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鄧建立起來的這個清一色黨化社會，沒有黨外，甚至沒有民間。台灣《美麗島》這本黨外的政論刊物生存時間不長，卻激動過美麗島上許多讀者的心，也成為台灣民主化進程中的重要轉折點。

一九七九年八月，台灣《美麗島》雜誌問世時，提出了「培養新生代的生機、建立一個合理社會」的口號，以發行人黃信介名義發表的發刊詞《共同來推動新生代政治運動！》說：

今年是決定我們未來道路和命運的歷史關鍵時刻，動蕩的世局和暗潮洶湧的台灣政治、社會變遷在逼使我們在一個新的世代來臨之前抉擇我們未來的道路。歷史在試煉著我們！⋯⋯

三十年來，國民黨以禁忌、神話隱蔽我們國家社會的許許多多問題，扼殺了我們政治的生機，阻礙了社會的進步。因此，我們認為在這個波瀾壯闊的新世代到來之前，我們必須徹底從禁忌、神話中解脫出來，深入、廣泛地反省、挖掘、思考我們國家社會的種種問題，這有賴於一個新生代政治運動的蓬勃推廣。

《美麗島》雜誌對台灣民主的貢獻

僅僅出了四期，《美麗島》就隨著高雄事件的發生而夭折了，這本民間的政論刊物，在短短幾個月中曾激動過美麗島上許多讀者的心，也成為台灣民主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與此前的《自由中國》、《大學雜誌》、《台灣政論》一脈相承，卻又有不同的時代特徵，這是民間政治力量借助一個小小的刊物的一次集結，這個雜誌龐大的社務委員、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編輯名單幾乎涵蓋了方方面面有代表性的「黨外人士」，其服務處遍及島內各地，蔚成規模。就刊物本身而言，既發表了許多像尤清的《論抵抗權》、呂秀蓮的《談法統》、姚嘉文的《「叛國」論——國不可叛，民不可辱》、《愛國論——有生民之國，自有愛國之民》這樣的文章，也發表費希平、黃信介、康寧祥就政治問題向行政院長提出的質詢，其中第三項質詢是「如何建設民主體制」——

三十年間，台灣由一個傳統的農業社會，轉變為現代化的工業社會。由於人們所得不斷增加，教育日趨普及，因而提高了人民的政治水準，啟發了人民對政治的參與感。在農業社會中，政治的安定依賴傳統的權威意識維繫；在工業社會中，政治的安定必須依賴理性的民主意識維繫。毋庸諱言，由於政府當局未能滿足人民所要求的民主尺度，以至淤積一股政治洪流，使之納入理性化的民主體系，應為今日急待解決的課題。疏導政治洪流，如同大禹治水，必須順其流向引導，不可逆流堵塞，以免造成政治情緒的泛濫，乃至影響整個社會的安定。（《美麗島》第二期）

第三期發表費希平的《限制組黨是否違憲向行政院提出質詢》，他不滿行政院長就黨禁問題作出的答復，提出七點質疑要求院長翔實答復：     

根據民主政治原理，民主國家應有各種意識形態不同的政黨，才能代表各階層的利益，一個政黨無法涵蓋全國人民的願望。在今日世界上，只有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黨，在往日歷史中，只有德國的國社黨與意大利的法西斯黨，才不准意識形態不同的政黨存在。我們自稱為民主法治國家，而這民主法治國家的行政院長，居然宣布禁止意識形態不同的政黨存在，這與獨裁政權又有甚麼區別呢？

為理想社會需要有人高調的爭取

與此同時，一九七九年的大陸也有民主牆運動，魏京生因為在西單民主牆發表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而遭到被捕，民主牆當時雖然沒有被封殺，但民刊、大字報為主要載體的民主牆運動即將告終。表面上看，兩岸民間爭民主的浪潮有很大的相似性，但島上有地方選舉，且部分黨外人士通過選舉已經成為民意代表，有機會直接問政，像費希平他們那樣，即使最敏感的黨禁問題，也可以在立法院提出，並要求行政院長做出答覆，這是兩岸的差距。

