面壓力。但只要堅持的是真理，成功終歸是屬於你的。」

趙紫陽很了解國外文官制度

張友漁在籌建中國政治學會的同時，也在社科院籌建政治學研究所，我是自己主動到政治學所籌備組工作的。當時，社科院任命各研究所負責人要經過「民意測驗」，我由於在政治學所籌備組全體人員投票中獲最高票，一九八二年，由社科院院長馬洪任命我為政治學所籌備組負責人，後擔任所長。

受龔祥瑞多次談「文官制度」的影響，我在出訪紐約時會見了聯合國技術合作部發展與管理司司長許乃炯，商談如何在北京舉辦「比較文官制度研究班」問題，我從許乃炯處帶回英、美、法、西德、日本、加拿大、瑞典七國文官制度資料，由政治學所全部翻譯成中文並在《國外政治學》上發表。一九八三年四月至六月，政治學所在聯合國技術合作部協助下，在北京舉辦了「比較文官制度研究班」。

一九八六年我到趙紫陽政治改革辦公室工作期間，從趙紫陽的多次談話中感到，他完全瞭解國外「常任文官制」的精髓。鮑彤和我以及政改辦人員，多次與中央組織部討論「幹部制度改革」方案，那時，就是部長尉健行都沒有完全接受「常任文官制」的概念。當中組部仍在按「領導幹部、一般幹部、工勤人員」分類幹部時，趙紫陽在聽取中組部匯報人事制度改革方案時說：

「將來人事制度劃一大槓槓、大制度：選舉產生的，實行任期制；非選舉產生的，實行公務員管理。外國的政治家沒有退休制，而公務員有。我們統統有退休制，這對改變終身制有作用。」趙紫陽把「政治任命」擔任職務的人員與選舉產生的人放在一類，指出這些人不按「公務員」辦法管理。

他說：這些人，「任期完了，還可以做別的，比如國務委員或副總理任期滿了。可以當選省長，中間也可以休息一段。隔一屆，又選上了，也還可以幹。有些人本來是選舉產生的，到屆之後，如有資格，還可以去當公務員。公務員也可以當政務官。」

鄧小平政治改革的總思路

對一個民主國家來說，「虛位元首」（如英國女王）可以終身在位，但掌握最高國家行政權的首腦人物必須實行「限任制」，這是一個國家實行民主的必要條件，但實行了「限任制」並不能自然帶來民主，國家首腦人物的「限任制」與專制政治結合，為爭奪最高權力，一定會形成災難。

文革災難使鄧小平意識到中國要走民主道路，不想在中國恢復傳統的帝制，要讓有幾千年王朝傳統的中國，走出「王朝循環」，使中國成為名副其實的「共和國」。毛岸英的死，使毛澤東無法傳位給兒子。鄧小平有能力做到「傳位給兒子」，他沒有這樣做。他不僅反對「世襲制」，而且明確提出「廢除終身制」。但鄧小平不相信「三權分立」，他錯誤地說「三權鼎立」是「三個政府」。鄧小平八十年代政治改革的核心思想是「廢除終身制」、「黨政分開」、「依法治國」，前提是加強「黨的領導」。趙紫陽十三大報告對這一總思路作了周密的設計。趙紫陽多次強調「政治性任命」和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把這看作是實行「黨政分開」的重要保障。江澤民、胡錦濤完全不瞭解鄧小平政治改革的初衷，他們完全拋開了鄧小平「黨政分開」、「依法治國」的做法，「維穩」踐踏法律，成了「授權作惡」，使社會上各種矛盾全部集中到黨內。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如果執政黨不尊重憲法，長此下去，這個國家的法律就會愈來愈鬆弛，黨和政府的權力不受法律限制，人民的權利不受法律保障，政變、動亂、等待換屆就成了解決危機的出路。嚴格實行「黨政分開」，「政治性任命」使行政部門的權力保持統一，避免了「多頭政治」。「黨政分開」就是執政黨通過掌握政府權力來推行黨的主張，黨的政治局的決策只能通過作為執政黨成員的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和作為黨員的各級政府領導人來執行，政治局和各級黨委就不能凌駕在政府之上，公檢法才能按憲法規定行使自己的職權，「依法治國」才有可能。

胡溫之亂因自私，鄧設軍委成災難

一個大有作為的、傑出的政治家，一定是天下為公、心懷人民。胡錦濤謹小慎微、無所作為，完全是考慮自己太多造成的，溫家寶「說而不行」，只考慮「身後留名」。胡溫的拼音就是「混」，胡溫之亂，就是混亂。鄧小平在一九七五年按自己想法管理國家大事，不怕得罪毛澤東，沒有考慮自己的前途，而是為了扭轉文革後期的混亂局面。在八十年代倡導改革開放、在一九九二年堅持中國要走改革開放的道路，也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中國前途和中國人民。

但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學生運動期間，趙紫陽考慮的是中國前途，而鄧小平考慮的卻是自己。一九八二年憲法，反映了鄧小平「廢除終身制」的思想，但在國家主席和國務院總理外，另設軍委主席，完全是鄧小平的個人考慮。這一點「個人考慮」實際上成了「憲法漏洞」，到一九八九年形成了全國性的大災難。「六四」成了中國當代歷史的分界線，「六四」後，中國雖然堅持了改革開放，但不能像胡耀邦、趙紫陽時期那樣平穩發展，造成了嚴重的「兩極分化」和社會矛盾。

胡耀邦擔任中組部長和總書記期間，文革和文革前的大量冤假錯案得到了平反，習仲勳就是在胡耀邦當選總書記的中央全會期間正式平反的。中國要走出「江胡時代」，需要像文革後走出「文革十年」那樣，從平反「江胡時代」的一切冤假錯案開始，「憲法至上」、「依法治國」、「法治天下」才有可能。 

 (寫於二○一二年十二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