即使「美麗島案」，導致大批黨外人士被捕、判刑，也沒有逆轉這一進程。台灣之所以完成和平轉型，固然取決於雷震、殷海光到《美麗島》群體前赴後繼的持續努力，三四十年間，幾代人付出的代價，包括流血、坐牢、失業等常人難以承受的痛苦。一個保障每個人享受正常權利、自由和尊嚴的低調理想社會，需要無數人高調的理想和犧牲去爭取。但是，僅有他們的犧牲和奮鬥，不足以造成這樣巨大的轉型，毫無疑問，國民黨政權的因素不可忽略，正如儲安平早說的，在國民黨統治下自由是「多與少」的問題，在共產黨統治下自由是「有與無」的問題。

當魏京生在《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文中直接指出「人民必須警惕鄧小平蛻化為獨裁者」，「他的行為已表明他要搞的不是民主，他所擁護的也不再是人民的利益，他正在走的是一條騙取人民信任後實行獨裁的道路。」他鋃鐺入獄的命運即已注定。其實，他對鄧還是缺乏足夠的瞭解，鄧不是「蛻化」，也不是「騙取人民的信任後」如何，鄧從來就沒想過要搞民主，也從來沒想過甚麼「人民的利益」，他眼中只有黨主，只有黨的利益，他的命運沉浮、大起大落都是和這個他所栖身的黨綁在一塊的，他是鋼鐵公司也好、綿裡藏針也好，都是為了這個黨，他的身家性命、權力地位也都只有在這個黨機器裡才能實現。

鄧小平心中從來只有黨沒有民主

一九七九年他果斷地抓魏京生，刻畫出「四項基本原則」的底線，一九八六年、一九八七年之交他果斷地拿下胡耀邦，一九八九年他又果斷地口述了「四二六」社論、果斷地下令戒嚴、動用野戰軍來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市民——不是他「蛻化」了，不是此一時、彼一時也，他是一貫的，一九五七年他就是反右運動的一線總指揮，他之深受毛的欣賞不是偶然的，他身上那股子狠勁，他超強的執行力，最關鍵的就是他眼中只有這個黨——一個完全黨化的鄧。

因為一九四九年以來毛、鄧等在泱泱大陸建立起來的這個清一色黨化社會，普天之下莫非黨土，沒有黨外，甚至沒有民間，所以任何有可能觸及黨利益，觸及他們權力神經的舉動都是絕不允許的，要說這個鐵板一塊的社會開始解構，那也是「六四」以後才慢慢真正開始的。

前些天，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藍皮書《二○一三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透露，「八十後」和「九十後」青年對政府不滿較多，近七成人認為自己屬於社會的「下層」或「中下層」。不少網友看到這一消息後表示，豈止八○後、九○後，六○後、七○後也是如此。但是在銅牆鐵壁般的維穩體制之下，即使青年人有這樣那樣的不滿，也很難有公開的表達，這種日復一日的長期壓抑最終會造成甚麼樣不可預測的後果，無人知道。新生代在這樣一個時代往哪裡去？求生存，求溫飽，還能求發展嗎？

一九七九年，《美麗島》雜誌呼喚的合理社會，沒過多少年就在海峽彼岸開始出現，而且一天天朝著更合理的方向演進，那時的新生代如今垂垂老矣。反觀海峽此岸，魏京生們仍流亡海外，歸國無期，而新生代面對的只有無所不在的壓制、壓抑、壓榨和壓迫，前路渺茫，在「拼爹」、「恨爹不成剛」這些新詞、新短語的背後，是一個沒有公平、正義的社會，也是一個不可持續的、不合理的社會，飄蕩在古老中國上空的仍是世襲制的幽靈、血統論的陰魂，任何合理的種子在這裡遭遇的似乎都是僵硬、冰冷的水泥地，沒有可以生長的縫隙，一個合理社會離我們到底還有多遠？我想把這個問號寫在古老的天空上。

二○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